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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丁夫-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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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象征与生命简史

——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札记

 

该文刊发上海巜书城》杂志2017年12期

 敬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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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 《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翼人对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续跃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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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象征与生命简史

——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札记

 该文刊发上海巜书城》2017年12期

 敬文东(中央民大教授、文学批评家)

1

 

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 《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翼人对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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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阿尔丁夫-翼人在百位文化名家书《黄金诗篇》作品展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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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昆仑》封面 人物:杨佴旻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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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百年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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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象征与生命简史

——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札记

 

该文刊发上海巜书城》杂志2017年12期

 敬文东

1

 

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 《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翼人对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续跃迁的过程中,生命表现出不断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亦即生命的恒向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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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选定一些符号作为原始象征,来表示独特的生命感受、创造意向和世界感。这种原始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比如向上耸立升腾的哥特式建筑,体现的是西方人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在埃及文化中,这种原始象征则是由石头构筑、用平整的石墙围起的向前延伸的“道路”,表明埃及人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在一个有节奏的连续空间中,将生命向前延展到世界中。紧接着,斯宾格勒信心满满地认为华夏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徜徉于他的世界”,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走向神祇或祖先的墓地。宗白华的看法既可以纠正斯氏的偏见,又可以拓展斯氏的睿智:中国人独特的原始象征空间是“以大观小之法”描绘的山水画。中国人并非定点透视或一望无边,而是萦回委曲、绸缪往复;中国人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中国人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淌着的气韵生动。这种不同的原始象征形式,表征的是各民族处理有限与无限之关系,寻求超越性的不同方式。这两位哲人的判断,想必会得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认可:“潜隐在言语和语言的全部发展背后的观察形式 ,总要表达出独特的精神特质,即思想和领悟的特别方式。语言从未简单地指称对象,指陈事物本身;它总是在指称源发自心灵的自发活动的概念。”潜藏在语言和空间符号之后的,是独特的心灵和精神;语言和空间符号会烙上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因而,如果要去探索一种文化的特异性,可以从这种文化贡献出的原始象征中找到索解之途。在哲人们建立起来的宏阔视野中,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写作的意义,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有效地思考。这位长期生活在青海循化,处于汉、藏和伊斯兰文化交汇处,又用汉语写作诗歌的撒拉人,能为汉语带来何种新鲜独特的经验,送给汉语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有别于蜿蜒在树林阡陌间的溪流,翼人诗歌中的河流奔腾于辽阔的天地之间。 《沉船》一开篇便是:“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视界开阔、明朗,音响沉稳。河流穿梭于高山峡谷,两岸散落着承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遗迹,具有多重精神脾性。它受制于地球重力的牵引,不得不紧紧贴近大地;它受到天空的魅惑,受到白云和雄鹰的鼓动,对辽阔自由的上方保持着向往。河流被禁锢在固定的河床上,但河水又能在河道上自由地奔腾涌动。河流的流逝,寓示着时间之悠忽;河流始于遥远地带的神秘源头和未知的远方归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则又分明表示着时间的无涯无际。拥有强大力量的河流,时常爆发残暴凶悍的一面,为人类带来灾难;但它又拥有温柔的母性,孕育了人类文明,成为人类精神的母体。河流的这种多重特性,塑造了身处其中的感受主体的情感结构、世界观和方向感。置身于这条河流中的主体,内部充溢着种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和情绪,如人的自由追求与历史、自然的压抑,原始生命力与理性精神,狂放的激情与深邃的沉思,命运难测带来的漂泊无定感与生命的矢志向前的意志力等等。《沉船》中各种交错混响的声音,正得力于此。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几经迁徙, 长期处于流动性的生存状态中,这种历史记忆积淀为一种在流徙不定中坚韧不拔的民族心理和情感结构,正好与河流的上述特征相印合。受伊斯兰文化中两世并举的生命观的陶冶,令撒拉族人在今世艰辛修行,又对彼岸保持虔诚的信仰。这种由宗教塑造的心理结构,也在河流标识的此岸与彼岸的形象中,得到了完好的体现。

伊斯兰宗教文化很可能并不直接构成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和监督,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世俗世界之后,构成世俗生活的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头,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这种精神结构渗透到翼人的情感结构中,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为纯正的汉语操持者所陌生。《沉船》能很好地证明:翼人既能在各种形态的生命和事物中感受到欢腾动感的一面,又能意识到其中不稳定的一面,乃以永恒作标准,使用一种忧伤的目光打量这些短暂的事物;而另一方面,生命和事物欢腾动感的力之呈现,其实是以各自的方式向着永恒的方向迫近,诗人又乐于用一种欣悦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短暂性——这是神对人的恩赐。阿尔丁夫/翼人的观物方式正处在这两种目光的叠加中;叠加的效果,则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观看事物向着永恒运动着的动态过程。与汉文化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心性”修行作为内在超越的方式迥然有异,阿尔丁夫-翼人在《沉船》中呈现的精神,则是承认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存在着的界限,让生命始终处于通往彼岸更高本体之道途。在持续追求的过程中,一个不断行动着的刚健的主体形象便凸显出来,其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与汉文化的“以静制动”,“以静观动”不同, 而呈现出“以动观动”的特性。《沉船》一开篇,就摆明了这个诗学立场;而这种生命感和观物方式投射在《沉船》中,又体现为两个基本声部的交替回响:一种是生命与事物飞扬着的喧腾的声音,另一种是潜藏在底部的内敛沉静的声音,亦即源自生命本体的声音。但更重要或更根本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如何在各种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倾听到来自本体的声音。《沉船》卷首引用了帕斯(Octavio Paz)的诗句:“我在寻觅一个瞬间/奔驰的闪电河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不用说,变化流淌的水里蕴藏着本源性、神秘性的生命本体的声音。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水的本源性有着敏锐的揭示:“水也有非直接之声。自然界响彻着本体的回声。有生命之物相互呼应着,模仿着本原的声音。在各种本原中,水是‘声音’最忠实的镜子”。对本源性的水的声音的倾听,由水而起的物质想象,激发了阿尔丁夫/翼人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念的流动。这种本源性的声音贯穿于整个《沉船》,成为《沉船》浑厚而沉潜的低音部,以流动性和一致性将整个《沉船》整合起来,具有了声音结构方面的整一性。

《沉船》从水元素中倾听到的本源声音,呈现出的是世界复魅的状态。“在整个现代世界,自然事物从神话元素、从身体能够感知并表达于语言层面的质地,逐渐变成了可供分析的物质元素,从活生生的语汇变成了元素周期表。从神话学语言到化学符号,自然元素失去了其表征功能,甚至也在逐渐失去其形象。”当自然的灵性维度在现代科技话语的拆解下消失殆尽时,阿尔丁夫-翼人从河流和水流声中倾听生命的本源性的声音,在自然的物质性元素中发现生命的力量,这是朝向生命和自然本源的一次回溯,它保存了语言与自然灵性相互激发的那部分能量,保存了语言对生命和事物的无限性和神秘性的感知和命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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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河流是阿尔丁夫-翼人用以感知和描述本民族心灵形式的原始象征,《沉船》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船”,则是翼人为自己找到的生命征象。

  当一艘船只涉入河流,准备开始其航程时,一般而言,便与生死命题短兵相接了。在不驯的河流中,在浩瀚的时间之涯中,生命渺小如一叶扁舟,短暂如蜉蝣。生命如何应对这种自然和时间带来的挑战?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类在自身历史上某个特别的神秘时刻(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以各自的智力和个性,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应答:“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映照,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雅氏所谓的“轴心突破”,是在世界的视野内,对四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超越性方式的判断。作为某种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个体,也需要在某个神秘的时刻,让个体生命融入到民族文化传统中,让自我意识从朦胧到清醒,觉知到自己在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找到自己超越性的内在源泉, 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一次“轴心突破”。 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沉船》可以被视作翼人个人生命史上的一次“轴心突破”。

  在长诗的开端,阿尔丁夫-翼人表达了人和自然相互陌异的经验,“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人和自然不能相互指认,生命状如“搁浅的船只”,尚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那般唤醒了意识,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了民族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记忆”;投向了民族的源头,感受到族群及个体生命在宇宙自然中艰难创生的过程。“看/我们诞生了/诞生的阵痛/惊动了大朵的流云……”翼人经由想象和追忆,参与到世界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认领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位置,化解了生命在洪荒宇宙间不知其所自的迷茫和恐惧,并开始从“永恒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独立的沉思,开始重新走向与世界,永恒的人性和神性存在相融合的道路”。

与生命的诞生一同来到的,正是它的同卵双生兄弟——生命的有限性。 “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生命的走向/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知何时来临而终会降临的死亡,触发了诗人不可消解的忧愁和恐惧。但宗教信仰带来了救赎:“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 “莫若说河的主人以河流的走向/结伴而行谢下悲壮的一幕/又一次赢得太阳的礼赞……”高高在上的太阳,神圣的肯定性力量,为生命带来了些微拯救的曙光。依据此世的修行表现,生命有可能在一场劫火的审判之后,上升至永恒的乐园。一种更高的精神态势和本体的召唤力量,赐予了天地之间的行人以再次出征的勇气

  在初步领受了生、死问题之后,一个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则是,人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追求度过自己的现世生命,如何从自我的囿限中挣脱而出,达到开阔的境地。为此,阿尔丁夫-翼人再次回溯到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我当依然是我/ 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诗人感受到 “我”的个体生命与族群的同胞有着同样的诞生源头,“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跋涉,与自己的族群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源头和价值追求,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们并将永远属于你/世界流动的山脉/星辰敞开的心扉 ”。“我们”被伟大的造物主召唤,聚集在一起,朝向神秘的“灵地”进发:“在向往幸福的途中彼此相爱/或许这是一场伟大的创举或不幸的怜悯/在各自的脚踝上足见其条条美纹/欧亚大陆有我们无数永恒的亲人/而我只是其中一员/或是一块相似的灵地”。生命在与群体节奏一致的行动中,体会到一种最高的满足。恰如闻一多所言:“最高的满足,是感觉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个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个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

翼人在生命和诗歌文本的双重跋涉中,沿途留下了足迹作为旅途艰辛的证明。这些足迹体现在《沉船》中的人称变换和诗人的视界拓展中。在长诗《沉船》中,可以寻绎出两条人称变化的线索,一条是无人称——我——我们;另外一条是他们——你们——我们。人称表征着主体的位置意识,人称关系则表征着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条人称变换线索表征着“我”从宇宙自然中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又重新回归宇宙自然,和万物一体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表征的,是“我”和族群成员的关系,逐渐从互为陌异的他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视界其实是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境界的一个外在表征。翼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追溯和领悟,生命求奋进的要求中,不断突破自我的囿限,迈向开阔的生命境界,从搁浅在河底的沉船,慢慢成长为航行在河流上朝大陆腹地挺进的巨轮。

生命在重要时刻遭遇的生、死、爱等命题的困惑与突围,是《沉船》的关键性节点,于这些节点处蓄积着的张力和搏斗着的力量,是《沉船》中形象序列和主题展开的内驱力。这也是长诗中涌现出诸多自我突破的动作,呈现出结构的动态美的内在依据。这动态结构犹如一条磅礴流动的河流,它是诗人流动的诗思的呈现,也是诗人不断行动着的主体精神的一种赋形和表征。

至此,《沉船》的内部结构清晰地显现出来。它是一部个体生命背靠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和宗教信仰,在生死和爱的历险中,艰难向前挺进的航行,是主体精神不断强健,生命境界不断升级的心灵记录,这正是沉船航行在河流上的精神要义。这首长诗的建基和持续推动力,基于强健的主体精神,不断艰辛跋涉的行动激情,对彼岸世界的虔诚信仰,基于一种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言的朝向某一个自己无法达到的高处的方向感,并坚信自己所信仰的力量就源自那个高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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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的诗歌语言充满动态美和力量感。阅读《沉船》像是聆听一部交响乐,多个声部相互叠加,混合着人间、自然和超自然界的多重声音(掠过星空的蝉鸣声,船队结对过河的声音,爆裂的马蹄声,撕破长空的黑狼的嚎叫,拨响生活的原野之狂欢,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河流运行而映照在星空中的回声,向着不断增高的大陆挺进的我的粗犷声,内心奔涌的意念和震颤,自远古时期流传而来的歌谣等等声音)。众多的声音,都统一融合于一种朝向更高的本体声音和精神态势的迫切追求中。

  翼人的情感结构和感受方式,接续了撒拉民族自神话和传说中积淀的原始神话思维的特性,“头顶灿烂的星空/象脱胎的婴儿刚一落地/嘴角便挂满殷红的血/是每棵青草露珠闪闪/抑或是我们的脚踝/触击沉默的土地/竹简走向深渊/一跃而起/便成为大山的子孙……”诗句和词语充满原始的神秘感,动态美和力量感。在原始思维中,词语命名事物时,因声音和事物的天然浑成,词与物的先天同一性,词语天然带有一种丰沛的神秘力量。恰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在原始人那里,“思和说”,“心和舌”有着紧密的相关性,语言是感觉经验的凝聚,负载着说出感觉事物时的全部力量。翼人保有的原始思维的特性,是其诗歌语言呈现出充沛力量的原因之一。

  翼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接通,对伊斯兰教义的信仰,奠基于个体生命的真切感受。因为有了个人丰富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注入,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肉身化了,显得可感可触。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间感受的渺小感,生命力被自然和历史遮蔽的创伤,诗人皈依于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体验到超验状态的精神迷狂,生命感受到的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为词语加入了矢量,强化了词语的力量,使词语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符合的组合,而具有及肉和及神的能量,如《沉船》中出现的“乐园”,“生活的原野”,“灵地”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根性词语,因翼人的独特运用,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沉船》的超越性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力量和质地。

  《沉船》写于1990年代初期,若将它放在汉语长诗写作的序列中来看也是饶有兴味的。比之稍早的海子的长诗写作,移植异域的精神文化,建构了一种精神主体和长诗结构,因为缺乏本土经验土壤的给养而丧失了持续生长的能力。当今的诸多长诗创作,基于所谓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虽宣称对历史、当下的时代处境和现实经验有深切的涵括,却沉浸于制造词语的欢乐,陷入词语游戏的迷雾中;或者缺乏深厚的心性底盘作根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精神立场,过于滑向现实经验,呈现出主体中空的疲态。翼人的长诗创作,背靠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建基于强烈的生命本体意识,又有足够敏锐的语言意识和能力,对本己的经验进行赋形,他持续的长诗写作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构成了一种不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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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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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 《沉船》建基于一个双重结构: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挖掘;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源于对生、死、自由等基本命题的困惑,翼人触摸到了自己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汇点,找到了进入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基点和入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则为翼人的追问提供了丰厚的情感和思想支撑,增强了他面对生命本体问题时的底气与胸襟,开拓了诗人的心灵视界和生命境界。“河流”是翼人对本民族原始象征的观照,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流变中追求永恒,在具体的生命形态中探寻本质性的生命元素。而在河流上航行的“沉船”,则是翼人为个体生命书写的生命进阶简史。首先是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艰难地诞生,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之间的位置;其次是突破对死亡的认知囿限,意识到生命须在此世坚苦跋涉的修行,死后依凭虔诚的宗教信仰,升入到彼世安宁的家园中;最后是融入民族共同体中,在爱的感召下和族群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繁衍。在持续跃迁的过程中,生命表现出不断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亦即生命的恒向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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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选定一些符号作为原始象征,来表示独特的生命感受、创造意向和世界感。这种原始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比如向上耸立升腾的哥特式建筑,体现的是西方人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在埃及文化中,这种原始象征则是由石头构筑、用平整的石墙围起的向前延伸的“道路”,表明埃及人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在一个有节奏的连续空间中,将生命向前延展到世界中。紧接着,斯宾格勒信心满满地认为华夏文明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徜徉于他的世界”,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走向神祇或祖先的墓地。宗白华的看法既可以纠正斯氏的偏见,又可以拓展斯氏的睿智:中国人独特的原始象征空间是“以大观小之法”描绘的山水画。中国人并非定点透视或一望无边,而是萦回委曲、绸缪往复;中国人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的时空合一体,中国人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淌着的气韵生动。这种不同的原始象征形式,表征的是各民族处理有限与无限之关系,寻求超越性的不同方式。这两位哲人的判断,想必会得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认可:“潜隐在言语和语言的全部发展背后的观察形式 ,总要表达出独特的精神特质,即思想和领悟的特别方式。语言从未简单地指称对象,指陈事物本身;它总是在指称源发自心灵的自发活动的概念。”潜藏在语言和空间符号之后的,是独特的心灵和精神;语言和空间符号会烙上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因而,如果要去探索一种文化的特异性,可以从这种文化贡献出的原始象征中找到索解之途。在哲人们建立起来的宏阔视野中,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写作的意义,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有效地思考。这位长期生活在青海循化,处于汉、藏和伊斯兰文化交汇处,又用汉语写作诗歌的撒拉人,能为汉语带来何种新鲜独特的经验,送给汉语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有别于蜿蜒在树林阡陌间的溪流,翼人诗歌中的河流奔腾于辽阔的天地之间。 《沉船》一开篇便是:“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视界开阔、明朗,音响沉稳。河流穿梭于高山峡谷,两岸散落着承载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遗迹,具有多重精神脾性。它受制于地球重力的牵引,不得不紧紧贴近大地;它受到天空的魅惑,受到白云和雄鹰的鼓动,对辽阔自由的上方保持着向往。河流被禁锢在固定的河床上,但河水又能在河道上自由地奔腾涌动。河流的流逝,寓示着时间之悠忽;河流始于遥远地带的神秘源头和未知的远方归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则又分明表示着时间的无涯无际。拥有强大力量的河流,时常爆发残暴凶悍的一面,为人类带来灾难;但它又拥有温柔的母性,孕育了人类文明,成为人类精神的母体。河流的这种多重特性,塑造了身处其中的感受主体的情感结构、世界观和方向感。置身于这条河流中的主体,内部充溢着种种相反相成的因素和情绪,如人的自由追求与历史、自然的压抑,原始生命力与理性精神,狂放的激情与深邃的沉思,命运难测带来的漂泊无定感与生命的矢志向前的意志力等等。《沉船》中各种交错混响的声音,正得力于此。撒拉族在历史上曾几经迁徙, 长期处于流动性的生存状态中,这种历史记忆积淀为一种在流徙不定中坚韧不拔的民族心理和情感结构,正好与河流的上述特征相印合。受伊斯兰文化中两世并举的生命观的陶冶,令撒拉族人在今世艰辛修行,又对彼岸保持虔诚的信仰。这种由宗教塑造的心理结构,也在河流标识的此岸与彼岸的形象中,得到了完好的体现。

伊斯兰宗教文化很可能并不直接构成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和监督,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世俗世界之后,构成世俗生活的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头,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这种精神结构渗透到翼人的情感结构中,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为纯正的汉语操持者所陌生。《沉船》能很好地证明:翼人既能在各种形态的生命和事物中感受到欢腾动感的一面,又能意识到其中不稳定的一面,乃以永恒作标准,使用一种忧伤的目光打量这些短暂的事物;而另一方面,生命和事物欢腾动感的力之呈现,其实是以各自的方式向着永恒的方向迫近,诗人又乐于用一种欣悦的眼光,看待事物的短暂性——这是神对人的恩赐。阿尔丁夫/翼人的观物方式正处在这两种目光的叠加中;叠加的效果,则是以一种动态的眼光观看事物向着永恒运动着的动态过程。与汉文化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心性”修行作为内在超越的方式迥然有异,阿尔丁夫-翼人在《沉船》中呈现的精神,则是承认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存在着的界限,让生命始终处于通往彼岸更高本体之道途。在持续追求的过程中,一个不断行动着的刚健的主体形象便凸显出来,其生命感和体物方式与汉文化的“以静制动”,“以静观动”不同, 而呈现出“以动观动”的特性。《沉船》一开篇,就摆明了这个诗学立场;而这种生命感和观物方式投射在《沉船》中,又体现为两个基本声部的交替回响:一种是生命与事物飞扬着的喧腾的声音,另一种是潜藏在底部的内敛沉静的声音,亦即源自生命本体的声音。但更重要或更根本的是,阿尔丁夫-翼人如何在各种具体的声音形态中倾听到来自本体的声音。《沉船》卷首引用了帕斯(Octavio Paz)的诗句:“我在寻觅一个瞬间/奔驰的闪电河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不用说,变化流淌的水里蕴藏着本源性、神秘性的生命本体的声音。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水的本源性有着敏锐的揭示:“水也有非直接之声。自然界响彻着本体的回声。有生命之物相互呼应着,模仿着本原的声音。在各种本原中,水是‘声音’最忠实的镜子”。对本源性的水的声音的倾听,由水而起的物质想象,激发了阿尔丁夫/翼人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和生命意念的流动。这种本源性的声音贯穿于整个《沉船》,成为《沉船》浑厚而沉潜的低音部,以流动性和一致性将整个《沉船》整合起来,具有了声音结构方面的整一性。

《沉船》从水元素中倾听到的本源声音,呈现出的是世界复魅的状态。“在整个现代世界,自然事物从神话元素、从身体能够感知并表达于语言层面的质地,逐渐变成了可供分析的物质元素,从活生生的语汇变成了元素周期表。从神话学语言到化学符号,自然元素失去了其表征功能,甚至也在逐渐失去其形象。”当自然的灵性维度在现代科技话语的拆解下消失殆尽时,阿尔丁夫-翼人从河流和水流声中倾听生命的本源性的声音,在自然的物质性元素中发现生命的力量,这是朝向生命和自然本源的一次回溯,它保存了语言与自然灵性相互激发的那部分能量,保存了语言对生命和事物的无限性和神秘性的感知和命名能力。

3

如果说,河流是阿尔丁夫-翼人用以感知和描述本民族心灵形式的原始象征,《沉船》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船”,则是翼人为自己找到的生命征象。

  当一艘船只涉入河流,准备开始其航程时,一般而言,便与生死命题短兵相接了。在不驯的河流中,在浩瀚的时间之涯中,生命渺小如一叶扁舟,短暂如蜉蝣。生命如何应对这种自然和时间带来的挑战?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人类在自身历史上某个特别的神秘时刻(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以各自的智力和个性,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应答:“人证明自己能够在内心中与整个宇宙相映照,他从自己的生命中发现了可以将自我提升到超乎个体和世界的内在根源。”雅氏所谓的“轴心突破”,是在世界的视野内,对四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超越性方式的判断。作为某种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个体,也需要在某个神秘的时刻,让个体生命融入到民族文化传统中,让自我意识从朦胧到清醒,觉知到自己在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位置,找到自己超越性的内在源泉, 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一次“轴心突破”。 在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沉船》可以被视作翼人个人生命史上的一次“轴心突破”。

  在长诗的开端,阿尔丁夫-翼人表达了人和自然相互陌异的经验,“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人和自然不能相互指认,生命状如“搁浅的船只”,尚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那般唤醒了意识,随后,诗人将目光投向了民族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记忆”;投向了民族的源头,感受到族群及个体生命在宇宙自然中艰难创生的过程。“看/我们诞生了/诞生的阵痛/惊动了大朵的流云……”翼人经由想象和追忆,参与到世界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认领了个体生命在宇宙间的位置,化解了生命在洪荒宇宙间不知其所自的迷茫和恐惧,并开始从“永恒的角度对生命的意义做出独立的沉思,开始重新走向与世界,永恒的人性和神性存在相融合的道路”。

与生命的诞生一同来到的,正是它的同卵双生兄弟——生命的有限性。 “而我们短暂的一生,只不过是这存在的/一种例外”,“生命的走向/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生命的有限性和不知何时来临而终会降临的死亡,触发了诗人不可消解的忧愁和恐惧。但宗教信仰带来了救赎:“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 “莫若说河的主人以河流的走向/结伴而行谢下悲壮的一幕/又一次赢得太阳的礼赞……”高高在上的太阳,神圣的肯定性力量,为生命带来了些微拯救的曙光。依据此世的修行表现,生命有可能在一场劫火的审判之后,上升至永恒的乐园。一种更高的精神态势和本体的召唤力量,赐予了天地之间的行人以再次出征的勇气

  在初步领受了生、死问题之后,一个更为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则是,人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追求度过自己的现世生命,如何从自我的囿限中挣脱而出,达到开阔的境地。为此,阿尔丁夫-翼人再次回溯到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我当依然是我/ 岂能画地为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诗人感受到 “我”的个体生命与族群的同胞有着同样的诞生源头,“我”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跋涉,与自己的族群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源头和价值追求,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们并将永远属于你/世界流动的山脉/星辰敞开的心扉 ”。“我们”被伟大的造物主召唤,聚集在一起,朝向神秘的“灵地”进发:“在向往幸福的途中彼此相爱/或许这是一场伟大的创举或不幸的怜悯/在各自的脚踝上足见其条条美纹/欧亚大陆有我们无数永恒的亲人/而我只是其中一员/或是一块相似的灵地”。生命在与群体节奏一致的行动中,体会到一种最高的满足。恰如闻一多所言:“最高的满足,是感觉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个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个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

翼人在生命和诗歌文本的双重跋涉中,沿途留下了足迹作为旅途艰辛的证明。这些足迹体现在《沉船》中的人称变换和诗人的视界拓展中。在长诗《沉船》中,可以寻绎出两条人称变化的线索,一条是无人称——我——我们;另外一条是他们——你们——我们。人称表征着主体的位置意识,人称关系则表征着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条人称变换线索表征着“我”从宇宙自然中挣脱出来,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又重新回归宇宙自然,和万物一体的过程;另外一条线索表征的,是“我”和族群成员的关系,逐渐从互为陌异的他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视界其实是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境界的一个外在表征。翼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追溯和领悟,生命求奋进的要求中,不断突破自我的囿限,迈向开阔的生命境界,从搁浅在河底的沉船,慢慢成长为航行在河流上朝大陆腹地挺进的巨轮。

生命在重要时刻遭遇的生、死、爱等命题的困惑与突围,是《沉船》的关键性节点,于这些节点处蓄积着的张力和搏斗着的力量,是《沉船》中形象序列和主题展开的内驱力。这也是长诗中涌现出诸多自我突破的动作,呈现出结构的动态美的内在依据。这动态结构犹如一条磅礴流动的河流,它是诗人流动的诗思的呈现,也是诗人不断行动着的主体精神的一种赋形和表征。

至此,《沉船》的内部结构清晰地显现出来。它是一部个体生命背靠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和宗教信仰,在生死和爱的历险中,艰难向前挺进的航行,是主体精神不断强健,生命境界不断升级的心灵记录,这正是沉船航行在河流上的精神要义。这首长诗的建基和持续推动力,基于强健的主体精神,不断艰辛跋涉的行动激情,对彼岸世界的虔诚信仰,基于一种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所言的朝向某一个自己无法达到的高处的方向感,并坚信自己所信仰的力量就源自那个高处 。

 

4

  

《沉船》的诗歌语言充满动态美和力量感。阅读《沉船》像是聆听一部交响乐,多个声部相互叠加,混合着人间、自然和超自然界的多重声音(掠过星空的蝉鸣声,船队结对过河的声音,爆裂的马蹄声,撕破长空的黑狼的嚎叫,拨响生活的原野之狂欢,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河流运行而映照在星空中的回声,向着不断增高的大陆挺进的我的粗犷声,内心奔涌的意念和震颤,自远古时期流传而来的歌谣等等声音)。众多的声音,都统一融合于一种朝向更高的本体声音和精神态势的迫切追求中。

  翼人的情感结构和感受方式,接续了撒拉民族自神话和传说中积淀的原始神话思维的特性,“头顶灿烂的星空/象脱胎的婴儿刚一落地/嘴角便挂满殷红的血/是每棵青草露珠闪闪/抑或是我们的脚踝/触击沉默的土地/竹简走向深渊/一跃而起/便成为大山的子孙……”诗句和词语充满原始的神秘感,动态美和力量感。在原始思维中,词语命名事物时,因声音和事物的天然浑成,词与物的先天同一性,词语天然带有一种丰沛的神秘力量。恰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在原始人那里,“思和说”,“心和舌”有着紧密的相关性,语言是感觉经验的凝聚,负载着说出感觉事物时的全部力量。翼人保有的原始思维的特性,是其诗歌语言呈现出充沛力量的原因之一。

  翼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接通,对伊斯兰教义的信仰,奠基于个体生命的真切感受。因为有了个人丰富细微的情绪和情感体验的注入,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肉身化了,显得可感可触。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间感受的渺小感,生命力被自然和历史遮蔽的创伤,诗人皈依于宗教的虔诚和热情,体验到超验状态的精神迷狂,生命感受到的向前和向上的方向感,为词语加入了矢量,强化了词语的力量,使词语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符合的组合,而具有及肉和及神的能量,如《沉船》中出现的“乐园”,“生活的原野”,“灵地”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根性词语,因翼人的独特运用,而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沉船》的超越性拥有了值得信赖的力量和质地。

  《沉船》写于1990年代初期,若将它放在汉语长诗写作的序列中来看也是饶有兴味的。比之稍早的海子的长诗写作,移植异域的精神文化,建构了一种精神主体和长诗结构,因为缺乏本土经验土壤的给养而丧失了持续生长的能力。当今的诸多长诗创作,基于所谓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虽宣称对历史、当下的时代处境和现实经验有深切的涵括,却沉浸于制造词语的欢乐,陷入词语游戏的迷雾中;或者缺乏深厚的心性底盘作根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精神立场,过于滑向现实经验,呈现出主体中空的疲态。翼人的长诗创作,背靠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建基于强烈的生命本体意识,又有足够敏锐的语言意识和能力,对本己的经验进行赋形,他持续的长诗写作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构成了一种不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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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阿尔丁夫-翼人在百位文化名家书《黄金诗篇》作品展前留影

阿姨尔丁夫翼人与陈忠实

陈忠实先生书写的巜黄金诗篇》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17

阿尔丁夫-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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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昆仑》封面 人物:杨佴旻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全国百位文化名家书《黄金诗篇》作品展”入选作品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大昆仑》主编:阿尔丁夫-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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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百年评选揭晓


中国新诗百年评选揭晓
 
  李永才/文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诗歌品牌刊物《关雎爱情诗》等联合主办“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于2017年10月18日揭晓。
 
  2017年是中国新诗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以胡适的《蝴蝶》开启了中国诗歌新的先河,也竖起了里程碑。从而使得新诗走上了中国的文学舞台,发出了耀目的光芒。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关雎》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先河;《蝴蝶》开启了中国新诗的先河,两首诗歌都是爱情诗,从《关雎》到《蝴蝶》,绵延了中国几千年的诗脉,这两首爱情诗是中国诗歌的引擎。
 
  为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展现中国新诗百年来的伟大成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诗歌品牌刊物《关雎爱情诗》与我国最早建立的权威新诗研究机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创下了中国新诗的三个第一: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新诗研究的学术机构,第一家培养现代诗学博士、硕士的教育机构,第一家独立建制的新诗研究机构)等联合举办“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活动。
 
  “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活动从2016年7月开始,至2017年10月18日陆续揭晓。参评对象为新诗一百年来,全球所有华语新诗诗人,包括: 中国当代诗人、海外及港澳台诗人、现代诗人。
 
  诗作评选活动由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著名诗评家,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诗刊》前主编叶延滨;著名诗评家、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荣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吕进;著名诗人、诗评家、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晓雪;著名诗人、解放军出版社前副社长、《华夏诗报》执行总编辑峭岩担任总顾问。由著名诗评家谢冕、吕进、晓雪以及著名诗人、光明日报出版社《关雎爱情诗》主编吴传玖少将;著名诗评家、鲁迅文学奖评委、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蒋登科;著名诗评家、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温远辉担任评委会主任。
 
  这次诗作评选活动是中国新诗百年来的一次最大型的评选活动,回望百年,展望中国诗歌未来,具有时代丰碑的意义。活动评选出“终身成就奖”、“杰出成就奖”、“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百位最具实力诗人”、“百位最 具活力诗人”、“百位最具潜力诗人”、“百位网络最给力诗人”等七大奖项。其中“终身成就奖”、“杰出成就奖”由评委会直接评选。“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面向新诗百年来的现代诗人及当代诗人,“百位最具实力诗人”、“百位最具活力诗人”、“百位最具潜力诗人”、“百位网络最给力诗人”面对当下广大诗人,采取网络公众投票及评委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各类奖项如下:
 
  一、“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新诗百年终身成就奖(排名不分先后)
 
  胡适 郭沫若 何其芳 闻一多 徐志摩 戴望舒 李金发 刘大白 冯至 艾青 臧克家 郭小川 贺敬之 冰心洛夫(中国台湾)郑愁予(中国台湾) 余光中(中国台湾) 汪静之 卞之琳 殷夫 严辰 陈敬容方敬 鲁藜 辛笛 穆旦 袁水拍 刘半农 林庚 林徽因 胡风 阮章竞 苏金伞 宗白华 康白情 彭燕郊 邹荻帆 蔡其矫 沙鸥 曾卓 张志民 绿原 雁翼 严阵 流沙河 柯仲平 田间 李季 闻捷 公刘 光未然 公木 田汉 柯岩 魏巍 李瑛 屠岸
 
  二、“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新诗百年杰出贡献奖(排名不分先后)
 
  白桦 邵燕祥 吉狄马加〔彝族〕 晓雪(白族) 北岛 顾城 舒婷 叶延滨 高洪波 雷抒雁 韩作荣 郑敏 席慕蓉(中国台湾) 陆棨 粱上泉 昌耀 傅天琳 张永枚 查干〔蒙古族〕朱增泉 峭岩 石英 程步涛 周良沛 周涛 李松涛 李琦 汪国真 李小雨 牛汉〔蒙古族〕 痖弦〔中国台湾〕吴岸(马來西亚)野曼 犁青〔中国香港〕周纲 唐祈 唐湜 陈梦家 杜运燮 韦其麟(壮族) 黄亚洲 纪弦(中国台湾) 俞平伯 郭风 杨匡满 叶文福 成幼殊 文晓村(中国台湾)周梦蝶(中国台湾)
 
  三、“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排名不分先后)
 
  海子 欧阳江河 辛茹 林雪 刘向东 大解 赵丽宏 徐敬亚 潞潞 郁葱 冉庄 马萧萧 洪三泰 郭晓晔 曹宇翔 简明 阎安 龚学敏 刘立云 石祥 喻晓 木斧(回族) 宗仁发 谢克强 梁平 海男 李元胜 曾凡华 李发模 杨晓民 娜夜(满族) 沈苇 西川 于坚 雷平阳 李少君 王久辛 谭仲池 车延高 荣荣 梁小斌 胡红拴 方明(法国) 商震 曲有源 杨克 桑恒昌 王家新 杨牧〔大陆) 程维 铁衣甫江(维吾尔族) 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高 深(回族)马瑞麟(回族)包玉堂(仫佬族) 汪承栋(土家族)黄怒波 张诗剑(中国香港)刘湛秋 寇宗鄂 哲(朝鲜族) 纪学 柏铭久 南永前(朝鲜族)叶维廉(美国) 牧(中国台湾) 傅天虹(中国香港) 蔡丽双(中国香港) 绿蒂(中国台湾) 食指 云鹤(菲律宾)张新泉 杨炼 张永权 吴琪拉达(彝族) 汪玉良(东乡族)石太瑞(苗族)阿尔丁夫·翼人(撒拉族) 康朗甩(傣族) 郭曰方 张 庞 张 烨 罗继仁 唐大同 石天河 李钢 王尓碑 李耕 耿林莽 许淇 郑玲 晓凡 彭邦桢(美) 张错(美国)马新朝 李老乡 饶阶巴桑(藏族)伊丹才让(藏族)
 
  四、“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排名不分先后)

 
  北塔 康桥 王童 高凯 赵丽华 郁笛 匡文留 梁尔源 韩东 陈先发 胡弦 林凯旋 余秀华 冉冉 张学梦 谷未黄 徐国强 董培伦 翟永明 叶玉琳 何小竹(苗族) 萨仁图娅 柏桦 丘树宏 姚辉 伊沙 冉仲景 金铃子 黄礼孩 朵渔 赵晓梦 流泉 阿尔泰(蒙古族) 张春燕 张子影 蒋德均 胡笳 卢辉 赵福君 唐德亮 柯健君 李海洲 纪宇 张庆和 丫丫 颜石 鲁若迪基(普米族)灵焚 安琪 丁慨然 刘年 周庆荣 杨志学 王妍丁 岳洪治 潇潇 爱斐儿 大卫 洪烛 祁人 绿島 黄殿琴 唐成茂 蒋德明 黄惠波 黄劲松 蔡启发 巴彦布〔蒙古族〕王立世 申万仓 王竞成 周苍林 胡世宗 谌虹颖 盘妙彬 刘业勇 陈松叶 刘笑伟 霍竹山 王学忠 刘清泉 李建华 三色堇 孙晓杰 温青 李尚朝 郑劲松 敕勒川 王文海 姚彬 舒洁(蒙古族)翟见前 李春林 李永才 罗门(中国台湾)羊令野(中国台湾) 林子(中国香港) 姚风(中国澳门) 曾心(泰国)
 
  五、“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新诗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诗人(排名不分先后)

 
  奚家坤 李建军 郝随穗 何真宗 玉兔莎 郑群 罗玉玲 康湘民 吉方君 古剑 项美静(中国台湾)田斌 安娟英 祝相宽 李炳智 姜华 包容冰 徐晓思 唐力 晓弦 李利维 樊银生 刘西英 郭宗忠 蓝帆 十品 崔荣德 胡庆军 詹黎平 阵风 林火火 蔡诗峰 度母洛妃 胡松夏 尹才干 陈福钢 董振国 艾叶 墨菊 解志忠 邱群 唐刚 陈颉 郭明 林师 汪明松 黄治文 雪花儿 三斤 唐和耀张树宽 白羽依 邹定(缅甸)梅山子 冯干劲 俞小明 马淑琴 吴文茹 那狼容若 李明月 高作余 夏寒 陈泉辛 何雪峰 钟明 瑞箫 胡平 贾文华 郑中顺 戈三同 王国干 周起 王清玉 李艳 李群芳 晚枫 彭林家 袁同飞 林忠成 于迅 大刀李征 翟相秋 周松万 宋光明 连占斗 王安平 堆雪 曾蒙 林杰荣 李枝能 李景超 韩簌簌 黑马 何永飞(白族)马丽芳(回族)赵振王(彝族) 密英文(傈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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