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1日上午，从流亭机场飞浦东机场，然后打车赶往上海南站。买好去杭州的动车票后，三人边看街景边找吃饭的地儿。新利说，上海的诗人好象不多啊。我说，其实也不少。说这话时，我想起了竖、哲别，还有祁国。可是，我肯定没时间跟他们联系了。

 

    2

    下午到杭州，王佩告诉我，吴玄周六有活动；打方闲海电话，约晚上见面聊天。然后，马不停蹄直奔下沙。在浙江传媒转了一圈，见到小钟，一起去一个叫川味观的地方。小钟的朋友小贺小叶伉俪。思运。

    下沙是大学城，到处都是学生，成双成对的学生，构成夜晚的风景。我讲了韩松落在某大学城住宿的轶事。小钟则聊到普珉。对于这个话题，我肯定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王佩的居所，看了一个非常好的碟子。《曾经》或《曾经的时光》。是这么翻译的吗，王佩？

    然后，疯狂地写明信片。很多年没干这种事情了：握着一管笔，在明信片前陷入沉思。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空。写给高中时代的哥们。写给王佩在杭州的朋友。老男人，直到小女孩。我说，写给小象吗？“可是”，王佩说，“我没有她的物理地址。”

 

    3

    22日，新利与雪在宾馆等小叶，我与王佩去浙大西溪校区。在晓风书屋，买了约翰-伯格、阿特伍德并陈村。《鲜花和》是我10前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陈村，则是一个我所认为的优异的作家。他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停住。这是一种应该受到尊重的品质。陈村和吴亮，就是我对当代文学上海的认识。而王安忆，她太主流了，又太善变了，有聪明而没有坚持——说到底，是没有思想的写作者。而且有一种体制内既得利益者那幅很容易让人生厌的心态。她得到的太多了——而对一个作家来讲，的确不应该得到这么多。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利益，就是他们用来伤害作家的思想与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浙大，当然会想起忘忧，因为这是她的母校。只是忘忧病了，回了温州；小力呢，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在湖州，正在谈心（放下电话，我对佩说，谷雨在湖州，正小肚子上弦呢。说完了忽然想到，这个歇后语，其实挺不适宜用在女孩子身上的）；小夕，关机；老方，去绍兴参加一个婚礼；老吴，昨天他忙，今天，就让他休息一下吧……吃完饭就要走了，没必要制造太多的告别。

 

    4

    告别。先是杭州，然后是上海，再然后是青岛。在杭州去往上海的途中，我告诉一个成都的朋友：正赶往上海，可是只买到站票。她说，刚去看《2012》回来。我说，一定不会好看吧！她说，好看啊，只是没挤站票坐飞机好看！

    回到东营，已是23日凌晨2点。没洗就睡了。

谢宏在新西兰的家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谢宏还在深圳打来电话，我们说起一些朋友，离开的或者留守的；一些诗歌和小说，喜欢的与不喜欢的；说到他即将离开深圳，回新西兰的家。我们约好，等老谢从那边回来，我就抽时间去深圳玩。而现在，他早已到了遥远的南半球，过起了清闲安静但难说没有一点点寂寞的生活。忘了是98年还是99年，我从深圳转机去北海，在机场呆了一个多小时，只是没能迈出机场一步。那应该不能算是去过深圳吧。

    感谢老谢在去国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位南方的朋友。他白天出入于各种商业场所，而晚上，则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工厂的休息室里默默地写诗。我正在读他那本厚得有些过分的诗集。在收到诗集的当天晚上，我给老谢短信说，没想到他写得这么好——对了，他的名字叫王晖。还有个奇怪的笔名，叫依尔福。20年前浙江大学的诗社社长。

  

    SPR

 

从SPR二楼

向外望去：窗前的大海

在黄昏中渐渐暗淡

海水中的泳者

在灯光亮起以前

化作一朵浪花，一掬飞沫

 

我继续沉浸在意大利咖啡

那古典的苦涩里

我们初次相见

就已经谈论起

如何能把税交得更少

 

我有时呆呆出神

天色越来越暗

海上已亮起

清冷的星光

这使我与对面的谈话者

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此时，如果全城的灯光渐次亮起

我就是整个青岛一小片唯一的黑暗……

 

注：SPR，青岛海边酒吧。

 

 

    堕落者

 

我堕落，并非始自

你所说的“夜晚”

一个自我之夜

延续着人类的轻罪

 

我最后看见她

假装我爱人，爱我

嘲笑我的慵懒

当她向我俯身

另一个开始演出

进攻者的游戏

 

但我的纯贞不是毁于

一场无声戏

我内心有火，外面有肉体

品尝过巨大的

快乐，并准备为此

而耗尽余生——

 

我已厌倦了冬天

我所躲避的

一个病弱者的冬天

正如你熟知的

这个世界上

从没有源自冬天的快乐

 

冬冻的忧伤无处告别……

 

 

    冬日夜晚

 

冬日夜晚

降临辽河路

把世界分成

这一边，和那一边

巨大的耳鸣

把夜晚变得更黑

 

此刻

没有人离我而去

没有人能够轻易地

把我与你们分开

只有日益加重的颈椎病

让回忆变得艰难

只有吹过菜市场的风

为我们带来

人世的腥臭

 

（我已把旧钥匙

藏在檐草丛生的高处）

 

冬日夜晚

降临整个城市

那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让我感觉到

我总是比想象中陷得更深

2006-11-17

  

 

    沉迷者

    ——兼致朵渔

 

总是沉迷

肉体的享乐

在一个只下过

一场雪的冬天，心灵：

轻易就放弃了

仿佛雪下腐烂的树叶

 

会有一个这样的时辰

让我对所有的忧伤

报以好心情

让所有美丽

变成可以接受的美好

 

我珍惜那些对话

平静的，不平静的

当我们说到手艺

就忘记了世界

变成两个执拗的

外星籍木工

 

还是几天前

我在天津

迷路了，差一点找不到

去往京城的出口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

我们初次告别

 

为了告别

人们制造了

多少聚会

为了仇视

人们制造了

多少虚情假意

 

只是开始——

愉快的，忧伤的开始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雨雾，共同的

雨后干燥的大路和广场

 

2006

 

 

 

月亮

 ——给吉木狼格

 

 

月亮在车窗外悬挂着

像是一段亘古未决的公案

我拍打着柔软的座椅

直到它变硬，直到它

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是在月下，我逃离济南

出入于曲径分叉，流光无形

是在月下，我手指窗外

而不被月亮诉说——

月亮，它甚至圆不过一只初生的乳房

是月亮

让我得以抚慰大地上所有乳白色的乳房

 

2006、8、6

 

注：2005年暮春，余过成都，狼格因事回西昌老家，未遇。2006年夏末，再读狼格《月亮》一诗，并写同题诗相赠。前几日在成都，终得相见，狼格说，你的人和你的名字太相配了：风华，而又姓邵。

   

    得知格式大婚的消息时，我正和马策在成都某家酒店的地下车库里，去开敏哥的本田奥德赛。刚刚还和老马谈到他在山东认识的朋友，他说只和格式见过一面，多年之前在北京。然后，就接到了格式的电话，告诉我他的婚期。我对老马说，你猜是谁的电话？真他妈怪啊，说谁谁到。边说把电话交给老马。

    2004到2005年，我与格式、长征经常凑在一起玩，堪称亲密的战友加兄弟。和现在比起来，感觉那时候真的是有点生龙活虎啊，怎么也闲不住，一有空就到处跑。而现在呢，经常像一摊烂泥一样坐在椅子上，半天不想动一下。周润发说，岁月催人老。仅仅四、五年的时间，时光的飞车就把我们从青年送入了中年。就像我在一个小说里写的那样，“人一到四十岁，都会变成这个屌样，干起事来没精打彩，说起话来啰里八索。”

    由于偶然的原因，格式的婚礼到底没能参加。今天看到格式博客里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写到“身后的女友”，写作时间是9月30日。22天之后，格式的婚礼在德州举行。我对格式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女友了，而现在，你也没有了。我想说的其实是，格式，我们为什么要把女友变成老婆呢？

 

    以下摘自最近一次相聚之后，格式的一篇文字。看看时间，竟然也已将近一年半之久了。

    “途中路过东营，见风华，几乎瘦不可支。借着酒，我在想，是不是时代要把他风干了？近来他言辞激烈，中年爱发少年狂，我仿佛听见“时代”在说，此人宜留不宜久留！其实，我也不知道“时代”能从他身上拿走什么，只知道他的叹息以及未被风化的部分变成了诗歌。”

小安。

蓝兮/摄影

  借歌声，我们说出羞耻
        ――邵风华诗歌印象
   ◎ 育邦

    我曾经无不悲痛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厚颜无耻地生活许多年，也许有一个世纪了。”但是，我们没有勇气说出这种羞耻，更多的时候是进行本能地掩饰。我们必须借助外力，语言或歌声，说出羞耻的真相。邵风华在他的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我悄悄种下
一个裸者的悲凉。
……
长期以来我们于此群居，
借歌声，说出羞耻之事。

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物质为重、“无心无肺”的时代，大家不再关注自己的心灵，一切被认为羞耻之事似乎早不存在，因为我们已无羞耻之心。歌声，是啊，我们总是有几个不合群者站在偏远的山野中嚎叫或喃喃自语，那就是他们的歌声。就像《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在说出人类道德的羞耻，像《等待戈多》一样说出人类命运的羞耻。总有人会说，……
    邵风华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不合群者之一。他的歌声孤单寂寥，他歌唱自己的孤独，说出自己的沉默与羞耻。这也让我想起那个名叫张楚的歌手，他在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生命意识里站在了“不合群人”队伍中。邵风华说出了这种可耻：

 

在春天的末尾，
我离开了
那罪孽深重的一群。
……
思念、回忆、怀疑，
还能再一次体会这孤单……
      ——《孤单》
背古诗，
不让自己哭出来。
……
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
在夜晚，又害怕、又伤心……
    ——《公园》

面对“可耻之事”，沉默的是大多数，胆敢言说者很少。在说出后又能坦然者更少之又少了。邵风华在说出后，他的内心更加沉默：

梨树闹得够了，静下来。
但她并不比石桥，
更沉默。
同样地，
石桥也不比我从前的生活，
更沉默……
    ——《梨树》

人类世事的喧嚣从作者的身边呼啸而过，坦诚面对世界的是他恬淡朴实的心灵：

从今天开始，夜晚
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从今天开始，让我内心
蓄满安宁。
    ——《从今天开始》

    从某种可直接体察的语言情绪来说，邵风华的诗是抒情诗，或者如长征所言的“新抒情”。许多人认为现在不再需要抒情诗，抒情诗早已成为历史了。我不以为然。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要求并非使诗歌走向多样化，而是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有“纯度”的诗歌，甚至是瓦莱里所言的“纯诗”。对于吸毒的人而言，海洛因或冰毒的纯度越高越好；对于诗歌吸毒者而言，要求诗的高纯度也是理所当然的。诗歌最伟大之处和最不可替代之处就是其抒情性。低度的抒情引起人们广泛的质疑，口号式、政治抒情和伪抒情的虚假和无病呻吟，必然招致人们的唾弃。口语化诗歌和叙事诗歌存在价值同样值得怀疑，高度发达小说、戏剧和电影等文艺样式更能满足人们叙事的要求。诗要想成为诗的话，它们自身必须实现“诗意”，而实现诗意最主要方式必然是抒情。抒情其实一个使人的问题，是他的内心、他对世界映射关系的反映……真正的抒情是诗人的本质，是他品性的自然流露。抒情是诗歌最直接最本质的诉求。邵风华的诗歌正是这类诗歌的典型代表。
    一个中断了数年写作的人又坐到了电脑显示器面前，而且他的坐姿是那样的安详和恬淡。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尤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写作越发地深入，更进一步地走向了艺术的核心和世界的真实。邵风华的命运是被诗歌驱赶着前进而欲罢不能，他在中断近十年之后又回到了诗歌的怀抱。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都显示了强大的不可更改的命运，而一切又那么自然，就像阔别多年的游子又回到故乡。
   
    在恍惚的阅读中，我常常觉得我写下了无数让我内心平静的诗句。作为读者，我总是不经意地想自己在不同的时空里写下不朽的诗句，它们悬挂在我的星空之上，而事实上它们署上的都是别人的名字。邵风华有一首诗叫《有时我一个人走在世界上》，我老是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阅读，就像在照镜子，似乎这首诗是我若干年前丢失在无尽岁月中的一个朋友，或者更亲切点，是自己的失散多年的孩子。

我失去他们已很久了。
但你
仍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你甚至
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
却让我提前把你回忆。
    ——《有时我一个人走在世界上》

再看一看我的一首诗：

有时候，我必须把我的悲伤掩藏
掩藏其必然和深刻
这里存在着一些不自愿的事件
我只有这么做
才胆敢继续我的生活
……
我的探求与意欲表达的愿望不过是
对自身的另一种羞辱
一切都无能为力
            ——育邦《有时候，我必须把我的悲伤掩藏》

诗歌在这里似乎实现了一种关联，是生命的关联，是心灵的关联，并促成了友谊。

                                            2005年4月4日。

    嘴脸

    /默默

 

    [按]本文节选自默默的文章《我们就是海市蜃楼》，题目为邵风华所加。

 

    陈东东、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当时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届学生，诗丛的核心人物是他们四人。刊物共出6期，印刷费主要靠同届中文系学生共同募捐，有的捐钱，有的捐饭菜票，每期上还有当期募捐者的名单。第一本《师大诗从》是海客借给我的，惊喜之外，觉得学院味太浓。不久，好斗的海客与天游去主动拜访，回来后对四人的印象是，都不抽烟，人老老实实的。

　　《海上》俱乐部成立那天，说好每个成员交2元钱活动费，陈东东托故不交，引起了孟浪和许多诗友的愤懑，我更是愤懑。我们抽烟喝酒买书，每个月工资50多元，几乎到月中就囊空如洗；陈东东一不喝酒，二不抽烟，陋习少，钱应该比我们多。他的吝铿，使很多朋友疏远了他。

　　87年的时候福建诗人吕德安的妻子来上海，先是陈东东接待的，他把吕妻带到一家小旅馆，让吕妻自己掏钱，其实住宿费最多2元多。后来他把吕妻带到宝山扔给了郁郁接待，郁郁竭尽东道主之谊。为此，吕德安在一封致我的信中气愤不已，说他从此不再相信信中深情的人了。谁是他上海真正的朋友，他的眼睛已经擦亮了。

　　93年，有一天投宿在天津诗人肖沉家，肖沉愤懑地说，你们上海有个叫陈东东的人，说现在诗坛上有很多流浪诗人冒充他，骗吃骗喝，叫我碰到假陈东东不要接待。他妈的，肖沉气得眼冒金星继续说，他妈的，你真的陈东东来，我也不给吃给喝，算嘛事，平白无故被他羞辱。温文尔雅有着绅士风度的肖沉那天是真被他气急了。说实在，那天我为陈东东的工于心计我也觉得丢脸，因为肖沉一口一个你们上海诗人。

　　这就是我始终无法与陈东东投缘的缘故。

　　不过公正地说，陈东东的《太阴之门》不错，他对女性阴部的狂想让我震慑得张口结舌，为此我认为他是下半身写作的鼻祖，因为《太阴之门》写于80年代初。下半身写作的诗人们应该到上海来举办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抱头痛哭的场地鄙人可以提供。
 

想起风华

/长征

 

 

严冬找不到风华

我也找不到风华

 

节日的面孔上人山人海

而音乐

让我联想起杯盘狼藉的酒局后烹调的油锅

那个经常和我们见面的风华——

一个有些单薄的诗人

据说领着他的小情人

去了成都

 

节日的黎明静悄悄

它空旷无依

有几个瞬间我就想起了风华

他的浅笑不能感染树叶

他大步流星走来的样子

花朵已开得遍地

 

有几个瞬间

他的只言片诗就在我的记忆里自动吟诵

让我回想过去——

那些时光就动起来

像潭水一汪漂起我们过去的书包和夕阳

 

如今的东营在忘却中暗淡了

成都在我的念叨中几度变幻已清晰可辨

在一个印象中的山村里

风华正在把那里的事情细说

 

他的小情人却走了神儿

因为那里的事物不能像他说的那样简单

 

      2005/5/5

中国文学在法兰克福

/康慨

 

    作为主宾国，在刚刚落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举办的612场文化交流活动赢得了不少德国观众的好评。同时，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的签署，也令中国出版界自觉满意。
    然而，中国文学没能完成任务。“中国作家百人团”中的大部分成员在搭机回国的时候，恐怕很难对法兰克福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学，几乎被包围着书展的政治纷争所淹没。在10月14日至18日的五天会期内，通向世界文学舞台的大门似乎前所未有地洞开了，但即使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无法知道中国文学能在这个中心舞台上停留多久。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百人团未能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真正兴趣。随着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世界最大年度书展的结束，中国文学也将再次回到世界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在风平浪静的半封闭状态中，像此前的二十年一样。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对中国文学不利。

    不合时宜的年份

    书展和组织者似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欧洲，尤其是德国，200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早在书展开始前，相关的纪念活动已经在德国陆续展开并渐入高潮阶段。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主宾国(Guest of Honor)的地位注定无法荣耀中国，在一些人眼里，今年的法兰克福过于喧嚣与嘈杂，完全成了是非之地。
    这或许是战后法兰克福书展恢复举办以来———至少是冷战结束后最为政治化的一届。从会前一个月开始，围绕着主宾国，纠纷和争吵便一直不断。请谁，不请谁，中方请，还是德方请，能不能发言，接受不接受采访，都成了反复较量的问题。乃至德方组织者在重重压力下的出尔反尔，中国代表愤怒之下的集体退场，德方事后大受本国媒体抨击的道歉，这些场外的东西大量占据了当地媒体的版面。
    偏见一定是存在的，但造成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如何，在法兰克福，心平气和地谈论文学已不可能。政治左右了一切，并且似乎可以定义与解读一切，包括文学以及以文学为生的作家。他们已经被预先贴上了“官方作家”、“流亡作家”或“异议作家”的政治标签。这正是文学面对政治时的最险恶之处。作家往往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政治气氛过浓，只会让他感到强烈的厌恶和不安全感。他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敞开心扉，对陌生人，对骨子里怀疑自己的人，对自认在道德上高出一等的人谈文学，谈人的命运，谈心底的愤怒与忧伤呢？
    政治像枷锁，又如高墙，束缚人，也使他们相互隔绝。在法兰克福，我们要问，20年前的那堵大墙真的倒下去了吗？

    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

    长城不是五天建成的。中国文学未能走向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长期的原因。
    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80年代的先锋精神和青春锐气消退了，理想主义和道德感流失了，继而受到消费主义和功利思想的巨大侵蚀，一部分人走向犬儒，一部分人走向虚无，更多人选择了放弃。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坚守，但一国之文学精神总要有几个这样的坚守者做航标，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几乎一个也看不到。如今，中国文学首先在国内被边缘化了，放到世界上来看，自然更无地位可言。
    此次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作家队伍中，当以莫言和余华站在头排，两人皆为1980年代的产物。而最近这二十年，由刘震云做代表似乎再合适不过。他此行带去了《我叫刘跃进》的德文版，然而以这样的作品，世界显然没有理由高看中国文学。
    余华和莫言并非德国媒体最关注的中国作家。今年秋天，德国多家大报广泛报道了阎连科，适逢他描写河南农村的小说刚刚以《我爷爷的梦》(Der Traum meines Grossvaters)为名出版了德文版，但他未能前往德国。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受到主人青睐的还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10月12日，《南德意志报》在第11版上以专文重点介绍了这位作家，并全文翻译发表了他去年所写的著名诗作，令他成了在德国最有名的中国当代诗人。

    展馆内的平静

    我们看到，在本届书展上，中德两国作家之间明显缺乏交流与互动，暴露出双方不仅都有比较强烈的陌生感，甚至缺少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兴趣和意愿。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对德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显然是不够的。在公开发言中，中国作家大都赞扬了歌德，几乎没有人提到曼、伯尔、伦茨和格拉斯。对几天前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同样很少听到中方哪怕出自礼节性的祝贺。反过来讲，德国作家对中国同行也不够捧场，鲜有大腕、中腕和小腕级人物出席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有报道说，赫塔·米勒甚至公开拒绝接受任何中国内地媒体的采访。中德两国文学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鸿沟，这一情景足以令人感到悲哀。事实上，两国文学本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战后德国文学的一大主题，便是对疯狂时代的反思。但不管场外如何喧闹，在展馆内，看不到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和技艺的切磋，中国文学总算渡过了平静与平安的五天会期。
    中国记者抓拍到了两个德国盲人姑娘俯身抚摸汉字展板的照片，称之为本届书展上最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却为此觉得难过。我丝毫没有对残障人士不敬之意，只是感到，这正是世界与中国、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巨大隔膜的象征。
    在任何书展上，文学都理当居于最引人注目的主角地位。以去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土耳其为例，便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这样的明星作家现场为本国文学站台。然而在开幕式的发言上，他一再为本国作家一个世纪来的悲剧命运鸣冤叫屈。“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帕慕克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就坐在听众中间。帕慕克走下讲台后，两人依旧促膝比肩，笑容满面，言谈甚欢。能够如此坦率而公开地谈及作家处境的问题，显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土耳其社会正在出现更多的宽容与进步。书展开幕前夕，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图鲁尔·居纳伊曾对本国媒体表示：“我们的多种特色与多元文化完全不该遭到破坏。让我们(到法兰克福)去展示民主如何在土耳其得到了制度化的保证，思想自由的氛围又是如何在这里落地生根。”
    至少在2008年的法兰克福，土耳其做到了。土耳其文学今天的繁荣局面，帕慕克的诺贝尔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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