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下雪了，雪是从2008年1月11日晚下起的，那天正是三九的第三天，陕西有句民谚：“三九三，冻破砖”，是说这一天极尽寒冷。12日夜，大雪飘了一整夜，13日一大早出门，看眼前的世界一片素白，屋顶是白的，路面是白的，路边停着的各色汽车全都被雪包成了白色，院子当中的花园也变成了一座玉树琼林。
    走在环城林里，随处可见一对对、一群群踏雪、赏雪、玩雪的人，尽享着雪中的乐趣，几个小朋友在雪中打滚，大人用DV录下了嬉戏的童真，几位MM堆起雪人，用照相机留下了雪人与美人的倩影，一串又一串欢笑迭起，把喜悦传给了树丛，传给了城墙，传给了赏雪的人，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雪的世界洁白无瑕，饱含有孩童般的纯真，雪的世界晶莹剔透，饱含有玉人般的皎洁。人们喜爱雪，给雪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人们往往以自己的视角欣赏雪，于是雪便有了多种多样的韵味。
    “瑞雪兆丰年”，农家喜雪是寄托来年的好收成；“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诗家喜雪是因雪中那份飘逸的诗情；“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将军看雪却从中看

    冬至是节气，冬至又是节日。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被列为节日的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清明。由此可见古人对冬至的重视。
    作为节气，冬至是按天体运行规律划分的，古称“日短”、“日短至”。冬至这天，太阳位于黄经270度，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
    作为节日，冬至节由来已久。殷周时期，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日。冬至节就近似于今天的春节。后来实施夏历，冬至一直排在二十四节气的首位，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称之为“亚岁”。《汉书》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 《晋书》上记载：“魏晋则冬至日受方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献岁之旦。” 这两段记载证明了古人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旧五代史》（晋书）中说，后晋少帝石重贵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十二月下诏书曰：“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得行极刑。如有已断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后施行。”冬至这天是不能行极刑的，即使是“已断下文案”，也要过了冬至，次日施行，也就是不能在冬至这天杀人，过节的日子不宜见血光。根

    中国的第一份报纸是《邸报》，2000多年前出现在当时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晚清以后，中国的报业发展加快，各地都出现了地方性的报纸，西安也创办了不少地方性的报纸。我收集了手头所能找到的资料，将1896年到1946年间西安创刊的报纸整理如下，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一定有遗漏的，还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给予补充和修正。

    《秦中书局汇报》，西安第一张报纸，1896年（光绪22年）创办，月刊。1898年停刊。主编吴迁锡。1896年4月，陕西布政使樊增祥购置西安市第一台铅字印刷机，开办秦中书局。
    《广通报》，西安最早的民办报纸，1897年（光绪23年）创办，半月刊，木刻印刷。戊戌变法失败后停刊。创办人阎培棠、毛昌杰、王执中。转载外省报刊的时论文章和时闻报道，宣传维新。
    《秦中官报》，1904年（光绪30年）创办。官报订有英国路透社电讯稿，是西安最早登载外国电讯的报纸。1908年改名为《陕西官报》，1909年停刊。
    《关中

    28日福彩双色球开奖，甘肃一彩民独揽一亿元巨奖。消息传出，招来一片质疑声，福彩中心不得不出面解释：此次中奖“没有任何作弊嫌疑”。此前，陕西一农民拍摄的华南虎照片引来一片质疑，时至今日，已演化成一出旷日持久的泡沫剧。
    相信这两件事最终必然会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而这两件事所表达出的那种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诚信度的关注，值得人们深切的反思。不容忽视的是，现在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越来越多，越来越盛，怀疑买了假货，怀疑书是盗版，怀疑房子面积缩水……，人们似乎对任何事情都要先打个问号，“这是真的吗？”
    诚然，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推动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其核心是不轻信，正如董必武说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其思维基础是科学的实证和理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怀疑不是出于科学的论证，而是一种盲目的不信任的猜度，这种不信任感的极度蔓延，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怀疑精神应该大张旗鼓的鼓励，但如果抽去怀疑精神的科学内涵，就变成了不信任，导致怀疑一切

    一个倔强的“钉子户”，最终让广州地铁五号线改变了文冲站的施工方式，将明挖改为暗挖。地铁公司称这是“将施工风险留给了自己”，同时也使工期严重滞后。而面对保留下来的孤独小楼，“钉子户”亦言“斗到现在，我觉得我是输了”。（《南方都市报》11月28日）
    修地铁，无疑是造福公众的好事；维护私人财产，无疑是依法维权的好事。可为什么这两件好事碰在一起，却会出现“双输”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对法律执行层面的考量，也有对个人处事方式的反思。
    这件事的内核是公共利益和私权撞击，从这个层面上思考，此事当是《物权权》实施后值得关注的一个案例，也许正因为它是第一例，所以具有更多的示范效应。
    首先，从广州地铁公司的角度看，修建地铁绝对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物权法》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对位于施工场地内的民房实施拆迁是有法可依，而且广州地铁公司还开出了相应的赔偿条件。
    其次，对要被拆迁的陆秀华一家来说，维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