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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给学生讲授日本作家栗良平写的《一碗清汤荞麦面》。备课过程中，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众说纷纭，多有冲突，Rummy要系统考证一番，以正视听。

    《一碗清汤荞麦面》这篇文章最早在中国公开发表，是在1989年的《读者文摘》上。《读者文摘》就是今天的《读者》，因为和美国的《读者文摘》重名，最后被迫改名。在1989年第11期《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一碗清汤荞麦面》的最早版本，作者标注为铃木立夫，译者万德惠。

    紧接着，1990年的《电影·电视·文学》杂志发表了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剧本。作者标注为栗良平。这篇剧本和《读者文摘》发表的小说版本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剧本最末，增加了提示：“1989年5月20日于东京千石”。

    这篇文章的原作者到底是铃木立夫，还是栗良平呢？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87年，在1990年的时候，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在1990年的时候被拍摄成电影，后来由央视六台引进。

    问题仍然是：这篇小说为什么最早被标注为铃木立夫所写呢？Rummy不妨作出以下猜测：1，铃木立夫和栗良平是同一个人；2，如果说铃木立夫和栗良平之一人是小说的原作者，则必有一人抄袭了另一人的作品；3，铃木立夫是小说作者，而栗良平是电影剧本的改编者；4，是最初的翻译者不小心弄错了原作者。上述四种可能，Rummy认为第四种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最早的翻译者万德惠弄错了原作者的名字。铁证是：漓江出版社出版原作者专集的时候，找到原作者，获得了作者作品的中文简体版的授权！这是铁证。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在日本、韩国发生了长久的、广泛的影响，经过中国《读者文摘》的推介，终于被收录到中国初中语文课本上（后来，也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和职专语文课本，这是后话）。Rummy即是在93年上初二时从语文课上最早学的这篇小说，当时老师讲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不过，93年的初二语文课本收录的这篇小说显然不是根据《读者文摘》的译文改编的，而是另有译者，题目变为《一碗阳春面》，译文内容有不少差异。

    那么，《一碗阳春面》和《一碗清汤荞麦面》有哪些差异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清楚荞麦面和阳春面有什么不同。Rummy不知道日本国内的阳春面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风味的阳春面和日本除夕吃的荞麦面肯定不是一种面条。Rummy的结论是：把这篇小说的题目翻译为《一碗阳春面》，是一种错误。原题目是《一杯のかけそば》，意思是“一碗汤面”！

    这种译者擅自更改题目的做法是有渊源的。波斯古典诗人萨迪的诗集《花园》被中国人翻译成《蔷薇园》，原因是《花园》没有诗意，而改成《蔷薇园》，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所以，日本的小说《一碗清汤荞麦面》被翻译成《一碗阳春面》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的”；而日本在除夕之日吃荞麦面的确是他们的风俗，这在小说中是有明确提示的。

    总的来说，无论是《读者文摘》，还是《电影·电视·文学》杂志，都把这篇小说的题目翻译成《一碗清汤荞麦面》，是符合小说实际情况的，是根据小说内容通盘考虑的结果。而初中语文课本翻译成《一碗阳春面》，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也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把日本人除夕之日吃的荞麦面当做中国人意义上的阳春面！

    无论是《读者文摘》也好，还是《电影·电视·文学》，还是初中语文课文，都没有得到原作者的授权。最终得到原作者栗良平授权的简体字版本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一碗清汤荞麦面》，这才是最权威的译本。原因是：这本书、这个译本得到了原作者的授权。问题就这么简单。

    目前，《一碗清汤荞麦面》最流行的译本系统有三个：1，《读者文摘》的译本；2，初中语文课本的译本；3，《电影·电视·文学》的电影剧本。通盘考察三个译本，Rummy发现，《读者文摘》的译本是严格按照1987年发表的小说原作翻译的，而电影剧本则是1990年改编的电影剧本，改编者待考；初中语文课本的译本是专门为收入教材而专门翻译的。

    关于作者的身份还有一个谬误需要澄清：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学习指导与练习（第1册）》第43页称：“栗良平，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极大的谬误，可笑至极！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是川端康成，而不是栗良平，栗良平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本指导书的谬误，已经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师，谬种误传，危害不浅！日本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有：1968年川端康成；1994年大江健三郎。

    还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澄清：Rummy在金乡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说，这篇文章体现了日本战后的经济苦难，是战后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也是可笑至极的说法。这篇小说的日文原作，在开头处有一句话：“この物语は、今から15年ほど前の12月31日、札幌の街にあるそば屋「北海亭」での出来事から始まる”，白纸黑字，明明是写的“15年前”的事情，和日本战后有很么关系。这篇小说写于1987年，15年前即1972年，七十年代的日本已是很发达的国家，进入了高度繁荣的后工业时代，和日本战后的困顿国境已不能同日而语。这篇小说的主题不可从战后这个背景下分析，只能从“家庭的亲情”、“商家的温情”两个角度予以分析，和战后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看法：

    1，《一碗清汤荞麦面》写于1987年，作者是栗良平，小说的开头有“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于15年前”。原题目的意思是“清汤荞麦面”；翻译成《一碗阳春面》，是译者的擅自更改。

    2，1990年，这篇小说被改变成电影剧本。改编者待考。剧本的中文译本发表在同年的《电影·电视·文学》刊物上。剧本对小说原作做了很多修改，是电影语言，而非小说语言，一些能体现时代背景的语句被删除。相对于小说原作，剧本的语言更加流畅，更加注重场景的描写，很适合拍摄。此时，原作者被首次标注为：栗良平。

    3，1989年，中国兰州《读者文摘》（即今日《读者》）杂志，第一次把这篇小说引进中国，译者万德惠是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而非电影剧本；但是原作者被标注为：铃木立夫，这种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待考。

    4，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中学语文课本收录了这篇小说，作者标注为：栗良平。这个译本显然是教材的编写者根据小说原著翻译的，题目被首次改为《一碗阳春面》，这个题目是不符合原著意思的。

    5，目前，这篇小说的中文译本有两个题目：“一碗清汤荞麦面”、“一碗阳春面”。总的来说，前者符合原著精神，而后者是译者的擅自更改。阳春面是中国江南的特色面食，和日本除夕之日吃的荞麦面，有本质的不同。

    6，作者栗良平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者是川端康成。日本国只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参考书纯属谬种误传，危害甚大。

    7，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十分集中的，决不能附会成日本战后的国情。金乡集训时，老师们“日本战后的国情写照”的分析，Rummy不能赞同，并且深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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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套刚刚发行的邮票说起

    今年9月份，我国发行了一套名为《京杭大运河》的邮票，其图案内容分别是：1，北京通州燃灯塔、通运桥；2，天津天后宫、镇海楼教堂；3，聊城山陕会馆、临清舍利塔；4，淮安清江闸、总督漕运衙门；5，扬州文峰塔；6，杭州富义仓、拱宸桥。

    令人遗憾的是，邮票没有选择济宁的名胜。明清时，运河沿岸的城市中，济宁的地位十分重要，为什么大运河邮票没有关注济宁。邮票的第三枚选择了聊城的山陕会馆、临清的舍利塔，而济宁却什么也没有。

    邮票的事咱先放下。先关注一下第五枚邮票中的名胜：扬州文峰塔（附图）。有金乡朋友在博客中写道：“查阅大型工具书得知：中国以文、以峰命名的塔不多，而金乡之塔却能兼有文峰二字。”不知道这位朋友查阅的是什么工具书。塔以“文峰”命名，何止一座，国内至少有数十座之多。文峰塔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何谓文峰塔——“塔在巽峰则文运胜”

    塔是一种从印度传过来的建筑，梵文中读作“窣堵坡”、“浮图”，亦有译为“塔波”、“浮屠”的。俗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意思是说，救人一命的功德，胜过修建一座七层的塔。隋唐之后，开始定名为塔。

    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为佛教服务的同时，开始走向世俗，衍生出了观景塔、风水塔、文峰塔等各种用途的塔。

    文峰塔非专名，是塔的一个门类。从广义讲，文峰塔也是风水塔，是用于祈求文运的，风水上说：“塔在巽峰则文运胜”。巽位在东南方，所以很多地方喜欢在城的东南建塔，以占据风水，祈求文运。

    明中期尤其万历之后，南方修建文峰塔的风习臻于极致，在文运昌盛的苏南浙西地区，不少乡镇都有文峰塔。北方也有文峰塔，但不如南方兴盛。万历年间修文峰塔甚至成为一种风潮。

    仅就Rummy所知，有文峰塔的城市就有：安阳、洛阳、汾阳、宁波、徽州、祁门、钟祥、许昌、扬州、金乡等，这远不是全部，还有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叫文峰塔的，大多建于明万历年间及之后。

    佛塔与文峰塔的关系

   塔的形制从隋唐到明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研究古建的学者，从古塔的艺术风格上能辨析出隋唐、宋、明清几种不同的类属。当年梁思成来兖州考察兴隆塔时就断定：兴隆塔是一座具有明显宋代风貌的砖塔。梁的判断是科学的，他并不否认后世对兴隆塔有过揭底大修，兴隆塔虽然历经大修，仍然保持了明显的宋代风貌，兴隆塔可以判定为宋塔。

    在金乡，与祈求文运相关的建筑文峰塔、魁文楼、文昌阁均相距未远。星湖北岸有文庙，文庙以星湖为泮池，以湖上石桥为泮桥，湖中有魁星楼，湖西有文峰塔，这是何等的吉利！

    既然文峰塔是风水塔，那么文峰塔是否可以和佛塔划清界线，一律判为两类呢？不能。各地的文峰塔和佛塔的关系约略有三类：

    1，以佛塔为文峰塔。即，不再专门建文峰塔，以现有的佛塔当做文峰塔。例如河南安阳的天宁寺塔，乾隆年间彰德知府黄邦宁认为和孔庙相距未远，可以祈求文运而题写了“文峰耸秀”的匾额，此后此塔俗称文峰塔。金乡文峰塔也是这类，先是佛塔，后也被当做祈求文运的风水塔。

    2，先为文峰塔，后和佛陀有了殊胜因缘。目前不少文峰塔里雕刻了佛像，乡人也会去文峰塔下拜祭佛陀。

    3，纯粹的文峰塔，兼做观景塔。这种塔在南方多见，是单纯用于祈求文运的，和佛教没有发生殊胜的因缘。浙江宁海、江西九江两座文峰塔即为此类。

        金乡文峰塔与光善寺及塔

   在金乡文峰塔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光善寺塔”。这块石碑告诉我们，文物工作者把此塔定为光善寺遗物。金乡文峰塔是光善寺塔吗？这是一个貌视简单，实则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来看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万历元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
    乾隆十一年《金乡县志》载:“县治东有塔一座,元至大年修。明嘉靖年僧觉住,重修殿宇”。
    同治元年《金乡县志》（实修于咸丰）载：“光善寺，城隍庙东，俗呼大寺，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

    “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是同一个位置吗？如果能找到一幅同治年间的城区地图，问题就简单了，仅靠Rummy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无法做出“城隍庙东”和“县治东”是同一位置的判断。但是，同治版县志又说“有古塔，所谓文峰摩空者也”，仅凭这句能做出文峰塔就是光善寺塔的结论吗？可以的。同治距离今天不过百余年，如果“古塔”和“文峰摩空者”并非一塔，必会各有遗迹且在文献中体现，然则文峰塔必为光善寺塔。

     下面分析一下史料，看看光善寺和塔的基本情况。

     万历元年版《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未详创始。有塔九层。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元至大四年重修”是指塔，还是指寺呢？根据该卷通例判断，“元至大四年重修”的是寺，而非塔。

    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载：“光善寺 在县治东。有塔九级。未详创始。嘉靖四十年重修。”于慎行弃“元至大四年重修，永乐元年修成，成化十五年增修”这段话不用而只用“嘉靖四十年重修”这个判语，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光善寺到嘉靖四十年已彻底毁弃，而又重新修建的呢？仅凭这现有史料无法做出判断，Rummy仍然谨慎的认为在嘉靖四十年的时候，此寺仍有，但已残破不堪，于是“重修”。

    即，万历元年、二十四年的《兖州府志》，均表明“有塔、有寺”。问题是：府志对塔的判语只有一句：“有塔九层（级）”，并没有对塔的历史做出明确的说明。在二十四年府志中，甚至对寺的渊源都未加详细说明，只说：“嘉靖四十年重修”。

    这座塔的渊源能追溯的更早吗？

    金乡县文峰塔并非始建唐代

    当代人编《金乡县志》载：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当代县志的编写者是如何判定此塔为唐朝遗物呢？依据仅是民国三年立的一块石碑，此碑镶嵌在塔内，碑文曰：“按邑乘所载，是塔建于唐贞观四年，迄今千有余岁，风雨侵蚀，基址剥落，爰集同城商绅募大钱一百二十千有奇，粗为补修，俾以不朽云。民国三年阴历甲寅三月溯日记。铁笔王泮水。”

    碑文中判定为唐塔的依据是“邑乘”。“邑乘”者，地方志也。那么此方志又是什么方志？不详。会不会是乾隆版、同治版《金乡县志》呢？查乾隆版《金乡县志》、同治版《金乡县志》，均无“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的说法。

    于是，我们见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记录光善寺塔为“唐塔”的史料，全都不早于民国！记录此塔为唐塔的民国史料又只有这块石碑，而这石碑依据的却是根本找不到“邑乘”！

    退一步说，假设有这本“邑乘”（方志），也不能消解上面遇到的尴尬。因为即便找到这本“邑乘”，我们也会沿着这本“邑乘”提供的线索继续追索下去，而这条线索只能追溯到《兖州府志》，再往上就无法追索了。

    当代人编写、出版于1996年的《金乡县志》说：“位于金乡县城中心，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年），亦称光善寺塔。文峰塔系砖石结构，石台底座，砖砌八角形十三层楼阁式建筑，顶为铁质葫芦型，高49.3米。”

    当代人何以得出这些结论？连对史料进行最起码的甄别都没有，仅凭附会和臆想，不讲学术规范，不讲逻辑规则，就胡乱得出了这些根本靠不住的结论。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居然搞不清楚塔是十三层，还是九层。等找到一张拍摄于1937年的老照片的时候，这种疑惑才消歇。照片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金乡文峰塔是九层，而非十三层。

     还有一条伪证需要反拨。有论者称在塔的三层的“佛龛内镶嵌有开元4年铭文的石浮雕佛像”。哎，见过说谎的，没见过这么说谎的。哪来的什么“有开元4年铭文的石浮雕佛像”？不会是指那个民国三年的石碑吧？作伪到了这个份上，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塔就在那里，你爬上去看看好了。咱再退一步说，即便有这么个佛像，就能证明是唐塔吗？前世的浮雕，后世收集来嵌入，可以不？

         话说到这里，结论十分明了了，即：1，说金乡文峰塔是唐塔，缺乏充分的理据，是后代人没有详加考证，臆想附会的说法；2，对此塔最权威的记录是两套万里版《兖州府志》，府志之前，此塔无载；3，民国之前的史料中从未有过“光善寺塔”“建于唐贞观四年”的说话；4，清朝编写的《金乡县志》对此塔的记载，和《兖州府志》并无冲突，从明府志到清县志是先后承接的，但和“建于唐贞观四年”毫无关涉；5，塔里所嵌石碑载“是塔建于唐贞观四年”，为民国新说，此之前绝无此种说法；6，1996年出版的《金乡县志》仅依据民国三年的这块石碑，就敢断言此塔建于唐朝，有违学术规则、逻辑规则。

    那么，金乡文峰塔又建于何时呢？

      金乡文峰塔建于何时呢？史料告诉了如下信息：1，在万历年间，有光善寺，寺中有塔，塔高九级；2，万历版《兖州府志》认为，“此寺至大重修，万历修成，成化增修，嘉靖又重修“；3，万历年间，此寺有塔，但塔的历史无载；4，直到咸丰末，依然有塔。

     我们面临这样几个问题：1，至大时重修寺庙时，是否同修此塔？如果至大时始修，是否和寺一样，永乐修成；如果此时未修，是否在成化时增修？2，嘉靖重修寺院时，此塔是否才开始修建，如果以前已经修好，此时是否进行了揭底大修？3，万历之后，直到乾隆间，再到同治间，此塔被揭底大修过？

    很遗憾，上述问题我们全部没法确切回答。我们真的没法确知此塔修建的年代吗？是的，我们无法从史料中推知此塔修建的确切年代。

     怎么办？这只能借助古塔的风格来推断了。风格是抽象、模糊的归类，除非有明确的区别性特征，否则仅靠风格的厘分，是不能确认修建年代的。

     文峰塔有明确的区别性特征吗？有的。文峰塔具有明显的明清风格，和唐塔迥然不同，也和宋塔有较大的差异。

     古塔的时代风格是一个大话题，如果说唐塔和宋塔之间、宋塔和明清塔之间有“过渡风格”，那么唐塔和明清塔之间的风格差异还是巨大的。关于古塔艺术风格的话题，容后细说。

    下面提出Rummy的看法，这些看法仅仅是一组有待商榷的观点——

     1，文峰塔可能修建于元至大四年到明朝永乐元年之间；2，文峰塔也可能修建于成化十五年；3，此塔也可能是嘉靖四十年重修寺院是增修的，抑或此时经行了揭底大修；4，上述三个观点必有一个成立；5，嘉靖四十年，此塔可能进行过揭底大修，使得此塔最终具备了明显的明朝风貌，并保持到今天；6，万历后，此塔虽经多次维修，但艺术面貌未大变。

    说说民国三年文峰塔大修的情况    

    民国三年，

    未完待续——有空了继续研究

文峰塔旧貌。据说在1937年日军进攻金乡时，日军炮火让它损失了塔顶。亦有当地老者对Rummy讲：当年刘邓部发动鲁西南战役时，晋冀鲁豫解放军的炮火摧毁了塔的上几层，此说待考。照片作者失考。

    我们驱车四十余里，赴羊山镇参观了鲁西南战役烈士陵园（纪念馆）。羊山，原名阳山，有东中西三峰，中峰最高，三峰连绵，其状如羊，俗谓羊山。东峰高仅数十米，其西、北两麓因开采石材，已成峭壁。羊山中锋、西峰，经常年开采，已成深谷，即羊山地质公园所在。兖州的嵫山亦遭此劫难，嵫山原有东、西两峰，现在西峰已成深谷。人力之伟，由此可见一斑。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原为羊山战役烈士陵园，原仅有一（碑）塔、两亭。后来增建了陈列大厅、碑亭等附属建筑，均为仿古风格。陵园内，有加农炮、歼6战斗机、苏式坦克各一。

    北门原为开采石头形成的峭壁，现在建筑了高架阶梯，阶梯下正在建设一处广场。南门正对陈列大厅，为陵园正门，正在建设中。西门可通往羊山地质公园。东门为原来的正门，从东门入，需要购买5元的门票，其它三门不需门票，可直接进入，无人拦阻。我们五人从东门入，购买了四张门票。

    陈列大厅内，有很多珍贵的图片，有战斗形势地图三幅，很有参考价值。在陵园的西墙内，是烈士墓地，墓碑上有烈士们的职务和姓名，多为营级以上军官。在鲁西南战役中，据说“我军阵亡五千余指战员”，大部分烈士的姓名职务已不可考。临走前，我独自一人来到烈士墓前，向烈士们行拱手礼致敬。

    此次出游，坐的是邱老师的车，门票由苗姐购买，受人恩惠，永不敢忘怀。我们先看看一幅珍贵的老照片。为了找这幅老照片，Rummy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从这幅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三处建筑：纪念石碑（石塔）一座，六角亭、四方亭各一座。下面我们先看看它们今天是什么样子。

老照片正中的建筑：革命烈士纪念塔。现在已经覆盖上了汉白玉石材，基座四面镶嵌了浮雕。

老照片中左边的四方亭，现在已经修葺一新。

“威震鲁豫”六角亭。“威震鲁豫”四个字，是谁所写？谁能告诉我。

新修的碑亭，里边陈列的石碑，多为解放军将领为鲁西南战役所作的题词，亦有一些文化名人的题词，值得一看。在碑亭尽头，即可看到烈士们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