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帕经常面临的困境就是“剂末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你吃同样的药太久了，渐渐地不起作用啦，这时候需要进行适当的增加药量，或者调整药品。

我的病史已18年，没做DBS手术。调药前用药为：上午9点西莱美1片，金刚烷脘1片，盐酸普拉克索（齐舒宁0.25mg）2片，维生素E1粒。下午4点半西莱美和金刚烷脘减半，盐酸普拉克索（国产0.25mg）2片，维生素E1粒。

离开烟台是5月29日，乘坐6:27的火车往上海，这是往回走的节奏，30日上午到达上海西站。找到了小毅干妈的儿子施小华--一个正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小伙子。他那天有事，正好不在上海，但叫人帮我们安排在部队招待所的一套高级套房，套房的三室一厅，可以住六七个人，仅有我们俩住太浪费。

5月25日13:00离开天津溏沽，第二天上午8点到达大连，由于我们又安排了当天晚上7点的船去山东烟台，所以在大连只有白天一整天的时间。30年前的大连除了海滩等自然景区外，也没什么大建设，因此，我们只玩了星海公园，具体游玩的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还好有三张相片为证。

5月21日上午11点半到达北京。到北京后住成了问题，贵的住不起，便宜的都报客满。30年前还没有手机，更谈不上订房软件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北池子大街的演出公司招待所，这还是85年我带文化系统老干部到北京旅游住过的，这是一个半地下室的招待所，非常简陋，但当时北京招待所的条件就是这样，能给住就是最大的幸福。

5月17日下午乘火车从成都往西安，次日（18日）上午8点到达西安，又是坐夜车，幸好上车补了卧铺票，可以睡一觉。

到达西安，按照也兄给的地址，找到了其姐，借住她家。姐姐借给我们两辆自行车，我们当天即游玩了碑林和大雁塔。

5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乘火车往成都，晚上9点就到达成都，住进组织部招待所。当年的组织部招待所是一栋很不错的高楼，大概有20多层，全是招待所，普通的房间两张床一间，每张床一天收费仅20元，非常好的住宿环境，关键还对外开放，换成现在你门都进不去。

30年前的重庆与福建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那时候，一方面是东西部的差别，另一方面重庆还不是直辖市，还归属于四川省管辖呢，又是一座山城，交通极为不便。

记得在重庆下船时，面对的是几百个高高的台阶要上行，正在思索着怎样“爬”上去，这时候迎来了一大群的“棒-棒-军”，用自带的棒棒帮我们的行李挑上去，要价才0.5元，这么便宜的劳动力，可见重庆当时的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