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伦理与道德至善
——关于朵渔诗歌的精神向度
邵风华
我与朵渔的交往起始于一场关于诗歌的争论。基于对某些诗歌问题的不同认识及其它，我们书信往还，交流、应答和“商榷”。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我非常兴奋——那种终于可以逮到一个对手“互掐”的兴奋。以至于有的朋友以为我就要和朵渔“骂”起来了。有一次杨黎问我，你是不是和朵渔骂起来了？我说肯定没有，所有对话都在理性和尊重的范围之内进行。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在一首诗中提及。它所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我和朵渔成为在诗歌上相互信任的朋友。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关注着朵渔的诗歌写作，因为我不知道朵渔最终会把自己逼到什么方向上去：他心中过于强盛的道德感会不会最终把他从一个诗人逼成一位学者——或按最时髦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诗集《追蝴蝶》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而它的按时间编排的体例也为这种观察提供了便利。
与所有天生的诗人一样，朵渔有过明亮的青年时期。那时候，他写青春飞扬的诗，交游、朗诵、聚会，放言无忌，甚至成为“下半身”团体的中坚，“年轻而又闪着光芒”（于坚语）。即便“生病，越冬”，他的心中也还是“高原上”，“河流的终点”，“普遍的土和大片的沙”，“祁连山连绵的阴影”、“黑犀”这些高远之处和强壮有力的生命。那是年轻人的向往、胸怀。“野榛果”在他的眼中是“小乳房纷纷滚落”；乌鸦则“俨然这个城市最快乐的国王”；而黑犀，“该减减肥啦”；还有“那被黑犀操过的母犀是多么风光”。这一个时期的朵渔尽情挥洒着他的才华，仿佛整个世界也不在话下。我非常喜欢朵渔这个时期的诗歌，本真、直接、鲜活，富有生命气息。如果他就这样写下去，当然不失为一位优秀的诗人。可是，作为一个不满足于“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思考者、不断体味到当下生活的“耻辱性”的诗人，朵渔的精神变迁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他的诗歌写作。
大约从2004年起，朵渔开始堕入沉思之中。由简洁的诗句、跳跃的诗思，逐渐演变为絮絮叨叨的倾述。这表露了他思想上的犹疑和蹉蹰。先前那些明亮的部分逐步变灰，顶多如铁器在黑暗之中的反光。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前行途中的必经阶段。在这一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赠友诗，给浩波、给南胖、给老金、给小尹、给师江。越是在孤独之中，越是想念自己的朋友；越是陷于个体的“思”与沉默，越是怀念从前的“集体”生活。可是，他面对的是无人可挽救的个人的深渊，只有“自我”这一苇可渡。他写给妻子、小妹，甚至，多次写给儿子——自己的另一幅面孔或未来之寄托者。这一组诗中，最好的一首是《耳轮——写给儿子》，清晰，透彻，带着浓重的感情和体温。而有的诗歌则显得思虑重重，如他一首诗的题目所说，“字斟句酌，有些无奈”。这无奈当然不是字斟句酌的结果，而是源于朵渔思想的转变。他不再满足于在诗歌中抒写青春的激情和迷惘，他竭力想要弄清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写诗——当用诗来完成什么样的使命，而不是“为写而写”。如果说那些是写给朋友，毋宁说是写给自己：自言自语，借以来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可避免地较为松散、拖沓，呈现出他内心的某种不确定性。
应该说，《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一诗，既是前面一个时期的终结，也预示了下一个时期的开始。在这首诗中，朵渔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也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敌人。面对“无穷无尽的巨大的耻辱”，他决意突破“诗的虚伪，诗的狭隘”，“像一枚光明的钉子，嵌入/城市肉体的深处，揭示着/空洞、冷漠/和卑微的真相”。必须注意到“耻辱”这个词，在朵渔以后的诗歌写作之中，这个词将以较高的频率一再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耻辱感已经成为此时朵渔写作的动力与根源之一。因为有耻辱，所以揭示出时代的真相。目的明确了，“敌人”也就凸显在面前。所以，我认为朵渔是一个有“敌人”的写作者。他的胸中始终在酝酿着一场与时代的搏斗：一个诗人个体与“竖起的一堵墙”的搏斗，一个人与庞然大物之间血与火的战争。——何其悲壮而动人！就像那位挑战风车的吉诃德先生，朵渔让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悲剧感的壮烈行动。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抗争，保证了朵渔诗歌写作的先锋性。我得说，朵渔是被逼出来的先锋，而不是一个天生的先锋派。因为在骨子里，朵渔是“慢”的，他的根始终扎在鲁西南那片凋敝的乡村，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对于城市，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排斥。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或者如他所说的“大于知识分子”的诗人，朵渔总是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哪怕有时内心充满迷茫，“常常迷失于/自设的棋局”，他也不愿停止自己的思考、质疑与对抗。《妈妈，您别难过》这首感动了很多人的诗，与其说是写给母亲，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所以“我开始与人为敌”。这样的解释与说辞肯定不能得到母亲的理解，反而会增加她的担心。朵渔在诗中呼唤“妈妈”，也许并不是真的想告诉她自己所想的一切，而只是为了让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实体——赐予自己生命的母亲，再次给予自己抗争的勇气和力量，去与他为自己设定的敌人展开正面肉搏。
那么，接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度过？朵渔终究不是一个战士，不可能每一天枕戈待旦。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现由精神的彼岸向生活的此岸做出可能而恬然的转化？也就是说，如何在俗世中安放下自己的肉身而又不至做出某种不情愿的妥协？——那就是虚构！这是朵渔找到的一条便捷的通道，一个可以忍受的释放口。虚构并不等同于幻想。幻想是出神的，虚构是入世的；幻想有时带来麻醉，而虚构却令人时刻警醒。对于诗人来说，虚构只是其心灵的暂居地，而不是其精神的永久的栖居所。有什么办法呢？作为介入其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种，这种虚构虽然略显消极和无力，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缓解精神重压的有效手段。他虚构童年，因为童年已经逝去；他虚构老年，因为老年尚未到来；他甚至虚构梦境，因为梦并不总是能带来美好；他虚构平原，因为平原上的生活不能为他带来崎岖和变化；他虚构雨季，因为那“没完没了的雨”让恐惧“再一次大过了生活”；他虚构站台，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生离死别；他虚构热情和寂寞，因为这样的情绪总是令人生疑；他虚构银河，是因为他找不到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乌托邦”；而他那“最终的虚构”，则是对他人生活的“再一次经历”与“重现”——作为一个阅读者，似乎这种“纸上人生”，总是可以带来暂时的宁静。我说这是暂时的，因为对朵渔来说，要想不被“低水平的对手扼住”，肯定还要将这来之不易的宁静亲手打破。
诗集的最后一辑名“愤然录”，十分恰切。经由前面的反复思量和酝酿，朵渔终于发出了自己的愤怒之声。“多少毒液，如甜品……”，麻醉着人们本已迟钝的神经，在这种普遍的死寂之中，我们需要有人站出来说出这个时代的真相。朵渔不是要在诗歌中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往往也是虚构的——而是要通过诗歌寻求掌握真理的力量。从诗艺上来说，那首广为称颂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也许并不是关于那场地震的最完美的诗歌，但却是最有力量的一首：那种质疑的力量！和让人心生羞愧的力量！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所谓诗人在这首诗面前曾经脸红过——那些笃信“地震诗”必将进入诗歌史而哄抢着对地震抒情的无耻之徒，那些高叫着“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混蛋，那些无视那数以万计的罹难者及数以百万计的灾民的疾苦而忙于谄媚和歌颂的瘪三。他们永远触摸不到真正的诗歌的心跳，因为他们的心早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利欲消磨殆尽，而成为一个个的空心人、“活死人”。而《大雾》这首长诗，作为诗人与大师的对话，则向我们展示了朵渔对于政治伦理的思考和吁求。
如此，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朵渔这种强烈的道德感和伦理意识有没有可能损伤到他诗歌中的审美质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朵渔作为一个诗人如此倾心于道德评价是否有点得不偿失？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而且难有一个清晰的令人满意的解答。我觉得，从审美的方向上来说，朵渔早期的诗歌无疑更为自足、从容、充满信心，和无限的可能；而后期的诗歌则总是有一种表达上的急促之感，或曰“紧张”，或者干脆就是：紧。但是，这和他的思想之脉与思路的进展是一致的。在朵渔近期的诗歌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情爱”之事，看不到青春甚或中年的胡闹和调笑。有的只是历尽沧桑、度尽劫波之后的自嘲与调侃。我们甚至再也看不到他写别的女人（这与他当初的“下半身”立场多么不同）。即便在《青山》这样的浪游诗里，也挤下了“灵魂”、“革命”、“敌意”这样“扎人”的字眼。毫无疑问，写出一首轻松的、自如的、漂亮的诗歌，对朵渔而言并非难事，我们只能说，他志不在此。也许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思想者，仅仅在诗歌中抒怀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与一首美而轻的诗歌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狂飙突进般的力量，去履行启迪和唤醒的职责。在最近一期《诗歌现场》的编后记中，朵渔详细论说了“德性”——一个久违了的词。他说，“在一个基本德性缺失的时代，诗人何为？要想获得充分的意义，诗人就必须以一种有节制的绝望和充分的耐力与时代对峙，并从最基本的人性中寻找拯救心灵的力量。”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这才是他真正的属意所在！一个中国诗人在现时代的都市丛林中发出的“旷野呼告”，与一百多年前的天才诗人荷尔德林遥相呼应。
诗歌（艺术）的伦理与道德准则问题，近百年来争论不休。每一个清醒的诗人大概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陷于这个泥沼之中。从内心来说，我更倾向于艺术的审美性要求。因为单独针对某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其审美的意义也应该超越于道德审判之上。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位艺术家，如何直面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如何处理好自己的写作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关乎一个诗人的胸怀、气度，关乎一个诗人的责任，和朵渔所说的德性。也许，超越时代的写作只是一个理想？对于一个尚活着的人，不可以没有生活的烟火之气，也不可能不被自己生存的时代所逼迫和夹击。所有的写作，都是在时代之中的写作。冷静地质疑，独立地批判，不被时代的泥沙裹挟而去，应该是每一个优秀诗人最重要的素质和最基本的立场。也许在朵渔看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换，什么都可以拿去出卖，什么都可以伸手取得”的“杂语喧哗、犬儒盛行、成功至上、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庸俗时代”（朵渔《德性》），奢谈审美，这本身就是一种背德的行为。所以，在大部分诗人还津津于诗歌之“轻”，还营营于“搞圈子、争地盘”，还执迷于“传统”还是“先锋”的争论之时，朵渔已经承担起一个时代的精神重负，像一个诗歌圣徒一般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一条荆棘丛生的求善之路。——不在乎自己的身边有没有战友，也不在乎自己的声音能否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所听见。
11.25-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