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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4 01:54)
    迷过苦艾,迷过伏特加,这一次是真打算不那么喝下去了。小薨的故事还没写完,想起去年夏天坐在黑暗里一字一句地说,她是虫飞薨薨的薨,也是帝王之死的薨。身后是一片夜空,我努力睁大眼睛看着什么人。为了肯定的等待真是最好的天真。
    今夏多事,今夏无事。每天以几十通电话的频率与人沟通万种事项:您好想确定一下明天的拍摄时间,您好到底该如何把握建筑的理念与城市的尺度,您好七十后的爱情在这座城市的出路是怎样的,您好我们希望能够在天黑以后的时段再开演,噢您好请帮我送一桶矿泉水。有时候会回大谈公平的人一个笑,有时候也会接过满口仁义之士的烟。对工作的耐性越来越好,对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差。
  好像又是一个烂醉的夜晚,最终还是有人告诉我“你的性格承载不了你的人格”。如果还剩下一个愿望,大概会想向至尊宝那样告诉谁:杀了我吧,下刀快些,把我的心挖出来,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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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31 00:36)

段建伟:不识面目真庐山

面目:段建伟个展.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1991年,“段正渠·段建伟油画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行。这两位生于河南的油画家将一股“新乡土”之风轻卷而来,穿梭在彼时激进的大氛围之下。从此河南二段便立下了名号,平稳走在谦和的乡土道路之上。与段正渠性情中的苍茫与倔强不同,段建伟更内敛也更谦卑。因此他的作品没有大江大湖的激荡,也没有土地的粗犷与民歌的高亢,只是朴实而坚定地展示自己的乡情。本次展览的作品囊括了艺术家这一年所创作的人物、静物以及风景,这些作品在游离于写实与现实叙事之间,从中可见乡土的面目、绘画的面目以及艺术家内心的面目。

    出生于河南许昌,段建伟因此系上了挥之不去的中原情节。与父辈们寻找精神依托的乡土情节不同,他作品中的乡情并不是爆发式、煽动性与崇尚感的,他用自己貌似“钝”的语言,还原出一个整体而饱满的乡情。这其中没有太多繁冗的细节,景致也并不重要,乡村几近淹没在大地色块中,人物在几乎相同的景别中停留在某一个似是而非的尴尬状态里,而这一切的面目都是朴实且坚定的。

    当过十多年的美术编辑,艺术家也在绘画的道路上进行过许多新鲜尝试。曾经一度,他的创作欲来自于被生活本身所打动的情感,作品也是更为写实而生动的。也因为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影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乡土文化寻找着古典的外衣。如今,他对新的形式开始保持天然的警惕感,开始从古代造型与壁画中汲取养分,更为关注人物的姿态、表情以及其后的象征。一如他现今所想从事件中体现动作,从动作中模糊含义一样,他的作品在意义上并不是为了还原庐山的真面目,而是在那些抽离的面目中坚定着真庐山的永恒。


无神何以同天下?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王庆松的个展.白盒子艺术馆

    来自2008年奥运会的官方口号,王庆松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品中所展示的并不是那幅天下大同、众人和乐的有序画面,在巨大的黑板上不满了世界500强企业与大学的标志,一把梯子斜角贯穿,上面或或坐着正在书写图画这些标志的年轻人。这些毫无情绪的背影与机械性地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既定人生之下目标的统一,而至于梦想,早被埋没在儿时天马行空地写完“我有一个愿望”所得到的嘲笑中,也被埋没在现实与经济的洪流里。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也算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共通的境遇了。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王庆松经历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巨变。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新千年,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过去几十年中人口增长、工业化带来的镇痛以及商品经济时代的种种矛盾。在他的照片中,人物的身份与群体并不固定,反而总能在有序或无序的排列中看出其中的拥挤与混乱。从90年代的“艳妆生活”“欲望场域”,到2000年的“反讽时代”再到2004年的“怪诞现实”,王庆松在社会现实的反思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并且用作品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审慎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此次展览囊括了他近1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5件摄影及雕塑作品,2007年的作品《国宴》也在其中。这幅作品分为对比的两个画面,左边是1300人围绕在UN形状的桌前,一边吃着廉价快餐,一边热络地相互攀谈;而右边则是一层薄雾笼罩下,众人离去的残局。那些愿景与垃圾一起被人们遗弃,混乱才是占据核心的定格。如今国人目之所及的世界大同,是经济的大同,科技的大同,恰恰忽略了人之为人的格局的大同。而要在一个时代中完善一个人,还需将纯真的诉求归还于他,将不隐瞒的历史交付于他,将缺失的信仰点醒于他,也将断层的文化精髓接连于他。天下大同,有无宗教之神是其次,有无精气神之神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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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个初稿)

刘小东的个人影像展“儿时的朋友都胖了”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他于万张照片中选出千张,围绕家庭、朋友、社会铺展开来。从与喻红第一次的海边旅程开始拿起相机拍摄,他便成为了那个“如动物般观看世界”的人。倏忽三十年,在那些向我们砸来的生猛写实之外,这里有他路过的温柔与悲怆。


时间不宽容,胖了朋友,瘦了道义

    1987年,刘小东尚未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而王小帅与张元也仍在读于电影学院。他们三人时常聚在一起,在闲聊、喝酒、拍片与玩闹中挥洒着那个年代的狂妄与恣意。2014年,当王小帅与张元再次站在刘小东曾经为他们拍下的合影前,摆出同样姿势留念后,他们共同的朋友在朋友圈中留言:张元的脖子哪儿去了?画面中,曾经清瘦高挑的张元与浑然饱满的张元两两相看,亲近又疏离。的确,儿时的朋友都胖了。

    我们所熟悉的是作为画家的刘小东,他画历史的匿名者,将所有人物设定于场景中,带着一股抽离抒情的生猛席卷而来。这种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写实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去年的个展“刘小东在和田”之后,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到来。他坚持称这些照片为生活的备注,是不能算作摄影作品的作品。但他对现实始终抱有的敬意未变,对时代变迁的敏感未变,凭借记录的自觉性,用镜头捕捉着那些飘在风中的暗号。

    2006年开始做整个影像展的梳理工作,那时刘小东常常将喻红按照年份收藏的底片拿出,对着窗户的亮光逐个查找。在这过程中他发现,王小帅占据了相当的部分,“要是故事片的话,他就是男主角”。作为刘小东的学弟,王小帅在他的眼里是幽默的,“他特别聪明,外语好,有模仿天赋,搞电影的人又特别会说话,所以在年轻一辈里很招人喜欢”,于是在这耳厮鬓摩的情谊中,1992年他与喻红共同出演了王小帅的电影《冬春的日子》。这个讲述一对青年画家命运的故事由王小帅自己筹资拍摄,而刘小东却因为表演的临摹性与重复性而几近崩溃,蓄意叛逃。最终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拍摄,当时那个从福建电影制片厂回京闯荡的小伙伴如今已经成为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而他,不可避免地也胖了。

     2010年,刘小东回到位于辽宁金城的家,开始了一次带给他最大冲击力的现场写生,“可以在外面折腾,但回到老家,你其实就是左邻右舍的毛孩子。近乡情怯,这是我基本的一个情感因素”。在这个围绕国营造纸厂而形成的小镇中,他经历了成年之后最长时间的逗留。四个月里,他直面儿时中的儿时,伙伴中的小伙伴,画下了一代被淹没的工人阶级。旭子、韩生子、肖老师、成子、郭强、力五、树军、小豆这八人中,有的退休,有的下岗,有的入狱,有的经营着小生意,他们在无法掌控的改制之痛中,胖了。

    如今,刘小东画面中所呈现出的生猛总与某些东北烈性的特质相近,但他并不认为那些地缘文化中的江湖道义值得宣扬。“这些东西讲多了有时候会很功利,人还是不要过多地参与情感,社会到了一个消费时代,讲的是规则。在规则面前讲人情会丧失信誉。要收敛自己的感情,尽量做到按规矩办事,只将义气停留在私人领域。”


万千浑浊中,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

    1984年,农历出现了罕见的闰十月。这一年,文莱脱离英国独立,美国两名宇航员成功太空行走,世界上第一台光纤录像电话在法国开始试用,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北京大学生第一次亮出“小平您好”的条幅,刘小东与喻红坠入了爱河。成就这段爱情的是一场北戴河与南戴河的毕业旅行,刘小东暗恋喻红已久却从不敢与她说话。然后想象与想象遭遇,他的念念不忘终得回响,“我们俩好了之后,我就老有种像在做梦的感觉,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实现的”。那时候,刘小东从同学处以25元买来一架旧式俄国相机,在海边拍下了一张张曝光过度、对焦不准的照片。这是刘小东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拍照,穿着泳装或休闲装的喻红眼神扑朔或远或近,带着万分惊艳、阅后即焚的女神感,面对镜头兀自空灵着。

    喻红当然是这场影像展的绝对女主角:1985年,她绽放在热恋期的桃花枝下;1986年,她一袭蓝色衬衫陪伴刘小东在中央美院的画室中;1987年她在地坛冬日的枯枝下微微抬头;1988年她一身飒爽的中性装扮站在玉兰中;1990年刘小东在中央美院举办了人生中第一个画展,喻红同时参展另一个“女画家的世界”;1991年,他们在郊区盖了一间画室,牵手走在冬日的护城河畔;1993年,他们恋爱整整9年,一起来到美国并在纽约结婚。倪军在为他们拍下结婚照,两人穿着自备的服装,在一派繁荣大都会中的狭窄街区取景,刘小东叼着一根香烟,喻红的腿若隐若现在高开叉的礼服裙间……后来喻红怀孕,喻红生子,喻红生病,喻红熟睡,逐年看去,无一细节遗漏。木心曾经谈到爱情时说,“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中年趋向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一个女人在岁月变化总能够悉数占尽所有,无不令人唏嘘。刘小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拍照的时候我的目光很浑浊,总是半眯着眼睛看,心态也是这样的”。但于万千浑浊中,只要是亲手点燃的,那一定就是火焰了。


Q&A:从情义入规则,有时家庭高于你对自由的选择

TO:整个影像展览的照片是从84年你高中毕业时期开始的,在这之前没有被记录其中的童年是怎样的?

  我是63年出生的,童年在70年代的金城。那个时代除了大城市之外,发生在二三线城市的童年是一样的,反正都是一个不读书,喜欢搞运动的时代。

TO:那后来是怎么考上中央美院附中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就被美术教师吸纳进去了,到了中学没有了美术课,别人下课去玩儿我还在画画。当时在金城的老师是学国画的,他是电影院的宣传员,经常画电影海报,或是为厂里开的会写一些标语。而另一个县城的老师在文化馆工作,是学西画的。再加上理我更远的舅舅是从吉林美院毕业的,时不时来家里指点一下。当时报考的时候已经17岁了,我小地方来的,一道沈阳就懵了,害怕,怯场,一道考试就胃疼,得打吊针否则会脱水,发挥得特别不好,数学和英语都没有及格。但监考老师可能看这孩子挺有毅力,就考上了。但这个苦肉计要是放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了,你得了癌症,人家该不收还是不收。

TO:所以之前陈丹青抨击中国的艺术招生制度和教育问题时,你是赞同的?

  我双方都理解,没那么极端。因为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了,家庭也在崛起。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认为这个人就有前途,就会要。今天谁敢说这个话。今天他会问为什么,你是不是受贿了。没考上,家长就会拿行李,跑你们家住去了。为什么?你是不公平,那么今天说的招生制度都得设置一个,找不出任何毛病的方式。你甭拿行李找我这儿来了,没有人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这是一个规则。 

TO:二十年前进入美院任教,判过高考试卷吗?

  我判过,上万张卷必须有一个规则,我们十几个人住在机场,分批判改素描、速写与色彩。十个老师坐一排,武警解放军拿一张试卷走过来,每个人判定及格、不及格还是优秀良好,五个通过了就算放过了。然后再把卷子平铺到地上,一人一个小手电开始打点分线,从85分开始局部地分,把分数线拉开。

TO:当年和陈丹青、艾未未经常一起玩儿,现在他们两人经常会对公共话题发表意见,但是你并没有。是什么原因不想去表达?

  从博客时代到微信时代,我一直是空缺的。我觉得我不擅长这种表达,绘画已经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了。如果再多一个方式,我驾驭不了,我不能同时用两种方式。

TO:那现在通常获得信息的渠道是什么?

  我有一个iPad,基本上每天必看新浪新闻,然后睡前看看我老婆的微信朋友圈有什么好玩儿的,别的就很少看了,报纸基本上都是在飞机上看。

TO:从你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家庭占据的位置很重,看来你对传统家庭的道德核心还是很遵从的。

  从理论上说,现在的社会家庭早就不该存在了,因为人们都讲究个性,但还会选择家庭的原因是出于人的本性。家庭毕竟是在真的寄予你,在你遇难的时候是真的跟你在一起的,也就是在这些时候,它高于了你对自由的选择。而它的连带性,又注入了一些恒久不变的东西。

TO:那你觉得六十年代生人的特质是什么?

  这一代人,按照你们媒体总结来讲,因为赶上了时代的变化比较多,不想经历的也经历了,真正大的苦难也没经历到,贫穷过富裕过,到现在还年富力强,社会的各个岗位还需要你,因为你没那么老。

TO:之前说过四十岁以后要做减法,都做了哪些减法?

  就是躲。我接受采访就只在办展览的一瞬间,过后千万不要。老谈过去,人的心情不见得多好。现在中国整个社会节奏都太快了,目标太明确,忽略了享受生活本身,各行各业,包括艺术界,包括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只为了达到什么,而不在乎真正想做什么。 

TO:在这些年影像的不断记录中,北京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城市不断盘香式扩大,很令人心急,很令人焦虑。以前坐火车,两边全是玉米地、高粱地,现在再坐火车,几乎快到东北了才会出现野地,城市和城市完全连接到了一起,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面对盖房的无限扩张与速度加快,我们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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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5 14:04)
云南,舞者当众揉碎了一张写有“孤独”的白纸,然后一寸一寸地咀嚼、吞下。黑暗中,电话一直在震动,挂掉再挂掉,弄撒了一杯热茶。

CBD某咖啡馆,当谈到一名备受争议的网络性情红人时,女作家放慢了语速说:她的箭总放得太准确,但真正喜欢谁反而躲起来不见谁,因为她自知有一种撕毁别人的能力。

西安,一场婚礼结束,新娘开车载我在旧路上兜圈。她妆还未卸,我的无名套着她的钻戒,转过去抹了把眼泪。

三里屯,晚宴菜过三道,烤乳猪上桌。一边用刀叉撕扯一边想,海明威就是让这道菜配着哈利奥产区的红酒,将一对男女的绝望推到了极致。再抬头环顾,一个女演员,一个制作人,一个品酒师,一个翩翩少年,怎么看都是迷惘一代的格局。

大跃酒场,露台上是另一个饱足的夜。对面姑娘唱起《桃花扇》,几个手势婉转,一出无以为继。她醉中看着我的眼睛说:才华在京城就像碎片,遍地泛光。但记得的仍是许多年前走出教室遇见的罗曼罗兰,整个走廊中只看见了那一句——唯有创作才是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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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8 23:45)
    前日,与友会于汉口八七会议旧址旁的酒吧。江城春夜,向右是醉,向左是讲故事的人,唯有一个永恒的不快乐小姐独坐中央,无法开口道出更多孤独与团结。对我的困境,他只说,记得保持住语感,不要被怯懦所误,不要被书架上的大师所误,拳打脚踢先上台。
    一年前,看完何嘉莉唱《海阔天空》的视频后曾告诉自己,该上台了,莫忘初衷,要活得再好一些。可哪想穿堂而来的风不断将我引向一扇扇虚掩着的门,在推与不推的折磨间,数次被摁倒在锈迹斑斑的钥匙孔前被动张望。可我是爱强势的,因此着迷于命运与际遇,也可能因此荒废了爱情。
    到底什么才是我的困境?不是无法保持的热情,不是正在丧失的好奇,也不是试图建立却一次次坍塌的全局观。说不清,借一些诗歌的意向,大概是想抓住令人放松的荒凉,是总试图蹲在街边向路过的花猫讨一支烟,是爱上了势不可挡的消亡。
    在一个展览的开幕时段,艺术家蹲在精心铺排的石板上,指着水泥墙中的一道缝隙说:每一个虚空都不是虚空,要用空间把时间留下。我用脚来回蹭着石板间渗出的机油忽然就明白,所有归途列车的终点其实就是起点,但这最无所谓,重要的是,你在路上亲吻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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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4 23:07)
  “每当有人在我耳畔轻轻甘语,过了几天,又响起轻轻甘语,我知道,不过是一个仇人来了。 ”

  前一阵有人约我写情感,我说还是算了吧,我的感情观这么消极,指导谁都是死。不如来写写二大爷们的客厅,进可挖掘迂回无数,退可成就道貌岸然,出活儿。对方回,两会期间三观要正,歇菜吧。
  歇菜就歇菜吧,侠意歇了菜,凛然歇了菜,这个世界上都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文武双全的盖世英雄了,我无关痛痒的一个想法歇了菜,又有什么关系。想到以前一直在追看的《扯经》里有一段:【师傅,好大风雨】【澈丹,少做感慨】。
  长大真是一个学鸡贼的过程,能按得住心动。可是控制情绪的人生真不见得多高级,反正我摸黑走在高速公路上时,生动地像个少女。噢,少女是会颤抖的,女人只会暧昧地笑。
  其实忙得够呛,写这些瞎胡扯完全因为还不想听采访录音。春风就要十里,我要在一个个沉醉的夜晚继续忙下去,顶着漫天星斗,爬在窗户上抽烟,快乐地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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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6 22:25)
    有好一阵,持续在电视台的五点新闻档工作。那时还没有资格进行具体的内容操作,只是负责与天气预报的团队一起出外景。说来是团队,不过只有两人—负责一路飙车的黑人摄影师以及盯着转播信号、七手八脚比划出“3、2、1、Cue”的我。工作也是再简单不过,选一处开阔的日落景观,架好机器,为棚内绿幕前播报天气的主播提供不到1分钟的即时影像。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疯狂追逐落日的三百多天。
    每日,我们下午固定在三点出发,开车穿越整个新墨西哥州,寻找着即将绝尘而去的壮阔。有时在跑满牛羊的农场前,有时在放眼无边的麦田里,有时在乡野中凭空出现的教堂旁,也有时干脆就停在某条公路上,把机位一再降低,让路自己起伏着趋向尽头处的夕阳。日子久了,由一开始盯着画面与信号的紧张松懈下来,突然有一天就抛下耳机走出转播车,开始认真打量周遭旷野。曾经跑到过一片发电的巨型风车群的背面,跌倒在小水洼中满身泥巴;也闯入过别人的农场,在草垛丛中看到一杆生锈的猎枪;还有一次,沿着公路向落日的方向一直走一直走,直到最终成为画面上一颗移动的小黑点;更多时候,只是爬到车顶上坐着,脑中茫茫空白。融入真简单,一个转身而已。
    现在回想,那真是一段再好不过的日子。尚未进入语境,只是费尽心力收集着表达不出的意蕴与感动。再后来,不知从哪一天起,大时代迅速从四面八方降临,细节一点点丧失,所有现场都在崩塌。“人们年轻得不甘愿,老得遮遮掩掩”,没人找得到自己的精神故乡。
    今日写稿至颓猛然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选择成为的我,仍是那个向着落日一路狂奔,周身洒满余晖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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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邪童”到副主编,蒋方舟当然在成长,经历了《正在发育》与《青春前期》,她一边在新书中承认自己不曾历经沧桑,一边又需要面对社会力量裹挟下早逝的青春。这个不久前在微博上庆祝24岁生日,鼓励自己明年活得像个年轻人那样快乐的小姑娘,同时在文章中强调着“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国家体制发生冲突”。关于成长,有一则故事也许贴切:身为虫子最尴尬的是,被一只鸟叼回巢后才发现,这不是一次免费的空中旅行。


所有青春都蕴含苍老 

  聂鲁达在晚年作书,回顾自己作为诗人的一生,作为反法西斯战士的一生,以及作为外交家的一生时,命名这本回忆录为《我承认,我曾历经沧桑》。刚满24岁的蒋方舟,在经历了少年成名、破格录取、方舟子言下的代笔门以及毕业即出任《新周刊》副主编等一次次轰轰烈烈的争议后,她借用并轻改了聂鲁达的句子,将新书命名为《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距离上一本《谣言的特点》已去5年,蒋方舟顺利从清华大学毕业。在这个精英汇集、更接近成人社会权力纷争的校园中,她依然独来独往地固守心中那片纯文学之地。这些年,无论是否是在外界影像下立场的转变,她的笔下不再是少女的迷茫,更多着眼于家国,成为批判的写作者,批判着“微博上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以及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怪兽”。而在这个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她也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早逝的青春。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是蒋方舟二十岁后所写杂文的首度结集,收录了她这些年来的日记、书评、以及媒体撰稿,其中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审判童年》一文也作为独立的篇章存在。书中的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一则简短的附记,一些用以还原写那篇文章时的心理状态,一些用以自我否定。蒋方舟欲通过此书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重新寻找写作的意义,“以前对于我来说,写作像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覆盖性格的不好,长相的平庸。而现在我才有了真正的写作冲动。这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不想让别人一直觉得我像是一个骗子”。

  在新书发布的沙龙上,蒋方舟的女性偶像、作家刘瑜也在其列,她对9岁就开始承担外界期待的蒋方舟充满同情。刘瑜认为蒋方舟最大的不幸是,还未写出任何作品就已经成为了某种代表。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青春,但我知道不是你蒋方舟这样的”。那到底什么是更好的青春?无来由地错愕?不懂得指控地恣意?还是从内心某一面出发无止尽地跌落?蒋方舟面对这些倒已坦然:“当有人告诉你要享受青春时,这也是一种强迫也是一种扮演,保持写作的真诚,对自己诚实就好。”青春的残酷与痛感,应该来自于强势群体的裹挟,来自于自主的流浪和被动的不被收留,来自于一切使命感之外的怀疑。如果从此出发,便可理解蒋方舟在青春期中的过早觉醒,而这本书正是对此的完全呈现。如果不曾历经沧桑,如何理解沧桑?她援引印在《小团圆》扉页上的那句话来解释,“沧桑大概就是,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儿什么东西在。”


成长就是不断地和解

  在书的封面写上,蒋方舟写下“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这句话最初出现在莫言得奖之后她写下的一篇日记中,也因此变成书中一章的主题。在这一章中,有对文学是否该独立于政治的思考,有对重建乡村可能性的思考,也有对找寻身后黄金年代的思考。她欲反抗那些“使我们不能够成为自己的东西,让作家不能够独立于时代的东西”。

  常人看来,这些话题对于一个24岁的姑娘来说已经算十分沉重。从7岁开始写作,蒋方舟身上的确背负了太多期望甚至符号,这也使她的成长长期沉浸在孤僻中。中学时,她总是带着耳机将音乐的音量不断调高,以将自己与外界阻隔。到了大学,她仍旧不能理解考出高分的拼命,竞选学生会主席的算计,以及校媒杂志为报道食堂的一张甩饼从2元涨价到4元的意义,于是她继续独来独往。今天的蒋方舟拥有了一个规律的作息,她7点起床写作,10点出门工作,晚上回家看美剧与书,然后再写作。每周去杂志社,从构架开始把握负责的专题,然后约稿、采访、写稿、组稿。她逐渐克服了对周遭的不信任,在工作中融入了团队协作的和谐。刚来北京时跟随着王小山参加饭局的热情,也随着深入了解到文化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以及王小山的戒酒而告终,前一阵她接拍了超能洗衣液的广告,在镜头前表演一名作家。“也许人劝服自己去服从社会化的标准是很容易的,但只有保持对于环境的不适应与不愉快,才能保持独立的思考,这也是我在不断反省的一点”。

  这个月她出席了一场颁奖典礼,暗中观察到娱乐圈中的生态。她发现红毯上的追捧与尴尬,也发现对名利渴望是如何被大众的欢呼驱使。“出名要趁早,这样快乐和痛苦都会来得更彻底些”,蒋方舟顿了顿,接着说“少年成名的人容易报复社会,我以为我会毁于心理扭曲,现在我倒比想象中心理健康多了”。

  在与书同名的文章中,她试图提炼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却发现50年代的激情、60年代的饥馑、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思想动荡到此统统消失,在这个貌似辉煌的新千年里,成长成为了散落且凌乱的个人记忆。“也许成长的关键词就是和解。回头看,在高考后去北川时目睹的震撼下,我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在大学时,当学会了包容外界环境与保持自身独立同时存在时,我完成了与他人的和解;如今进入社会,更大程度上是在与事件和解,开始接受不完美的事与不完美的人,并且仍然相信是一些永恒的善意在使这个世界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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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坛上,无“文法”的电影之辩

    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十二月十二日晨,刚刚迈入花甲之年的小津安二郎在东京与世长辞。这个早晨,他于病床上写下俳句:大学纷飞白茫茫,但愿它披身上,倘若今宵我死亡。而仅仅数月之前,他还在“无艺庄”的宴会上与女学生一起大跳摇摆舞,与老一辈导演内田吐梦深夜酌饮,甚至开始筹备自己的下一部电影《萝卜与胡萝卜》。至今,小津安二郎已辞世50年,关于他的评传与论著陆续也有出版。从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到唐纳德·里奇的《小津》,均依着各自的见地,从风格层面对小津做出论断。而早在1993年的日本,曾出版过一本《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书中收录了小津日常生活中的的所闻所感慨,更简略,更情绪化,更不着边际。在这本《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小津卸去拍摄中坚持精进的“暴君”形象,以诙谐轻松的方式大谈创作,大谈人生。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这可算是一本关于小津文章与访谈的汇编,除少量篇幅为亲笔所作,其余均是他在不同年代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这些采访或有板正的对谈,或有一边抽烟一边喝酒时的漫谈,就在这些言语间,关于小津电影背后的秘密一一亮相。学者止庵认为,小津是一名实践者,并不是理论家,他往往只述事实,不讲道理。如果将此书当做一本完整周密的理论之作来期待,难免会有失望。但关于小津电影的特点,书中确是俯拾即是。

    小津眼里,自己最具风格化的低机位拍摄,被日本评论家们一致奉为“榻榻米上眼睛的位置”,代表日本人独特的视角,也不过是出于不想收拾片场满地电线的懒惰,而这省时省力往深了走,索性将机位一降再降,制作出世界上最矮的三脚架。书中,他强调电影以余味定输赢,又烙下狠话绝不遵循拘束画面的无聊“文法”,拍摄悲伤场面时反而使用远景,并傲娇地表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大胆进行越轴拍摄的导演。他说,面对摄影机时,我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过它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

    小津的墓碑立在北镰仓的圆觉寺内,并没有特别标识,其上仅有一个“无”字。在这个“无”字之后,隐藏着他全部的54部电影以及六十年的斗转星移。不同于同时代已经成为世界导演的沟口健二与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生前更多是被国人所接纳。他的影片带有极强的日本特性,所有题材都是关于某个寻常日本家庭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总在同一模式下演进:父亲“周吉”,大儿子“幸一”,女儿“纪子”,一家名为“若松”的传统料理店,以及一间名为“露娜”的居酒屋。对于这些相似的一切,小津并无厌倦,观众更无厌倦。他在书中说道:我是“开豆腐店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今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会喝着喜欢的酒,以“小津风”继续拍电影。

 

神坛下,存假设的人生之醉

    对于小津来说,投入电影创作是生命的常态。他一生未婚,始终与母亲同住。对于母亲以及自身的孤独守望,似乎也在影片中有所隐喻:在那些家庭空间的封闭与开放中,年轻的女儿出嫁,孤独的长辈终老,仪式化的相处,以及关于亲情错位的感悟。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一书分为五章,即有讲述他如何从沾染饮酒嗜好的问题学生进入蒲田制片厂,因为与导演大久保抢吃一份咖喱饭而当上导演的人生经历,也有他对自己全部作品的自述以及对电影的爱。而除去他对自己电影特性的解释,余下的两个篇章“酒与战败”及“战地来信”均为他参加侵华战争时的书信与记录。

    此前对小津的电影顶礼膜拜的人们读完此书,顿觉心中神坛轰然倒塌,皆因他在对战争的描述中,写下“敌方”“抡刀砍下”之类饱含戾气的杀伐之词。他在《体验战争》一文中记录到,“中国士兵仍手榴弹的技术之巧,让我深有痛感……起初我方伤亡惨重,但我们也相处办法,就好像抖包袱那样,用声音诱使他们投完所有的手榴弹后再冲出去,对方不知所措”。而战败时在军中高层一片切腹的扬言中,他又写到,“切腹实在令人为难,但我也不能独自苟活,无奈之下,心想干脆弄些德国制的安眠药巴比妥掺在酒里喝下,醉醺醺地爽快死掉,的确很像我的风格”。编剧史航说,“这也是这本书给我最大震撼的地方,他的战地记录,是非常令我难忘的。这不算是另一个小津,而应该是小津的日本性的更深邃体现”。

    当然,关于一场战争的恶之平庸实在也无法避免。毕竟,那是另一层面上更复杂更幽深的假设。除此之外,在小津的人生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另一个假设——情感与婚姻。书中他提及,“我并不是抗拒什么才过着单身生活,只是不自觉地继续下来。对于女孩,我和世人一样,有喜欢也有讨厌,也不介意她们是短发、烫发还是日本发型”。他也曾在年轻时与几个女演员传出过婚讯,甚至在1935年的春天与小原清风楼年仅19岁的艺伎森荣订下婚约,这桩婚约随着小津远赴战场而搁置。二十年后当他们在北镰仓重续前缘时,森荣却又因为小津与原节子的绯闻黯然离开。至于小津与原节子之间的纠缠往事,至今无法定论。原节子是他影片中“永远的女儿”,是他口中日本最好的电影女星,是他心中悟性极强的女演员。她在小津去世前一年毫无征兆地退出影坛,而在小津去世后她出现在守灵夜,从此销声匿迹,至今仍未婚。至于森荣,去世时留下遗言,嘱咐家人将一枚护身符与自己一起火葬,这枚护身符便是她曾送给小津带去战场的信物。女人们的情深不寿,变成小津自己的慧极必伤。也许正应了《秋日和》中的一句:寂寞也没办法啊,只要她能得到幸福,不忍耐怎行。

    关于《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一书,你可能感受到他的风格背后明确、排他的美学观念。学者止庵认为,小津如同许多日本艺术家一样,受到日本禅宗“简单的意味”的影响,反而将一些复杂的事物在口中作以简单化处理。

无论身处神坛上下,字里行间,我们可见这样一个小津安二郎:他总随心所欲,比常人更坚决,眼中有沟壑,心中遍地喝不完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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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五六年前,身边充斥着一群金属党。每提起民谣,他们总是笑笑地说,土鳖。那时还小,不懂个中滋味,只懵懵觉得一个人撑一场是乏了些。后来听着李志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崩溃,眼看旁人撞翻了一头跳跃而过的鹿。也就是在那一刻带着几分神经质认定,我一定是鹿的转世,逐鹿中原的鹿,鹿死谁手的鹿,一头麋鹿,四不像。

    李志自然是好,有情怀也深刻,悲伤得不懦弱,一看就是灌了命运的酒。后来听周云蓬,听小河,听赵已然,听狗毛,听白水,听五条人,年龄渐长,好像开始重新遇见自己与天地万物。听说老周与绿妖分手,不相干的人议论地厉害。感情最害怕剖白,真担心这帮好事之徒榨干了他们彼此间最后一点微妙。

    转眼在长安待了段日子,沿着顺城巷走,文昌门永宁门朱雀门勿幕门,含光门安定门玉祥门尚武门,有时幻想自己像李献计一样打开记忆的门,重新回到某个起点。与姑娘们笑笑闹闹地吃饭小饮,然后去看宋东野。年轻的歌者,唱了最想听的《董小姐》与《安和桥》,又有一首开了黄腔,周遭笑得花枝乱颤我却认真地难过了一把。他唱,你用含过别人鸡巴的嘴说你爱我,我用舔过别人咪咪的嘴说要娶你。

    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到底是要清醒地活还是要陶醉着死?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年代,人生不就是被矛盾拉扯着,两头一松,便入了土。我不要与时间对砍,不满足于做自己,当然也不想成为哲学的殉葬品。然后呢?呵呵,然后,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最近还是有几句过目不忘。一是《庾信赋》中“遥看已识,试唤便来”,一是李煜“不传消息但传情,黄金台下忽然惊”。还有一句是歌词,“爱上一匹野马,而我的家中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你可知道我已说够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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