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症患者手记

据说，叶剑英在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披露， “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也表示：“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总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无论上述的数字是不是准确，“文革大革命”无疑是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经历的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为了使历史的悲剧不再上演，怎么反思“文革”都不为过，但因为中国特殊的语境，关于“文革”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禁区（十年前曾发生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被捕的事件），所以偶尔出现的能局部反映“文革”真相的著作也会显得弥足珍贵。在“文革”发生无数个冤假错案中，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案无疑是最大的冤案。黄峥编著的《刘少奇冤案始末》以及《刘少奇的最后岁月》还原了共和国最大冤案的经过以及部分真相，为那些不熟悉这一冤案的读者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必去列举那些至今还存在着争议的数据，不必去还原每一个历史的细节，只需略微疏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进程，几乎就可以看到“文革”必然会性。多年以后刘少奇之子刘源说，刘少奇是“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的，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

1945年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和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正是从这次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才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死后，就是他”的话语，从刘少奇被指定为接班人，再到成为“文革”的头号“敌人”，其中“意义”耐人寻味。刘少奇的历史功绩与悲剧人生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刘少奇树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后，毛泽东个人的威信已牢不可破，毛泽东走上了神坛。走上了神坛的毛泽东的权威自然也就神圣不可侵犯。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神圣不可侵犯更能带来灾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三反”、“五反”、“四清”，最后直到文革，在历次的运动中，领袖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超越宪法的，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可能会被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最彻底的消灭挑战权威之人的方式自然是从肉体上摧毁与消灭，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死去的人就是一声声无声的控诉。

1966年12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主动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让这位国家主席、湖南老乡到延安或回老家种地，而是继续把他亲手发动的“文革”推向了高潮，加之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离间，刘少奇随后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成为“文革”最大的牺牲品。

据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披露，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周恩来曾嚎啕大哭，他那么聪明的人，你应该知道他在哭什么。刘少奇死了，林彪死了，无数个与他一起在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战友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而他时刻处于风头浪奔上，下一个难道不会轮到他吗？而且，凭他那么聪明的人，我相信，他早就看出这所有的不幸发生的根源，但他自己都岌岌可危，无力改变什么，他其实知道恶果早就种下。

小布什卸任时的感言里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插着五根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小布什执政八年，执政业绩乏善可陈，但他的卸任感言却指出了人类历史不幸的根源之一，美国历史虽然不算太长，但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的艰难时刻，但从来没有发生大的全国性的社会动荡（南北战争除外），所以有人感言：“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

与幸运的美人人相比，中国人从来没有驯服过统治者这头猛兽，也从来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过，任何胆敢想给它竖起栏杆的人命运可知，那些日夜与这头猛兽相伴的人，面对一只没有被驯服的、未被关起来的凶猛的野兽，其悲壮几乎是宿命的。每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每个个体悲惨的命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一次次重演。所以有人称“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只能说明他们对历史的无知。

无数次的历史事件证明，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高于宪法，那这个国家的好运只能寄托在掌舵人的优良品质，那里的人民就永远不可能站起来，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包括国家主席。

  美国作家莱尼·泰勒的新作《烟雾和骨头的女儿》如果是本中国武侠小说的话，它的情节可以简述如下：

  Long long ago，有两大家族奇家（奇美拉人）与天家（天使），谁也不知他们的冤仇是如何结下的，总之他们世代为仇。在一次仇杀中，天家的黑衣侠客（阿吉瓦）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奇家白衣侠女（玛德加）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白衣侠女对黑衣侠客有了救命之恩。黑衣侠客康复后，到处寻找白衣侠女的芳踪，终于在白衣侠女与与族长的订婚之夜与侠女重逢，并双双私奔。不幸白衣侠女返回营地，被族人施以家法处以极刑，黑衣侠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死去，痛不欲生，发誓要杀绝奇家，为少女报仇。多年以后，黑衣侠客奇遇一17岁少女（卡鲁），她正是再度投胎并且已经长大的白衣侠女，不用说，经历了种种磨难，侠女的前世记忆被唤醒，正当两个人恩爱如初时，侠女得知，黑衣侠客正是杀害自己养父的仇人，于是白衣侠女翩然而去……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本中国武侠小说，那么这本小说的作者虽然不至被古（龙）金（庸）迷们骂死，至少能听到他们不屑的冷笑声，可以说莱尼·泰勒的新作《烟雾与骨头的女儿》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鲜的“故事”样本，但作者奇特的想象力以及深厚的西方魔幻背景，却为我们带来了一本有别于《魔戒》、《哈利·波特》的魔幻小说，我们无法判断《烟雾与骨头的女儿》与《魔戒》、《哈利·波特》孰优孰劣，但它无疑是非常独特的。

  在《烟雾与骨头的女儿》里，天使和奇美拉人，其实并不生活在Long long ago，他们其实是与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并行不悖的时空里，无论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好像都未对人类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除了阿吉瓦烧灼在时空转换门上的黑色手印，除了卡鲁这个既是奇美拉人又是人类的女孩，除了布里斯通从人间索取人类的牙齿以便大规模地制造他们的族类。

  人类自古就有时空旅行的梦想，如果不能回到过去、回到未来，至少我们能瞬间到过空间上的某点，这对“烟雾和骨头的女儿”来说，她只需通过时空转换门——

  “时空转换门通向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卡鲁全都去过。有时是去办事，像今天这样，有时纯粹是去玩。布里斯通让她到世界上任何无战乱的地方去画画。当她想画芒果，他就打开通往印度的门，条件是给他带些芒果回来。为了装饰她的公寓，她哄骗布里斯通同意她前往好几个具有异域风情的集市购物。她也曾来过这里，巴黎跳蚤市场。”

  在这些时空转换门里有一个特殊的门，通过它就可以进入奇美拉人的奇异世界（在此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纳尼亚传奇》的影子），卡鲁有一次由于好奇，无意中进入了这个世界，却被一向心疼她的布里斯通逐出了家门，布里斯通虽然源源不断地为奇拉美人制造着新的兵源，也许并不希望卡鲁看到他们那个彼此仇杀的世界吧。我们无法判断莱尼·泰勒如何想到创造时间转换门这个意象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她对爱因斯坦的“虫洞”理论一定是并不陌生的，而能将“虫洞”这个深奥的物理学概念天衣无缝地嫁接在自己的小说里，其想象力确实令人佩服。

  如果说莱尼·泰勒的时间转换门还有所借鉴的话，那么莱尼·泰勒将21世纪的布拉格作为17岁少女卡鲁所生活的城市可谓独具匠心，要知道布拉格（Prague）在德语中本身就有“门槛”的意思，它是不是真的人类通向另外一个奇异世界的门呢？布拉格著名的圣维特教堂、伏尔塔瓦河上的圣像、艺术价值无比的查理大石桥、中欧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查理大学、金碧辉煌的布拉格宫，以及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偏僻宁静的街巷、用石块铺成的街道、古老的煤气式街灯等都为小说增添了一丝神秘、古老的异域色彩。

  莱尼·泰勒在书中的精雕细琢不仅表现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上，人物塑造上也可以说一丝不苟，不说女主角卡鲁、玛德加与男主角阿吉瓦有多美，仅从奇美拉人的巫师布里斯通有多丑的描述上，你就可以感觉到莱尼·泰勒对细节的追求到了何种吹毛求疵的程度：

  “布里斯通的身上唯有手臂和巨大的身躯像人类，上身皮肤很粗糙，看起来不像皮肤，更像毛皮。一块年岁久远的疤痕组织把他宽大的胸部一分为二，一只乳头完全不见。他的肩背也布满了疤痕：皱巴巴的白色疤痕纵横交错，像张大网。从腰部往下，他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他的腰腿被狮身取而代之，上面覆盖着一层淡色毛皮，但到脚爪部分，狮的爪子变成了邪恶的利爪。卡鲁猜想，有这种利爪的动物不是猛禽就是蜥蜴，也可能是龙。

  “再看他的头。整体上看是一只公羊头。头上没长软毛，长着一层与身上其他部位相同的粗糙棕色毛皮，扁平的鼻子周围布满鳞片，两只巨大的黄色公羊角螺旋式弯曲，紧贴着他的脸。”

  如果说莱尼·泰勒的《烟雾和骨头的女儿》有什么不足，也恰恰在于她对作品的过于精雕细琢上，她总是试图让读者看清一切，明白一切，这无疑小看了读者的智力，也是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相悖的。

关于在性上男人与女人相比哪个更快乐，古希腊人好象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曾经逃过他们那闲不住的大脑呢？）。宙斯的好色谁也知道，甚至欧洲那个名字（Europe）都与他的风流史有关，但他不知道男人和女人在性上哪个更快乐，便去询问特瑞西亚斯——这个人先后做过女人、男人，他告诉宙斯，在性上女人更快乐一些，赫拉因为他透露了这个天机而弄瞎了他的眼睛，宙斯为了补偿他，赋予了他预知未来的能力。（希腊神话里著名的杀父娶母事件，就是他先预知的。）

从另外一个与人类的性多少相关的希腊神话故事中，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早早就发现人类中存在一种人，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说直白一些，他们是阴阳人、双性人、雌雄同体者（Hermaphrodite）。关于雌雄同体者，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e）为赫尔墨斯和阿佛洛狄忒之子，传说他原是一位俊美的青年，一次，他穿越一片森林时，在一处湖边停下来观看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湖中水仙萨耳玛西斯看到他后，疯狂地爱上了他。爱到什么程度？爱到宁愿和他合二为一，于是人类的首个双性人出现了。

那些对双性人缺乏了解的人（包括我）凭自己对双性人的想象，一定会以为作为一个双性人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雌雄同体的发生几率是八万三千分之一），也许只有他们才能体验特瑞西亚斯那样的双重快乐，但如果你觉得他们大赚了，那就真的不妨读一读加拿大女作家凯瑟琳·温特的《安娜贝尔》。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性之烦恼”是从青春期开始的，而对于韦恩这样的另类，他（她）的困惑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然首先感到困惑的是他（她）的父母特莱德韦和简辛塔，他们无法从第一性征的角度给这个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进行性别定位。也许是因为韦恩更为明显的男性性征，也许是因为医生的建议，特莱德韦从一开始就把韦恩定位成一个男孩；而简辛塔虽然隐隐觉得自己孩子的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女孩，但却屈从于自己的丈夫，尽管她时时困惑与内疚着。而托马辛娜，这个与韦恩父母同守秘密的女人，把自己对死去女儿安娜贝尔的思念寄托在了韦恩——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身上；韦恩对于她而言，就是重生的安娜贝尔。

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种性别角色的混乱定位给韦恩带来的困惑和伤害。他（她）从小开始吃雄性激素，一切向女孩发展的倾向和趋势（TA在很小的时候就迷恋上了花样游泳，并渴望得到一件自己的泳衣）都受到了扼制。即使是青春期开始时，韦恩已经渐显的女性第二性征也没有改变特莱德韦想要把韦恩培养成一个象他一样的男子汉的意志。他甚至及时地给韦恩上了一堂性知识课，想引起韦恩作为一个男孩对性的好奇，但他不知道韦恩第一次自慰体验到的却是作为一个女孩的感觉。

成年以前，对韦恩伤害最大的两个重大事件莫过于特莱德韦粗暴地毁坏了韦恩与沃利建在小河上的桥以及韦恩的老师亨利对韦恩未能得逞的性骚扰。如果说特莱德韦毁坏的是韦恩作为女孩角色的纯真快乐的话，那么亨利毁坏的则是韦恩对性的纯真幻想。而韦恩成年之后所遭遇的凌辱，虽然对他（她）的伤害是最大的，但也可能正是这次事件促使他（她）痛下决心完成了自己性别定位的最后一跃。

虽然凯瑟琳·温特的《安娜贝尔》是一本与人类的性密切相关的小说，但它并没有以性为噱头，而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关于“寻找自我”以及“自我实现”的小说。书中的主要人物韦恩、他的父母特莱德韦和简辛塔、他的朋友沃利·米谢林、他的引路人托马辛娜莫不如此，甚至韦恩那个严肃的、不近人情的女校长，也是在做回真实自我的时候，才显得可爱起来。

韦恩的父亲特莱德韦在森林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并不知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要靠自己完成，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未必就是适合别人的，包括自己的妻子与孩子。在书中，你处处可见他作为一个好男人、一个尽责的丈夫和父亲对自己家人的无意伤害。

简辛塔在强势的丈夫前迷失了自我，她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按自己的心愿给予自己的孩子正常性别角色的爱；在别人看来貌似幸福的婚姻生活里，只有她自己默默品尝着孤独、绝望与无奈。

沃利·米谢林，你可以把她作为韦恩的影射。韦恩本来应该成为另外一个沃利。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生活的不幸意外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托马辛娜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著名的女性——三毛，丈夫和女儿的不幸遇难反倒给了她完全的自由，让她去追求彻底的自我与自由。

而本书的主人公韦恩，也只有在摆脱了父母以及别人对自己的定位与影响，做完全的自己的时候，才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并最终完成了自我实现。只不过因为他（她）的双性人角色，使得他比别人经历了更多的艰辛与挣扎。

凯瑟琳·温特的《安娜贝尔》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这不仅在于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双性人，还在于这本小说虽然没有涉及什么道德上的离经叛道，却几乎处处可见每个人作为个体的挣扎。它也没有提供新鲜的文本实验，如果不是书中不时出现的那些现代用品，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来读。但凯瑟琳·温特独特的笔法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外部世界（拉布拉多广袤无垠、荒凉孤寂的土地）与心灵世界（韦恩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每个人无奈着的内心世界）。你也许不会有幸或不幸地成为一个双性人，但你只要曾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过，就会在这本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每一个知名作家的去世都会为他的作品赢得一次新的阅读高潮，2008年初格里耶的去世也不例外，而我也如书商所期望的那样，即时地搭上了格里耶的末班车，把译林的四本格里耶搬到了我的床头，几乎是一天一本领略了格里耶的风采。

说实在话，那时的格里耶带给我的绝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在看完他的四本书（《去年在马里安巴》、《橡皮》、《嫉妒》、《窥视者》）之后，我发出了如下的牢骚：

“《嫉妒》，他在这本小说里几乎把他的“物”理论推到了极至，不厌其烦地对窗外的风景、窗户、柱子、门、墙、地板描述，而且是不带任何情感的描述，一只被拍死的蜈蚣最少被反复提及了十多次，一次简单的进城也商量了十多次，小说里没有任何让我们感到新奇的事物，事件，然后小说就这样完了，你知道我看完这本小说后的感觉是什么，我直想把他去从坟墓里拉出来，然后踢他两脚。

与格里耶相比，我知道我为什么更喜欢卡尔维诺多一些，因为现实的一切已经足够让我厌倦，我需要有人创造一种美，给我愉悦，卡尔维诺给我的正是这些，而格里耶，也许他的‘客观’描述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但我已经太累，不想再承受太多的客观。”

虽然对格里耶的初次阅读对于我不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但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在那以后碰上他的作品还会买下来，以便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新的特别花样。

在打开格里耶的《吉娜》时，我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再一次忍受他对“物化”的偏爱，但这一次他偏偏让我的心理准备落空了。从翻开《吉娜》第一页，到最后合上书（用时两个小时左右），几乎没有遇上任何的阅读障碍，但这并不妨碍格里耶给我造成如梦如幻的感觉，我不得不说，我无意中走进了格里耶的盗梦空间。

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篇云：“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永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而格里耶的《吉娜》几乎就是将这种“癫狂的幻念”充分而又完美的演绎了一篇，你很难想象一个作者能在短短几万字的篇幅里给你制造了那么多是是而非的幻觉，而即使到了小说的结尾，等待我们的并不是迷底的揭开，而是更大的疑惑。

就象格里耶的《橡皮》一样，他的《吉娜》也披了一件侦探小说的外衣（至少一开始如此），一个男人（西蒙）从一个神秘女人（吉娜）那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让他去车站接一个人，中途他遇到一个摔到的一个小男孩子，然后是神秘出现的小女孩，正当这个男人觉得他们的出现影响了他的任务完成时，却意外得知，他们也是吉娜秘密组织的成员，他们带领他参加了这个神秘组织的秘密聚会，也就是在这一次聚会上，这个男人遭遇袭击昏死过去。

如果小说到此结束，你会觉得你最少读到了一篇不错的短篇侦探小说，因为在侦探小说里所需要的元素神秘、阴郁、疑点重重，你都可以从中找到踪影，但小说如果到底结束，那这篇小说的作者就不会是格里耶了。

接下来，奇怪地事发生了，西蒙醒来之后，又想起了他的特殊使命，要去车站接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他又遇了了一个神秘昏倒的男孩，又是在一个神秘的房间里，不过这一次出现的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妙龄女子吉娜，吉娜告诉他，他现在的出现，不是昏倒男孩子的一个幻觉，而他真正出现是几天以后，他也将遇到一个昏的的小男孩子，更要命的是吉娜告诉他，他和吉娜其实都已经死去，有墙上他的已经显得斑驳的遗像可以作证。而在小说的结尾，失踪的是西蒙，但死去的却是吉娜。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阅读经历象这一次阅读《吉娜》一样，象经历了一次梦幻，支离破碎、纷乱不堪、不合逻辑而又象我们每次在梦中感觉到的那样又无比真实。也没有任何一篇小说象《吉娜》这样，轻而易轻就抹掉了过去与现在、将来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现实和梦幻的界限。

读完小说，我们的下列疑惑依然没有解开：如果西蒙多年前死于一次海难，那么现在这个西蒙又是谁，是他的幽灵吗？但咖啡馆的那才侍者不才是他的灵魂吗？小男孩让和小女孩玛丽是西蒙的孩子吗？因为在吉娜的叙述中，玛丽的姨父才是西蒙。西蒙究竟有没有到过车站？最后死去的是西蒙还是吉娜？西蒙和吉娜的激情之战是不是象征着西蒙对吉娜的谋杀？小说最后为什么说，在西蒙的故事里所有出现的人物中至少有一个人物是存在的，那就是小玛丽？而客客气所把跟踪小玛丽的警察送回原处的“我们”又是谁？

如果我们试图用逻辑得出结论，恐怕是徒劳的？如果一切只是梦幻，那所有的一切都又是不必解释的。而在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中已经给我们演绎过这种可怕。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作为天真派不妨假设一下以抒惋惜之情。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并达成《双十协议》，如果协议付诸实施，那以后的中国将会怎么样？

显而易见的是“解放战争”不会爆发，台海问题不成问题，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多党制、司法独立、宪政这些如今常常挂在“民主人士”嘴边的名词将会成会普通民众的共识，所有的人民包括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也将生活在这些普世价值的福萌之下，如果是这样，如今的中国又将会是什么样？

但可惜一切只是如果。

自1945年到改革开放前，大陆发生的一切相信即使是受过普通中等教育的人也都相当熟悉，但对于1945年后同属中国的台湾发生的一切，除了几个政要的名字、几次重大事件的名字，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几乎是不了解的。

凤凰卫视充分发挥跨越两岸三地的采编能力于《凤凰大视野》栏目中陆续推出了大型专题片《1949年大迁徒》、《远乡》、《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并结集为《蒋氏父子和他们的台湾子民》出版，试图对1945年至蒋经国去世为止的台湾历史全面疏理，这样的书正是大多数不熟悉这段历史的大陆普通民众求之不得的普及读本。

象以前凤凰卫视推出的在相关的历史书籍一样，《蒋氏父子和他们的台湾子民》绝不同与官方所修的正史，而是请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家人、亲友娓娓叙来，历史从此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了亲历者的血和泪，这样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吧。

自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的历史就与大陆的历史相联在了一起，任何一件发生在大陆的重大事件都对台湾形成深远的影响，抗战胜利、大陆解放、抗美援朝、“肃反”、“大跃进”、“反右”、“文革”、中美建交，改革开放，无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如何，大陆与台湾无时无刻不在“互动”，不在相互触发。“二二八事件”、“金门战役”、“肃清共谍”、“反攻大陆”、“戒严”、“美丽岛事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开放大陆探亲，这些发生在台湾的重大事件也无一不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同时也对大陆形成影响和冲击。

1945年日寇投降后，重庆谈判不久，在大陆，国共内战的序幕缓缓拉开，而在台湾，普通民众等来的也不是和平，国民党接受大员陈仪虽然声称“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做官的。”，但等待他的是不久爆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导火索对如今的大陆人那真是再熟悉不过，说得真白一些起因只是一件小小的类似“城管打小贩”事件，事件的过程不必细说，《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中这样评论“二二八事件”：

“军队的进入让时局逐渐稳定下来。据各方统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人和外省人死伤人数大致相当，均为约800人。但此事后来被‘台独分子’利用，成为其挑动族群矛盾的利器和国民党政权镇压台湾人民的罪行。”说直白一些，这成为国民党的原罪，也成为日后民进党随时可以拿出来攻击国民党的利器，无论如今的国民党为台湾普通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民进党只要一提起“二二八事件”来总是会让国民党无言以对的。而当时的台湾最高行政长官陈仪几年后被以通“匪”最枪决，想来更是让人叹息。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台湾成了蒋氏政权及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归宿，也成为一部分民众躲避战火的最后归宿，“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但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人口就暴增了一百多万。”，“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政府的海军运输到台湾的军队人数超过60万人，民众高达70万人。”在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是无数个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让那些叫侥幸活下来的人想不到的是，他们与家乡和亲人一别就是几十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等到团聚的那一天。曾经有台湾飞行员驾机投奔大陆，并非出于什么大义，而只是不堪思乡之情。“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乡愁》使多少老兵为之落泪。

几百万人在几年之间一下涌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国民政府”痛失大陆，普通民众所要经历的生活可想而知，蒋氏父子的心情可想而知。据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回忆：“老老先生在离开大陆的时候（那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两个月），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起飞了以后在飞机上他就休息，或拿本书。他和跟他走的人也没什么好谈的，唉，很孤单。”。蒋氏政权到达台湾，局势稍视稳定，首先要做的事是“痛定思痛”：谁弄掉了大陆？头一把火自然烧在了那些被他们视为“内奸”的“共谍”身上。

“风声鹤唳的20世纪50年代，仅前5年就有近4000人因叛乱罪被杀害，超过8000人被判10年以上监禁。而台湾‘法务部’最近几年公开的一份报告，在整个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29047件，无辜的受难者约有14万。”而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动荡，具体受难人数，不说也罢。

在大陆与台湾先后结束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之后，大陆与台湾分别迎来了相对开明的领导人邓小平与蒋经国，两岸交流的大门也徐徐拉开，那些已到暮年的老兵纷纷踏上返乡之路，只是这一天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已经太迟了，谁能安慰那些在此之前把自己的身躯埋在异乡的老兵的灵魂？

《蒋氏父子和他们的台湾子民》中不仅有蒋氏父子等“高层旧影”的伤感与励精图治，更有普通老兵、民众因社会动荡、两岸分离而造成的伤痕累累的“子民写照”，那些能读懂普通老兵思乡之情的人，恐怕没有人能不为之落泪的。两岸民众虽然经历了不一样的伤痛，但所有的伤痛都却有相同的历史渊源，真是“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凤凰卫视的许多栏目以人文、社会关怀而见长，比如《凤凰大视野》、《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等。2009年初，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凤凰卫视开播《我的中国心》，《我的中国心》以独特视角梳理近百年以来为经济腾飞、政治自由、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做出杰出贡献的团体及个人，记录大师辉煌成就，抒写赤子爱国热忱。

《我的中国心》为国庆献礼的意图明显，但并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一味地赞美“辉煌”历程，而是试图还原历史以真实，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所以观众有时节目播过过程中偶尔会看到静止不动的迎客松就可以理解。截止目前，出现在《我的中国心》中的人物已经一百多位。近日，凤凰卫视将《我的中国心》中那些多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或者对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结集出版，就是这本《共和国高层往事》。

有人曾不无恶意的说，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炸死了毛岸英，且不说他们不顾及毛泽东的丧子之痛，刘思齐的丧夫之痛，我觉得他们既不懂历史的偶然性，也不懂历史的必然性，同样是接受了是共产主义教育，“金二世”就可以是独裁者，蒋经国就可以开创出华人民主政治的先河。

191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0年后，另外一位国家主席在不久于人世前满怀悲奋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那时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这二十年期间发生的事，众所周知，后代的历史学家永远不会错过的事件有“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倒，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难”。

无数次的历史事件证明，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高于宪法，那这个国家的好运只能寄托在掌舵人的优良品质，那里的人民就永远不可能站起来，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包括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尚且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些开国元勋的命运可想而知，包括本书中提到的贺龙、叶剑英、廖承志、习仲勋、谷牧、邓小平、胡耀邦、吴学谦，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共和国的动荡中沉浮。那些在政治动荡前去世的人幸运的躲过了前面等着他们的噩运，而那些幸运挺过政治动荡的“漏网之鱼”成为日后扭转历史的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者。后世的历史学家在撰写中国历史的时候，永远不会错过的事件必然会包括改革开放、港澳回归以及两岸关系缓和。

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转变寄托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去世，中国或许可以除外。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帅们及时“亮剑”粉碎了“四人帮”（本书提供的许多粉碎“四人帮”的细节），紧接着是邓小平的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这艘即将沉默的巨轮又开始缓缓浮出水面并缓缓前行。那些幸存下来的共和国高层，迎来了他们政治生涯的第二春，中国在多年的黑暗中潜行之后，也迎来了自己的再一次黎明。至于多年以后，有人质疑“粉碎四人帮”的程序正义，也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文革结束”，中国经济也走向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中国幸运地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不仅指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且天才般地设计了“一国两制”，为港澳回归奠定了政治基础，剩下的自然是那些“工程师”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其中有习仲勋“杀出特区血路来”的艰辛，有谷牧这位“改革开放的工程师”的魄力与胆量，有周南、鲁平港澳回归前与英国、港英当局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廖承志与蒋经国“家书”中的款款深情，汪辜会谈时两岸在分隔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第一次握手，胡耀邦的“拨乱反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在短短三十四年之内，发生了这么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幸耶？不幸耶？

被《我的中国心》选中的“共和国高层”虽然对于大多数人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在《我的中国心》为他们所立的小小传记绝不同与官方所立的“伟大的”、“杰出”的那样的传记，而是请他们的家人、亲友或者事件亲历者娓娓叙来，把他们还原成“人民”中的一员，他们所经历的也正是所有的人民经历的，他们所努力改变的也正是人民希望改变的，也许他们做的离人民的企望还很远，但相信后来者一定会踩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向前，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被《我的中国心》选中的其中三位也许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共和国的高层”，但他们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为我们国家，为这个国家上的人民做出上卓越的贡献，他们是因“台儿庄大捷”而为我们赢得了民族尊严的李宗仁、在共和国建立前夕就做出民主尝试的张澜、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顾毓琇。

李渔在他的《肉蒲团》开篇即云：“单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还略少几岁。”说得真实在啊。

也许是因为性能给人类带来的极度快感，自人类诞生至今，人们对性就乐此不疲，虽然关于性的话题，人类谈论了成千上万年，但因为性与人类的各种伦理、道德观念、宗教教义、风俗习惯以及每个个体的价值观的冲突不断，性的话题过去是将来也一定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这正是涛哥（窦文涛）的拿手绝活。

窦文涛自己坦承：“不敢说海外，至少在内地电视上，公然讲黄段子，吾第一人也。”对于这样的宝贝，凤凰卫视岂会浪费，于是凤凰书品的有人心精心收集自《锵锵三人行》开播以来窦文涛的涉“黄”话题，于本年8月份结集为《只谈风月》出版（重庆出版社），书名与书中的内容相德益彰，此所谓名符其实也。被邀请的嘉宾也颇具特色，除了老牌的嘉宾许子东、梁文道、马家辉、孟广美，还有知名的学者、文化名人、娱乐明星、凤凰卫视的美女主播、以及相关事件的当事人等。

如果不提书中的价值判断，那么《只谈风月》几乎是近些年重大涉“性”（包括情）事件的回顾展，包括“扫黄打非”专项行动、3D版《肉蒲团》上映、“苏紫紫”事件、“性示众”、苍井空新浪开博、《色戒》公映、“艳照门”事件、“日记门”事件、“铜须门“事件、“天上人间”被查处、“剩女”现象、“大小恋”、“教授换妻案”等。《只谈风月》决不是给那些错过关注这些事件的人进行恶补，而是就这些事件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的语气也许是调侃的，但态度未必不是严肃的，他们的结论也许未必是正确的，但却能激发你深深的思考。

前些年曾发生过夫妻在家看A片被抓事件，2010年1月又发生一乘客因为手机里有色情视频被警察罚款的事件，这样的事件不时会登上媒体的版面，貌似偶然的事件，背后隐藏的是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野蛮侵犯，所以窦文涛感叹：“当今社会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私”的范围没划清楚。你搞不明白什么是个人隐私，什么是公民的个人通信自由，什么是夫妻关起门来该说的东西……什么事你能管，什么事不需要你管，公私范围不明晰，造成了执法混乱。”许子东教师更是进一步指出“政府管制方式有三种。管罪行、管行为、管思想。”政府最应该管的是罪行，最不应该管的是思想，他那个岁数的人，想必对“文革”还记忆犹新，“1984”对于他决不仅仅是小说中的虚构情节。

因为窦文涛誓言“要为捍卫‘私’奉献终生”，你几乎可以想象到他认同的观点，那就是“我的身体我作主”，这种“作主”不仅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随意处置和使用，而且表现在你不能因为我没有按当前大众认同的道德观念而使用我的身体就对我的个人权利进行侵犯，就对我的个人尊严进行伤害，对我的身份进行岐视。以这种价值观衡量，那么被“失足”就是岐视，被“示众”就是伤害，被“曝光”就是侵犯。

在近些年发生的“风月”事件中，最冲击中国人价值观的也许是2009年的南方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的“换偶”事件，马尧海在法庭的“换偶无罪”的牌子一定刺伤了许多抱有传统性观念的人眼睛。李银河对马尧海的“换偶无罪”做出了极为详尽的理论辩护，在招来无数认同的同时也招来了无数的骂声：

“在此类（指换偶）活动的参与者全部都是自愿参与的这一前提之下，法律绝不应该认定为有罪，因为公民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他拥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世界各国大都没有惩治换偶活动的法律，因为这类活动没有超出多数社会约定俗成的性活动三原则：自愿、隐私、成人。此类活动没有受害人（不是强奸和猥亵），甚至没有受损的社会关系（婚姻）。”

按李银河的解释，换偶是无罪的，婚外恋是否损害了某种社会关系（婚姻）恐怕成了困局。我在罗宾·贝克的《精子的战争》中看到类似这样的观点：雄性动物为了使自己的基因最大限度的传下去总是企图把自己的精子（基因）传给更多的雌性，不求最好，但求更多；而雌性动物总是会选择最优秀的雄性基因，不求更多，但求最好。关于人类的性的种种冲突，说到底是男性、女性在生命本能上的冲突，而关于这样的困局，不知李银何有何解决方案？与李银河相比，张爱玲虽然也没有什么“良策”，但她毕竟看到了男女关系的实质：“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进行一夫一妻主义。”

《只谈风月》貌似在谈风月，但其实谈论的是个人的权利、尊严、幸（性）福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既然是谈风月，自然少不了一些与“风月”相关的段子与一些火辣辣的字眼：如你从中可以知道纪晓岚曾经日御五女（希望作为男人的你不要自卑），武则天曾经“嫔妃”无数，《欲望都市》中的萨曼莎曾经放出豪言：“活着就是干尽男人”，至于“口交”、“援交”、“充气娃娃”、“打飞机”相信这些词句相信都早已进入了民间的辞典里，如果“传教士体位”在《只谈风月》里都做了详尽的解释，那么还有什么是《只谈风月》不能谈的呢？

对于大多数通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那些译著上译者的名字可以说仅仅是个名字而已，除非译者是傅雷或者王道乾那样的大家。《洛丽塔》最早的中文译者于晓丹对于我就是如此，她的名字，象大多数译者的名字一样，对于我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对现实生活中的她一无所知，不知她也会象个小女人一样，向自己的当家的说：“亲爱的，这个月我生日，可不可以管你要一件生日礼物。”直到——直到我读到《内秀》、《1980的情人》，直到看到她的微博，知道她也会生病，直到了解得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事实确实如此，你很难把《洛丽塔》的译者、《1980的情人》作者、内衣设计师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三者后面分别署上三个名字，如果你对于晓丹的身世一无所知，你把她们当成三个完全不同的人，一点也不奇怪。
　　
　　可是，她们确确实实只是一个人，于是，我只好把她们当成于晓丹的三个面具。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除了《百年孤独》的开篇，这恐怕是文艺青年最为熟知的开篇了，而它而出自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于晓丹的译笔。如果有人说，这是纳博科夫写得好，懂英文的就可以译出这样的句子，我也不会与他争辩，反正多年以后，我看了主万先生的译本，第二天就送给了别人，让它去毒害别人去了，而于晓丹的那本《洛丽塔》，虽然比主万先生的译本便宜几块钱，但我却放在了我上了锁的书柜里。
　　
　　我无法惴恻于晓丹翻译《洛丽塔》时的心境，但想象一下那时的她吧，她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出头，正赶上了貌似纯真的八零年代，商业大潮还没赶得上席卷中华大地，她的心灵还未被污染，那颗心想必也是纯洁而忧伤着的，所以才能译出那么那么忧伤的《洛丽塔》，虽然它的主人公是一个有特别癖好的中年男人，我想她还是会拘几把心心相戚的泪水吧。
　　
　　“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狂人，一个无限忧郁的造物，你的欲望冒着热毒的气泡，你诡谲的坚毅里有一股超肉欲的火焰永远通红，才能立刻辨认出，通过难以形容的特征——轮廓象猫一样的脸颊，柔软的四肢，还有其他一些使温柔的眼泪感到失望和羞愧的标志，我不能罗列下去——在所有孩子中辨认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鬼人精；她未被他们发现，对自己的神奇的力量一无所知。”
　　
　　也许只有一个疯狂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也许只有一个疯狂的译者才能译出这样的文笔，在这些句子里，你可以感到一种气势，一种滚滚而来的势不可挡，它既是作者的，也是译者的。而“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微微的音乐般的震颤，倾听那轻轻的嗡嗡声中间或迸出的欢叫声，然后我明白，那刺痛我的心肺的、令人绝望的东西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和声里了。”这是我读过的最为忧伤，最为绝望的句子，我读着这些句子的时候，是流着泪的，我想于晓丹在译出这些汉字的时候，也是会落泪的吧。
　　
　　就象许多人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引起共鸣还觉不过瘾，非要亲自挥刀创作出一部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我想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于晓丹作为译者、读者也一样的手痒得不行，因为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她有太多的话要说。
　　
　　《1980的情人》我想是于晓丹关于自己青春与爱情的交待，也是向早已远去的80年代的最后作别，这个念头，就象纳博科夫心中的“洛丽塔”，已经存放得太久，她一直想把它打发掉，直到20年后的2007年。
　　
　　就象《洛丽塔》中的亨•亨，《1980的情人》中的毛榛，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无论从哪方面都称得上“疯子”，她当“小三”，脚踏两只船、两度未婚先怀孕、稀里糊涂地嫁人，离婚，为爱缀学。从她经历的故事里，你几乎搞不清她到底要的是什么，她到底爱谁，但她又那样义无返顾，固执已见，不计代价，飞蛾扑火。这种事，你唯一的解释是，她爱上了“爱情”，你知道文学形象一旦走向了极端才能打动人，亨•亨是，毛榛也是，而这种不计任何代价去做一件事，只发生在人年青的时候和发疯的时候，而毛棒当时可以说又年青又发疯，所以还有谁能比她更能表现人在年青时候的狂热、迷茫、挣扎、撕裂？虽然毛榛不是于晓丹，毛榛的选择未必就是于晓丹的选择，但我相信，一切在毛榛内心挣扎过的东西，也在于晓丹心中挣扎过，于晓丹在毛榛的身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与忧伤。
　　
　　毛榛象那个著名的苏格兰女王一样，不爱江山爱美男，她忧伤而沧桑。
　　
　　虽然《1980的情人》象桑塔格的《恩主》那样采用了男性的视角，但我们一样可以把它都归为作者半自传的作品。不信，下面的文字可以略为佐证：
　　
　　“是毛棒，微笑着。眼角多了几道细细的鱼尾纹，但仍是那双细圆的眼睛，那个个子不高的小身材，宽亮的脑门依然如昨，不过，如果说她还是当年的那个精灵的话，也多多少少是个有了几分岁月的精灵。”
　　
　　我猜测，这分明是作者的自画像吗！
　　
　　如果从“销魂夺魄的小鬼人精”的洛丽塔向忧伤而沧桑的毛榛的转变已经够让人惊奇的话，那么“从忧伤而沧桑”的毛榛向内衣设计师的转变则只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比蛹化成蝴蝶还不可思议。
　　
　　你完全可以想象，无论是洛丽塔还是毛榛来到纽约，如果她们没有转变，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因为任何一个BOSS才不管你是不是“一个无限忧郁的造物”，他只要乎你能不能给他们创造“剩余价值”，但于晓丹既不是洛丽塔，也不是毛榛。一切开始于于晓丹的“这样的梦做做也无妨”，十多年以后，她已经是许多世界知名品牌内衣的设计师，紧张的忙碌之余，还不忘作作时尚手记，写写专栏，多年下来，竟有了一本《内秀》。
　　
　　在《内秀》这本书里，你几乎看不到于晓丹内心深处的挣扎，她成了职场达人，白领丽人，杜拉拉的同仁，它不是一本励志书，但没有励志，你难以解释于晓丹的成功，它不是一本职场攻略秘籍，但有过职场经历的人在这本书里几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它不是一本内衣业流行趋势报告，却比任务一本时装杂志更透露了内衣业行业的秘密，它也不是一本内衣试穿指南，但关于内衣，任何一个内衣导购员都不会有她说的更专业，她没有在描述“纽约客”，但她的身边的任务一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纽约客”。
　　
　　对于“毛榛”如何化蛹成蝶，成为顶级内衣设计师的，也许看看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可以找到答案：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正因为大度，城市的高墙里面，才容纳了众多这一类人，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除非你愿意碰碰运气，否则，不来纽约最好。”
　　
　　“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它的西服翻领上浸润的味道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结果，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的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
　　
　　怀特提到的那些职业，虽然他没有明说，自然也是包括内衣设计师的。
　　
　　于晓丹不仅来了，还来对了，而内衣设计师还只是她的第三个面具，谁知道她还有没有别的面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