小时候正八经的玩具很少，多数所谓的玩具都是自己琢磨和开发出来的。

    大概是9岁那年暑期，我们这栋楼的暖气管道进行大规模维修，十几个工人连着干了有二十几天。我们这些孩子写完了作业没事干，就把看工人们干活当成了营生。有一天，一位工人在用大锤砸暖气片的时候，大锤的锤把儿突然断了，工人一气之下就把锤头扔到了暖气沟里。几天过去了，那个锤头还躺在那儿，这时我确认工人应该不会要它了，就把锤头捡回了家，并求父亲帮忙给大锤重新装上了锤把儿。锤头的侧面有“8磅”的字样，那应该是锤头的重量。那时家里还烧煤泥，冬天里煤泥冻得像石头，需要用斧子之类的东西往下刨。这年冬天有了这把大锤，我就成了刨煤泥的积极参加者，并以此为乐。大锤在大人们眼里是工具，可在我这个孩子手里却成了颇有分量的玩具。

    这柄大锤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十几年，直到1988年房子动迁，才被卖了废铁。

    牛皮马鞭子的来历和大锤的来历非常相似。那也是一年夏天，我还是在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遇到一队马车从学校前的马路上通过，打头儿的车老板子也许是要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显示一下他的鞭技，连着甩了好几下鞭子，把鞭子甩得“啪！啪！”脆响。可就在甩最后一下的时候，鞭梢一下子挂到了树上。车老子拽了几下也没拽下来，还引来后面几个车老板子的大声哄笑。车老板子使足了力气再去拽时，却拽断了鞭干子，而鞭子部分一弹在树枝上绕了几圈，缠得更紧了。车老子显然不愿意为了一条鞭子去爬树，骂了两句，就用鞭干子赶着车离开了。看热闹的人很快就散去了，我却拉着一个同学仍然在那里看树上的鞭子。同学看懂了我的心思，而他又知道我爬树不太在行，就自告奋勇爬上树取下了鞭子。

    学甩鞭子响费了不少劲，也没少挨自己的鞭子抽，但当自己抽出第一响清脆的鞭子声时，甭说有多美了。这条鞭子玩了好几年，鞭梢儿换了十几次，最后生生把一条纯正的牛皮鞭子抽断了。房子动迁之前，这条已经致残的牛皮鞭子还挂在后院的墙上。

    今年是朝阳建市50周年。在这50年中，后45年我有资格成为见证者。

    在我出生后不到两个月，朝阳市就被中央撤销了。1970年第一次出门，先到沈阳，再到哈尔滨，这两个城市大街上跑着的有轨和无轨电车让我好生羡慕。为什么沈阳和哈尔滨有有轨和无轨电车朝阳却没有？自己“分析”的结果是：沈阳和哈尔滨都叫“市”，而朝阳叫“专区”。“市”和“专区”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有什么区别，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但“市”和“专区”在现代化方面的差别却是自己小时候的一个心结。朝阳什么时候也能叫“市”，这是自己在1984年以前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

    45年前，我出生在俗称“六栋楼”的市直机关家属院。45年过去了，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和我当年出生的地方的平面位移应该不超过5米。小时候的活动范围实在很小，7、8岁前大致以工农兵商店、建筑工程公司、地委幼儿园、工会家属院为限，转盘街、火车站已属“遥远”的地方。有一次为了买做水枪的钢笔囊，我和母亲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步行走到了铁西的凌河商店，那对我来说实实在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足。今天的人民公园在1975年前后好像还是半开放的，记得在天长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同学们有时会相约去那里玩。

    1970年8月开工建设东大桥时，母亲她们这些家庭妇女也在“应征”之列。我作为母亲的“跟屁虫”，自然也要随母亲“出征”。母亲她们的工地在河东，去到工地需要走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桥。我从小胆子就小，走在摇摇晃晃的木桥上两腿就像筛糠，几乎是寸步难移；母亲自顾尚且不暇，根本无力来帮我。就在我们母子俩儿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位路过的工人二话不说就用胳膊把我夹了起来，夹着我走过了木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大城市建设活动，自己都跟着干了啥没记住，只记得这被人夹着过河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地委门前也是两个园子，南边的一个树木茂密，是我们藏猫猫的好地方；北面的一个则被开辟成了农田，种上了地瓜之类的东西。每年地委行政处的叔叔、阿姨们起完了地瓜，这北面的园子就对外开放了。我们进去后，先是要对已经起完地瓜的地进行一番再搜索，称之为“翻地瓜”，然后就是利用翻起的土坷垃进行今天看起来很危险的打土坷垃仗。唐山地震后，这两个园子里都建起了形形色色的“防震棚”，园子开始面目全非。

    局里要买一套投影设备，由于日后这套东西主要是由我们科来用，所以局办公室的同志去政府采购办参加招标时就把我也拉了去，说是帮着参谋参谋。

     早就知道政府采购公开招标之类的事，但参与其中这还是第一次。参加招标的人士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买家，卖家，政府采购办和专家评委。那天到会的买家有3家，卖家13家。临到要开会了，政府采购办的同志才发现专家评委只到了两位，而按规定至少应该有3位专家评委到场。可能是因为这天招标的标的物都不复杂，价值也不太高的缘故，政府采购办的几位同志一商量，就决定由我来充当第三名专家评委。我受宠若惊，没怎么推辞就由后排坐到了前排。我和局办公室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是陪着相亲的叫人家相中了。

     除我们局采购的是投影设备外，其他两家买的都是计算机和显示器。不谦虚地说，把我临时聘为计算机和显示器采购的专家评委实在是慧眼。只可惜，给专家评审的时间非常有限，我的知识和见识根本无从发挥。整个招标过程很简单，两三万元的标的几个卖家的报价上下都差不了几百元，最后3个标的一律都是价钱最低的中标。

    昨天中午在北票吃饭,席间有人讲了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不满两岁的幼童从三楼意外坠落,除脚部轻微骨折外,身体其他部分竟然'发毫无损'!讲述人就是幼童的爷爷,此故事应该不虚。|

    我是无神论者,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之类的妄语玄说,但事实摆在那,总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我想,这名幼童之所以如此幸运,一定是多种对幼童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出现在了同一时刻,冲抵了坠楼给幼童带来的危险。依我有限的知识来分析,应该是不外乎这样几个因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一是当时的风向和风力。对于一个体重只有二十几斤的幼童来说,一股恰逢其时的比较有力度的风可能就是幸免于难的关键。二是幼童当时的穿戴。如果幼童当时恰好穿了一身宽大的衣服,那么这身宽大的衣服在坠落过程中就可能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三是幼童坠落后最先着地的身体部位。据幼童自述,他是肩膀先着地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从高处坠落的人来说,肩膀先着地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肩部的骨结构和肌肉构成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中是最优的，抗冲击能力自然也就最强。

    这位幼童的遭遇实实在在是一种机缘的巧合，就像是芝麻掉进了针眼里。

    一周之内，辈份陡降了两辈儿，着实让我哭笑不得。难道我的相貌真的那么迷惑人？

    周一去一家冷饮店买雪糕,店主是一位至少有六十岁的老者.店主很热情,一边给我拿货,一边对身旁的一个七、八岁小男孩说:快告诉爷爷,今天热不热。待我确定店主所说的“爷爷”就是我时,我想笑,但是没笑出来。和一位花甲老人论成了哥们,真不知道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

    周五我去那家常去的米线店给女儿买米线,接待我的小服务员是新来的,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待我拿着打好包的米线离开时,小服务员的一句“哥,你慢走。”的送客语让我差点儿没哭出来。

    我确实属于那种比较显老的人,面呈苍桑,发疏而白,二十岁像三十岁,四十岁像五十岁;生人总会怀疑我那女儿是我二婚生的。现在我己经开始习惯被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称为“大爷”或是“伯伯”了,但被归入应该是孙儿绕膝的爷字辈,我还是实有不甘。至于被“80后”或是“90后”青年人呼之为“哥”，那实在是羞杀我也。

     我家住在二楼,南窗下有一个楼下邻居'自主开发'的小房。前两年在这小房屋顶与墙壁相交的缝隙里,兀的生出了一棵柳树。尽管长了两三年这棵柳树还是只有大拇指粗细,但见过它的人没人怀疑它的生机勃勃。就是在最干旱的日子里,连续十几天不下雨,这棵柳树也从未显露出枯萎的迹象。

   如今想从我家的南窗举目远望,几乎已经不可能，视线每每都会被高楼挡回,那些在高楼的间隙中仅见的绿树也都是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在这个时候,瞥一眼小房顶上的那棵近在眼前、柳枝拂面的小柳树，就让人感到格外亲切，甚至会有惬意的感觉，如沐绿浴中。

   我们这座城市古称柳城，据说是因为当年城里城外长满了柳树。改革开放之初，大概是为了重现昔日柳城的风采，城市街道两旁、居民小区里普植了许多柳树。一时间，“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的美景成为朝阳城的一个时代标志。可是很快人们就发现，柳树的袅娜固然可爱，但其在春天里飘扬的柳絮着实也让人有些无奈。如今，在朝阳城主要街道的两旁，柳树已经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梧桐、银杏这些更有贵胄之气的新的绿化树，柳树开始被朝阳人淡忘。

   今年春天柳树刚开始返青的时候,有一天,楼下的男主人突然拿着砍刀攀上小房的屋顶,不待我弄明白他想干什么,他已经手起刀落将那棵仅有两三年树龄的小柳树齐根砍断，估计是因为小柳树挡了他们家的光线。此后，我每次站在南窗前，倒在屋顶上的小柳树都会让我的心头有一丝怜惜划过，那样一个顽强的生命被人无情地突然中止了。

    看《誓言无声》时很为故事中洋溢的革命激情和革命坚定性所感动，觉得这部电视剧虽然诞生在21世纪，但其中的情感依然还是那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的。但作为《誓言无声》的续篇，《誓言永恒》在情感上似乎有意与《誓言无声》拉开了距离，一些异化的声音开始充斥其中。

    杜仙萍在到成都后，关于“我们大家都深深地陷入一个谜局当中，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其中的玩偶”的言论，即使在今天，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作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国安全部门的反谍报人员，竟然把自己和同事与上级领导的关系比作“玩偶”和“操控者”，把革命工作中的分工看成是谁利用谁、谁操控谁，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吗？共和国能指望这样的保卫者来保卫吗？这样的保卫者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能够舍生忘死、勇敢向前吗？更可怕的是，面对杜仙萍的近乎“反动”的言论，杜仙萍的师傅、已经在国安领域战斗多年的骆战竟然只以“胡说什么呀”来抵御杜仙萍的“反动”，而其茫然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们：杜仙萍的话显然已经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共鸣。别说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是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个人利益被充分尊重的21世纪，在国安领域我们依然还要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国安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需要以个人利益的付出来换得国家、民族安全的特殊工作。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认可这一点，那你最好远离国安工作！

    现在在影视界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拿那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的故事去反思什么人性、人的价值，质疑为了理想、信念而流血牺牲的意义。我不反对人们在饱暖之后的任何反思，但我鄙视那些对过去岁月里革命英雄主义的再审视，因为今天的人没有这个资格。

     按：侯老师是我家夫人的忘年球友，6月17日突然辞世，享年85岁。本文是我根据夫人的讲述记录而成，权作夫人及我对侯老师他老人家的深深怀念。

    昨天早上起来感觉有些疲劳,不愿意动弹，没去市政府门前打羽毛球。一想到第二天见到侯老师时一定会遭到他的“体育锻炼不坚持经常有什么用？”的“严厉”批评,自己差点笑出声来。中午,一位球友哭着打来电话:侯老师去逝了!什么?！侯老师他……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样一位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老人,怎么会突然就离我们而去了呢?

    在市政府门前经常参加晨练的数百位体育爱好者中,侯老师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同时，也是名气最大、坚持得最好的一位，二十几年，风雨不辍。侯老师退休前是市第二中学的体育教师,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长年坚持体育锻炼的不懈,使他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仍能像青年人一样,在羽毛球这样的大运动量运动中生龙活虎，让许多比他老人家小几十岁的人自叹弗如。

    我认识侯老师已经有好几年了,但与侯老师成为球友还是近一年的事情。最初,我只是侯老师的欣赏者和崇拜者,总是作为观众站在一旁看侯老师打羽毛球。有几次因为侯老师的球友没有来或是提前走了,我才被侯老师勉强临时“征用”。由于我的球技太差,我看得出来,侯老师是强忍着将就我这把手;一旦有其他打得好的球友前来,我往往会被侯老师马上婉言劝退。就这样带带拉拉跟着侯老师打了有八、九个月,我的羽毛球技术终于有了那么六、七分架儿；随着我球技的长进，渐渐的也被侯老师纳入了他的正式球友范围，可以每天和他在一起打球。

    侯老师是那种做事丁是丁卯是卯的人，要求他的球友必须按时准点，不能随意中断。我有几次晨练时没到，再见面时，候老师都会立即提出“批评”，批评我小小年纪缺少恒心。尽管已经八十多岁了，可侯老师还像年轻人一样争强好胜，对比赛中的计分斤斤计较，甚至和“裁判”大吵大闹。我们这些晚辈球友有时虽然也会和他争犟，但一般都会哄着他，让他高兴。前几天,侯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范儿,你的悟性不错,等到明年我可能就打不过你了。

    但这个明年侯老师终究还是没能等到。侯老师，您还记得您的话吗？您的忘年球友还在等着赢您的球啊！

 《誓言无声》的成功，让我们对《誓言永恒》充满了期待，期待这个姊妹篇能够超越，至少应该达到前作的水平。但实际看过《誓言永恒》的朋友都会发现，这个“妹”篇非但没能超越“姊”篇，反而在细节方面漏洞百出，让人觉得作者是在《誓言无声》成功后的勉强创作，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朱学峰刚被绑架时，脚脖子上是砸着脚镣的；可是突然有一天，脚镣不见了，而就在这一天朱学峰逃跑了。这里的漏洞不知道故事本来就是这样讲的，还是后期剪辑时出了问题。赵冰和骆战同时发现了企图破坏铁路的特务，可人高马大的骆战硬是跑不过瘦小枯干的赵冰，瞪着眼睛把赵冰置于与敌特单打独斗搏斗的危险境地。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明明看到赵冰和敌特已经缠打在了一起，可骆战还是隔着飞驰的火车一阵子瞎射击，真不知道他是何等居心。我对爆破之类的事情不太内行，但我非常怀疑把几管炸药“放”在铁路边上引爆就能给铁路造成颠覆性破坏。那个特务这样进行破坏准备时，我都替他着急，这不是典型的敷衍了事吗？赵冰一个人到怀疑对象方舟家了解情况就更离谱了，且不说已经对方舟有所怀疑，就是一般的入户调查，恐怕也不会让一个女同志独自与一个单身男人打交道吧。况且，一个人调查取证好像也不符合调查取证的基本规范。对台湾两个特务机构勾心斗角的描写显得有些小儿科，既不精彩，更缺乏可信度。在罗克己已经被监禁的情况下，罗的儿子罗建成还在岛外大肆活动，这也不太符合国民党喜欢“株连九族”的实际。罗建成几次三番关于“这条线路是安全的”保证语也让人莫名其妙，难道远在香港的他还能控制台湾这边的电话是否被窃听不成？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是因为作者已经习惯了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的生活，于是只好对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信口开河。

 一个故事是不是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细节来决定的，而真实可信的细节在谍战剧中更显重要，因为谍战是智力的较量，智力的高低往往集中体现在事情的细节上。一个在细节上漏洞百出的谍战故事，注定不能算作好故事，《誓言永恒》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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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执政，台海地区的的紧张局势已经得到了很大缓和，两岸政治家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互信也在大幅度的增加。到目前为止，两岸之间的这种可喜变化基本上都是基于经贸关系之上的，经济关系让两岸的心理开始逐步接近。但不可回避的是，政治议题终究会成为两岸政治家无法绕过的议题，而政治问题不解决，台湾问题必将面临许多变数，甚至酿成中华民族的后患。

     从岛内传递出的种种信息来看，即使是最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人，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统一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更乐见两岸目前的这种“不统不独”的状态。可以预见，持这种态度的台湾人会越来越多，并最终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而这种主流民意一旦形成，中国统一在台湾的民意基础也就丧失了，台湾事实上的独立也就不可避免。战争虽然可以阻止台湾的独立，但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毕竟是一场灾难。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乏依靠政治智慧解决政治难题的成功先例，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等。特别是“一国两制”堪称中国智慧的典型范例。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中英两国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也为香港在回归后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原则和变通相结合的处理问题方式，应该同样适用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譬如，在“统”和“独”都分别难以被中国台湾民众和中国大陆民众接受的情况下，联邦制作为一种折衷方式是否可以成为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一把金钥匙？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统一的“中华联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分别作为“中华联邦”的构成主体。在第一阶段，“中华联邦”可以是比较松散的，“联邦”政府的权利可以仅限于国防和外交，其他事物均由“联邦”主体自行处理；原则上，“中华联邦”拥有统一的国防和外交，但“联邦”政府可以视情况赋予所属主体以必要的外交权利。随着“联邦”内两个主体了解、融合的加深，“联邦”政府的权利可以逐步加大，直至达成单一制的统一国家。

    虽然在建立“中华联邦”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如“联邦”议会和政府的产生、两个主体现有军队的整编等等，但只要两岸在建立“中华联邦”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相信凭借中国人的智慧，任何政治难题都可以得到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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