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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下)—罗征启口述深圳大学早期的治校创举

(2015-03-21 2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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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罗征启口述亲历:

  党要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这三条一定要有。对于校长来说,行政管理工作是主要的。行政工作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但是教学工作和科研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才行。

一、教职工全员聘任制

   1984年,深圳大学全国率先实行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当校长最头痛的就是提职称、提工资!提工资比提职称还麻烦,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我们是在国家的“全国粮票”中自己搞了“地方粮票”。在按照国家规定的基础上,然后加入我们自己的解释。

  =我们当时有一套“能力资格制”,整体上是按照政府要求的来,评教授、副教授,我们增加的一些规定。主要是按照年头。比如说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来,一开始是一年见习、之后助教,三年或四年,可以提升为讲师。除非你有特殊的问题,比如说你讲课讲得不好,学生不欢迎,要赶你走,除非是这样。排年头的话,该提就提,助教提讲师也是这样,讲师提副教授也是这样,副教授提教授,也是这样。

  =政府那一套怎么办呢,国家的规定,要考外语,要作业、讲课、工作量之类的,所有都照算,国家有什么规定,我都照算。你够政府规定的教授,政府要提教授时就把你排队提上去,通过后就变成政府的教授了。解放前,就有“部聘教授”(教育部聘的教授)和“校聘教授”(学校自己聘的教授)。我们这也这样,你可以是部聘教授,也可以是校聘教授。聘任的时候倒挂就不好了。假如有特殊才能的人怎么办,你就提出来,教授委员会通过的话,就给你相应的职称。

   假如国家规定,职称有指标的,最头痛的就是指标!指标不符合实际情况?那怎么办,按照国家条件的排队,排下来,有二十多个,我就全报上去,有个次序,国家假如规定只能提20个,我就把多出来的那5个,搁起来,以后再说,以后我先提这几个。

  我们这个能力资格制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办学直到1989年,就没出过事儿,也没吵过架,也根本就没有人来找我。教职工也没什么意见,大多数按年头排,极少数的有特殊才能的、特殊成就的就特批。关于工资的话,还有些细节方面的处理,大体上都有比较合理的办法。只要你考虑的合情合理,大家觉得公平就没事了。

  干部的聘任也一样是这样。我们规定,干部比教师低半级,如教授是四级,处长就是三级半,副教授和处长是一个档次。那不会出现,打破头不教书的情况,都往干部上挤去,都想当处长。

  在老师管理上,采用比较合理而略显宽和的政策,是因为老师呢,在文化大革命被整得太惨了。我在清华,在礼堂上面往下边看,一排一排,差不多都认识,全都挨过整。他们也很难讲出口,太难了。

二、半工半读“夜大学”

  清华大学工作时,我去罗马尼亚考察,看到罗马尼亚有两种学生,一种就是普通的大学本科生,是五年制的。还有一种六年制的,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读书学习,半工半读,期终考试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停下工作,复习考试。全部教材、考试内容和文凭和五年制的一样。学生也更欢迎这个六年制的,因为六年里面还有工资挣。

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下)—罗征启口述深圳大学早期的治校创举  当时清华大学里有两千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进厂的,这些人基本上初中毕业都不算。我想让工人们半工半读。他们说,“你说的对,可我们怎么办呢,都拖家带口的了,特别是女的,好多都生孩子了”。好心也不行。

  清华我做不成,来了这里呢,我就想办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勤工俭学是维持不下去的。学生要上课,就不能去做工,但我工厂不能不做工啊,结果我就要请工人,请工人的话,学生的岗位就会被工人占了。所以我就想,我要两种学生,一种是全日制的,没课的时候你就做工,或几个人顶一个工;还要有另外一种学生,半工半读的学生,白天基本上在工作,晚上学习,担心学习时间不够,就把学习时间改成三年。我跟大家商量了几次,最后都同意了。我就写了报告,可是广东省高教局没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正好这时,蛇口的袁庚要我去他那儿。他那儿开会的桌子上摆了一大堆他们培训班的文凭,漂亮极了,比清华硕士研究生的那个文凭还漂亮,我说,袁总,你这个教育部同意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交通部同意你啦?他说,也没有啊 。那你怎么发啊?他说“到时候再说”——这就是老同志,真厉害!

   后来他讲话的时候,就话锋一转,“有人问我,教育部同意了没有?交通部同意了没有?我说,都没同意,我同意了——这文凭合格不合格不是你某个领导、某个部门说了算。社会实践说了算!我们这里社会实践认为这个合格了,这个就是合格了,永远合格”。他那里的学员,就哗哗地鼓掌。

   我就感动得很,我想,我就不敢这么说,不敢这么做。我想我也得这么干。我就举手,他们说这个校长有什么话要讲吗。我就站起来,我说袁总,你不是说嘛,你这个文凭在五平方公里有效,我在你旁边,加一平方公里,在六平方公里永远有效。后面一个学生就说,怎么有效啊,别空说。我说,怎么有效呢——当时憋得我临时想——每个学员凭着这个证书,深圳大学的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设施等,全都对你们开放。底下的同学们就鼓掌。袁庚说,这个校长很够胆,咱们现在有六平方公里了!开完会后,我就跟他说了办三年专科生班的烦恼。他说,你不能报,谁让你去报呢?你可以办起来再说,深圳大学常常有中央的领导同志来,来了你就汇报。中央领导听了以后肯定很赞赏,很好嘛。这样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嘛。他敢不批你?

   我回去就跟大家商量,想了一个名字:深圳大学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这次我们没有再上报,就开始招生。我们提出“出口严入口宽”的方针。如果学习不合格,考试通不过,就不能发文凭,不能毕业。我们还在学生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叫做“加锁把好出口”。

   我们把这个事跟市领导李定说了,我们为什么要改名字,他说,“你们改,我赞成,我明白你的意思,出了问题我去承担。坐牢的话不能你校长去坐牢,我去,没关系,我顶着”。我说,用不着,坐牢的话还是我去吧。就是我们这个证书啊,如果教育部不承认,省高教局也不承认的话,我们深圳市2000平方公里你能不能承认它有效。他说,“那没问题没问题,我保证你有效”——我比蛇口还多,我觉得这事可以了。李定说,“你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学生毕业以后他在深圳不会走的。他走的话,这文凭就没用了”。

   到1987年三四月份,李鹏来了,我就向他汇报。没多久省高教局让我写申请报批备案。我当时是这么写的:“深圳大学于1984年4月,办了一个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这个专科学院学制多少,现有学生多少,老师多少,专业多少,现在在校学生共有多少。总的来说,教学秩序良好,教学质量有一定保证。特申请备案。”就报上去了,没几天就批下来了。这两种学生解决了勤工俭学的问题,半工半读的这部分学生都是有点生活经验的,他们相处和睦,合作互助。

   当时我说,深圳大学是后来者,要走“另外一条路”,你别以为我已经想好了,没做呢就已经想好了,真的不是。而是摸索着走。很多东西都是临时碰上了。

                                                     结语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深圳经济特区各行各业的筚路蓝缕共同汇聚了中国的改革道路。深圳大学早年的改革实验不仅成为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先声端倪,更是那个精彩时代的一道绚丽景观,无愧于这片热土。

    自主自立、务实创新成为深大师生的精神标签。创新精神化育英才,它为深圳乃至中国的改革建设培养了一批实干精英和数以万计的人才,将创业者激情的脉动传递到更远的角落。 

高等教育面临突破的今天,轻轻翻开这段渐渐尘封的历史,深圳大学会给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更深沉的思考。

(口述者罗征启:时任深圳大学校长。整理者王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师;王梦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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