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的生与死 (阅303次)

     桑克

　　题目早就有了，一直拖到现在，风事雨事，诸如此类。总之是耽搁了，没有辩护的余地。力冈先生去世的时候，心里着实动了一下，尤其看到有关报道引用了自己的谢语，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一是觉得自己受了不该受的宠爱，二是觉得自己写的谢语太少了，而且没什么分量。绿原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备好了笔墨，然而事到临头，仍然没写。不管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原因，没写是确实的，所以也就不能浑赖。今天早早得到杨宪益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难过，而且伤心，就命令自己：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耽搁。倒不是怕债越积越多，而是觉得必须写些什么。
　　三位老先生都是翻译家，虽然杨先生幽默地称自己是翻译匠——这和某些真正的翻译匠是有区别的。按照一位老先生的话说，翻译匠是死抠字典的。如果翻译药典，倒也行得通，但是翻译小说或者诗，恐怕就有点问题了。尤其译诗，麻烦更大。译诗有多难呢？学界有句格言：诗是不能翻译的。其实这只是一种修辞，诗是可译的，只不过困难多一些。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或者诗人大多受了翻译的恩惠。如果谁说自己没受，我也不会生气，反而只有深深的敬服——这话当然是讥讽，因为一向讲究传承的艺术，从来没有横空出世这档子事，尽管某些独创俨然春迹了无痕。
　　力冈先生和吴笛先生合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含泪的圆舞曲》，极对我的胃口。我听高莽先生读过老帕，音节复杂、丰厚，我也听过老帕本人的录音，他读普希金，读自己的诗，苍老而又单纯。力先生与吴先生的老帕，声音着实细腻，从容。“铁锹在砂子中咯吱作响，/仿佛上牙敲着下牙，直打寒颤。”绿原先生译的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陪我度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本集子和《含泪的圆舞曲》，几乎翻烂了，破败的纸页用透明胶带缠着。“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有时候我觉得我浪费了我的一生。”这个版本的米沃什，先入为主地占据了我的阅读谱系，这一状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些微改变。当然，我没忘那本当代德语诗选，《黑色太阳群》，德中两种文字的对照版，不知为什么，它始终没有与我发生更为深刻的关联。现在想来，可能仍与直接的米沃什有关。
　　杨宪益先生译诗可能不多，我只看过维吉尔的《牧歌》和《近代英国诗钞》，后者满打满算只有67页，是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译的——远比我现在年轻。有一阵子出门，我总是带着这本小册子，一是薄，二是它值得反复端详。我一边望着窗外苍老的浮云，一边默诵杨先生的译笔。我尤其钟爱叶芝的《象征》：“风雨飘摇的古楼中，/盲目的处士敲着钟。//那无敌的宝刀还是/属于那游荡的傻子。//绣金的锦把宝刀围，/美人同傻子一同睡。”典雅诙谐，气度雍容，我以为是得了英诗的精髓的。杨先生把叶芝译成叶茨——译名的差异或者昭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格调吧。可惜的是杨译《奥德修纪》，只有开头十行算是诗体，后面全是散文。杨先生的理由，一是诗体无法表达原文的音乐性与节奏，二是散文利于讲故事。这两样理由，仍然让我觉得可惜。
　　现在，读原文的机会增加了许多。通过穆旦先生，我们读到了中文的普希金。通过力冈先生，我们读到了中文的老帕。之后，陆续读到了中文的米沃什、奥登、布罗茨基以及更多的外国作品。原先，我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性质属于中文，我把它们当作它们母语理所当然的对应，就像小时候看译制电影，以为那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一样。偶然的契机，得以阅读叶芝的原文，阅读老帕以及米沃什的英译，其中的微妙与细腻，岂是译文能比？这才恍然，更为重要的是阅读原文。这才发现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的差异，自然而然便对过往的翻译产生怀疑，自然而然自己动手迻译。
　　等到自己译多了，遭到质疑或者自我怀疑，这才渐渐理解译文的真正含义。译文就是疑问。这才发现轻视过往的翻译相当愚蠢。译文没有完美一说，只有更好，更接近。杨宪益先生写过一本书，《译余偶拾》，是文史考证笔记一类的文字，里面有则《薛平贵故事的来源》，让我大得启示。之前，我看过京剧《武家坡》与《汾河湾》，总觉得薛平贵与薛仁贵极其相似。后薛出自新旧《唐书》，前薛从何而来？杨先生给出了答案，格林童话中的《熊皮》。杨先生的根据是，The bear hide的北欧古语译音与薛平贵三字的发音相同。这似是一个逻辑孤证，恐怕需要更多的旁证才行。杨先生在《自序》里说了，“内容上的错误是大量的”，他并不避讳。而译诗，相伴着更多的错误自然也就是一定的。这时候，商榷是应该的，毁谤之类就过了。何况诗之所重，另有一番意图和天地——我并非为自己或者其他译者辩解，只是说点看法罢了。庞德或者其他英语诗人，大多将译诗当作个人创作，载入个人选集。中文之中就没这个传统。为什么呢？我知道，但是如何开始又显得有些艰难。
　　译者无所求，如一生寂寞的朱生豪先生，活着的时候不求，死了之后更是如此。好的翻译家大抵如是，如去年去世的袁可嘉先生——我写过一篇短文，纪念我们的一面之缘——而力冈先生、绿原先生、杨宪益先生，虽然从未谋面，但我从中受的恩惠，自是记得的。然而恩惠的报答，除了这篇简陋的文字，又有什么呢？他们可能也不需要什么。该做的均已留在书里。书生通谊俱在书中吧。想他们了，就看他们的书。不想他们了，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杨先生译过约翰·莱曼的一首诗，《我的愿望》，我很喜欢，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或可显示生与死的关系吧：“有时我运气好，找着了钥匙，/把门开了一两寸，可是总有/门铃响，有人叫，或人喊失火。/使我手停住，什么也看不见，/我又跑下楼来，而重新懊悔。”

    原载：《南方都市报》

    杨宪益先生与他美貌无比的英国夫人戴乃迭。真是神仙眷侣啊。。。

    杨宪益夫妇翻译的英文版《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