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

作者不详

    1945年8月25日午后，一架美军运输机顺利降落在太行军区的长宁机场。消息传回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一次飞行，却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

毛泽东的非常之计

    自1943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奉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日战争局势迅速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决心针锋相对，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拿起武器，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在此形势下，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尽快返回前线，但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近800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于运深回忆：8月25日下午，毛泽东震怒，突然召开会议。林彪走后叶群才知道，立即调车追。车还没停稳，叶群就急着下车，一屁股坐到地上，腿也擦伤了，庐山会议后半截她一直卧床。叶群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看来叶群对汪东兴是真心实意，她感谢汪东兴给她“通风报信”。（采访林彪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而她却没有想一想，汪东兴是个什么人物。

    因为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叶群想方设法与他拉关系。汪东兴胃大出血，子女当兵，叶群都跑前跑后，汪东兴也非常感激，甚至还发几句牢骚，谁都不管他的死活，只有叶主任关心。当然他是出自真心还是姜太公钓鱼，叶群并没有分辩，因为叶群需要汪东兴的“情报”。叶群的目的很明确，她需要汪东兴源源不断地报告“小道消息”，以便掌握毛泽东的动向，别让林彪犯“错误”。林彪的原则是“紧

那么一个极有威信、富于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就是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了，若干负责人锒铛入狱，许多在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了40余年，可是现在细想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无限惆怅。任何政党都可能犯错误，但关键是能否改正错误。今天，我们的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庄严宣布，再也不折腾了！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愿历史不再重演。

    “文革”初期，毛泽东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夺取现存体制权力之后，民众的狂热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派系武斗也形成规模。毛泽东此时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打倒，必须重新整肃党政和社会秩序，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借助参与控制行政权力的军队为主导，镇压了红卫兵等造反力量以及所谓阶级敌人。其方式是一边放手发动民众，任由民众乱打乱杀，一边有组织地发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韩庆余被留在毛家湾，但长期不得好“烟”抽。他是代表中央警卫局负责林彪住房地的警卫工作的，但在警卫业务上很少有发言权。根据叶群的摆布，他只能做两件事：一件是参加“警卫值班”。在林彪住地的隔院，设了一个“警卫值班室”。参加值班的除韩庆余外，还有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两名警卫参谋，论职责和资历，这个值班室应推以韩庆余为首，但由于已经规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制约，所以实际上成了互相监视。所谓“值班”，最经常的业务是听电话，只要不发生意外重大情况，也没多少事可做。另一件是林彪坐车外出时，韩庆余要和另外几名警卫人员坐“随卫”车跟在后面，以防不测。至于其它，他是不得过问的。

    林彪、叶群开口闭口不离“突出主席”，“紧跟主席”，但对一个当初曾在主席身边工作、后来又到毛家湾负责警卫工作的韩庆余，却一直百般防范，戒心重重（舒云按：是叶群防，而不是林彪。林彪一向不管杂事）。

    韩庆余，原是8341部队司令部警卫科科长，后提为副参谋长。1966年8月，

潜渡强袭的作战方针确定后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在湛江附近的硇洲岛起渡，又到海南岛东侧赤水港地区实行登陆，期间有300多里的航行距离，能否达到突然奔袭的作战目的？这个问号，当时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作战问题，是偷渡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我在林彪身边工作时，常看到林彪在军用地图前面长时间的考虑问题，他对问题的深思熟虑，对我做好参谋工作有很深的影响。多年参谋工作的锻炼，也使我在决定问题时，从不靠拍脑袋，从不靠感情用事随意决定，而是把作战决定建立在周密的思考和精确的计算上。

    1月13日，军党委发出了“为打到海南岛，创造渡海作战英雄与英雄连队”的指示，号召全军“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战斗任务”，“发扬高度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运用渡海战术，实行船自为战，大胆渡海进攻”，“发扬高度的积极性、责任感、创造性，紧急完成渡海准备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纪律，团结人民，团结全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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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害死人。1958年，我们国家农业确实是丰收了，是解放以来最好的年成。那么粮食又哪里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条：一是没有收起来，地里粮食长得好，但是颗粒还家之类的口号连说都没有人说了，头脑发热，认为粮食吃不了，据事后推算，全国掉在地里的粮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开吃吃掉了，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开肚皮吃饭，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饲料粮过多，用粮食喂猪，喂大牲口，是普遍现象，家禽则根本不愁没有吃的，这三条都是“人祸”问题了。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究竟多少，这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从中央到公社的会计都是“丰收”二字。1959年全国粮食就减产了，但究竟减到什么程度，也是神仙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浮夸风、假话风害死人。

    1962年吉林省进入夏锄的时候，只锄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进行了。因为农民没有口粮，必须自己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过灾荒。在周总理的办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1000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粮区，锄第二遍草，有的锄第三遍，今

    林彪事件谜团多多，大多谜团其实本来不应该是谜团，完全是没有把九一三事件当成案件侦查造成的。案审十年，官方始终从有罪推定出发，按邓“宜粗不宜细”原则，给林彪定死了罪名。

    有位蒋小儿沿袭有罪推定，坐在屋子里幸灾乐祸地认为：“当事人已死，怎么调查呢？问林豆豆她父亲跟她怎么谈心的？问林办秘书首长怎么向他们交心的？问警卫部队林副主席的心理动向他们掌握了吗？”“舒云倒是一口死咬林彪不反毛，她难道亲自采访过林彪，有林彪内心真正想法的证据？请问，该怎么调查？”

    难道人死了就可以胡说八道吗？

    当事人死了，案件不会“死”！

    如果把九一三事件作成一个大案来办，就应该启动侦查程序。首先要调查林彪的言行，林彪的一举一动都有不止一双眼睛看着。最后查林彪是怎样上车的？现场一共打了

    在华北组，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严重分歧，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承认犯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这使其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他开始酝酿更换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当时政治领导体制是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系统，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党务。毛泽东决心要剥夺刘周邓集团之权，采取的是“剥笋”策略，他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及中宣部，这就是他开始频说这些机构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是“阎王殿”的原因。

    回到北京后，通过与机关大院老人的接触，使我获益非浅。他们一生低调，大院的老同志有的少年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有的解放前是洋学堂的大学生，有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奋勇杀敌，为新中国的成立流过鲜血。但是，他们从来不讲自己的经历，不摆自己的功劳，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在“反右”、“文革”以及各种运动中,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但他们从不抱怨自己的委屈，仍然凭着良知和高度的党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