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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中)—罗征启谈深大”学生法庭“

(2015-03-20 23: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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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学生自律委员会”

国外有一种“道德法庭”,部队里或者工厂里多有。我想这是一个自己管自己的好办法,可以让学生自治。所以我们就跟学生商量,成立一个“学生法庭”来裁决学生事务。“庭长”和工作人员全部是学生,基本上是法律系本科的学生,对在校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依规“裁决”处理。一切按照审判的程序来。这个法庭后来就叫做“自律委员会”,为什么呢?是有一天,法律系的一个老师找了我,说老罗啊,你这个不行啊,你私设法庭,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的话,那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当时的庭长是古嘉阳,我说你改一改名称吧,他说我不改。呵呵,当庭长多气派啊。后来他也改了,改成“自律委员会”。

对违纪学生的处分都是由自律委员会决定的,然后报上来我批,也并不是说学生自律就完了,要是我不同意学生法庭的判决,可以否决他们的判决。我之前说我可以一票否定,学生都是同意的。如果学生自律委员会说要开除一个学生,我如果不太同意,就会请他们再研究一下,看有没有缓和一点的办法,不要把他推到社会上。教育好了才能放出去,你把他开除的话,就没戏了。

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中)—罗征启谈深大”学生法庭“(图学生自律委员会工作场景)

我记得当时有个学生犯了特别多事,考试作弊、偷书、偷荔枝,自律委员会特别讨厌他,要把他开除。他来跟我说:“请你们再考虑一下,能不能不开除我,你给我个机会,我一定改”。我就说假如他们坚持要开除的话,我可能只有动用我的否决权了。结果他们(自律委员会)没有干,就不开除了。留校察看两年。当时正好要放暑假了,我们对他说,你夏天就不回家了,你家在天津,你就别回家了,你就在荔枝园,看着荔枝,松松土。当时还有好几个人,一起看着园子,有一点工资。暑假快完的时候,我跟一个老师去看他劳动,他态度特别好,劳动得特别好,他说“劳动收获很大,谢谢学校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改好”。我们挺感动的啊,我说“行了行了,你回家吧,还有一个礼拜不到,你干脆回家去看看爸爸妈妈吧”。他就高高兴兴回家了。结果,过几天他爸爸妈妈来了封信,说:“你们学校真是奇怪了,你们思想工作是怎么做的啊?我那孩子,原以为是没得救了,结果你们给改造过来了,回来以后不仅是劳动观念改变了,在家里抢着活干,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这深圳大学的思想工作,我们简直服了。”这话是原话,他们说“我们简直服了”。

二、学生干部的“票选”

深大有一个特点:所有的学生干部,都是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法庭庭长是票选的。这个民主的程序很有意思。“选举法”是学生自己搞,我没有参与,我连改都没有改,都是他们自己制定,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但一定是要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当时是全校投票。我们国家的策略怕这个“普选”,我们的“普选”好几年没有出过事儿。当然也出过小问题。一个同学竞选学生会主席,接到一个电报,那时候手机也没有,电报说父亲病危赶紧回去。他说,“我吓一跳,我前几天刚回去,好好的,怎么会病危呢”。后来他们想了,肯定是有问题,结果家里没出什么事儿。估计是谁搞小动作,我们也没有查。

自律委员会、学生法庭,一人一票选举的场面很有意思。也跟现在发展中国家似的,吵吵闹闹的也有,学生互相之间也吵吵闹闹,假如说我来主持选举,他们就吵嚷着找我评判,跟我来吵。记得有一次,第三或第四届,有三个竞选团,当时争得非常厉害,选举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得票最多了,另两个竞选团就联合起来,就说他作弊,不干,吵到我这里,说老师你来裁判一下。我说我可不裁判。这样吧,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二十四小时,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们来报告,你们达成协议了,我就批,我就同意;你们达不成协议的话,那这次选举就作废,就重新来。重来必须有新措施。你们三方都签字,重新来,重新选。如果都同意了就可以,要是重来还出问题、还不同意的话,那就说明你们学生这个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不行,那我就来指定。他们一听这个,赶紧回去,不到半天就达成协议,还是原来的胜出了。我就觉得,我们的管理为什么不能给大家松动一点?不用太紧张,松动一点没关系。

我记得,学生第一次搞民主选举的时候,我到学生宿舍那边去看一看,被一批学生围着拉到宿舍里了。“罗老师!你来看看我们三个竞选团你支持哪个?”我说,“我支持哪个,你们什么意思?”他们说:“没什么意思啊,就是看看您支持哪个?”我说:“你们选出哪个来,我就支持哪个!”他们说“你这个太狡猾了!”我说,我就要狡猾一点,我要是说我支持谁,你们就吵出去了——罗老师“钦定”——你们用的词我都想好了。我说,我才不上这个当。何必表那个态,就让他们选呗,出不了事儿的。

三、宿舍不熄灯与图书馆全开架

改革最兴盛时,深大凡和学生有关的工作岗位,全由学生担任,学生校内完全自治管理。高校的管理中宿舍管理是很大一块。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半或11点熄灯。我反对学生宿舍关灯。关灯才会出乱子。但是老教师都不干:“从来都要关灯的嘛”。我说,从来关灯咱们就不要关灯。大家不同意。后来我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开始关灯了,一到十点半,啪!灯灭了。等一会学生宿舍那边,啪!又亮了。“噢噢噢噢——”学生宿舍那边开始欢呼,原来有学生偷偷地又把电闸给合上了。然后,管理员又过去给关掉了。过一会学生又给打开了。你不能整天看着吧。

后来我带队去香港考察,我专门请教了一个管学生宿舍的人。我问他,你们这里的宿舍晚上熄不熄灯啊?怎么保持宿舍的秩序,不出乱子啊。那个管理人员就说,我们这里从来都不熄灯,因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有法规定说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你要保持安静了,如果你吵闹别人就可以投诉你,被投诉的话我们管理人员就要按规定处理你。没有投诉,我就不管,投诉了就必须管,按规定做。如果你无缘无故去干预学生,全体学生会团结起来一致地反对你的。大家当时听完就不说话了。当时张维校长也在,张校长说,其实我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国外没有熄灯这样的事。

我们图书馆的管理也打破常规,我们当年是“四全”:全开架,全天开放,全年开放,全电脑管理。后来学生们觉得没有必要开放24小时,于是就改成晚上十二点闭馆。深大图书馆“全开架”。当时内地学生借书必须要先查书号填单,由管理员到书库去把书取出来。深大实行“全开架”,学生随便进出取阅。这种做法也是最早的。

有一回钱伟长来我们学校,我带他去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进了图书馆,馆里的工作人员看到我领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以为一定是个大学者,我就看见图书馆的人赶紧在那收东西。钱伟长眼尖,说,“你们不必收,收什么呀,无非是有点损坏的书。我问你们,你们丢的书、损坏的书到没到千分之三?”他们说“不到”。钱伟长说,“不到你们怕什么啊,你们要理直气壮地跟我说‘不到千分之三’,不到千分之三就没事。这不是你们管理上的责任,什么时候书没有坏的啊。如果超过千分之三的话,那要改进工作”。他说,“我看你们这不简单啊,我专门来看看,我要回去告诉上海的人来这里学习一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全开架’,你们这就叫‘全开架’”。

四、学生管家今何在

学生自律委员会也负责管理学校的荔枝树。当年中山大学老师来了之后跟我说,中大也有荔枝树,但学校里却连青果子都见不着,你们这一千多颗荔枝树居然还有收成,每年收成时还会送给我们中山大学一些。简直怪了,校园里这些红红的果子真的好漂亮啊!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我就跟他们介绍我们怎么管,用的什么方法。

方法就是由学生自律委员会管:偷一个罚五块钱,按时施肥、搞松土,摘荔枝的摘法也很重要,哪些枝应该砍掉哪些应该留着都有规矩,这些方法荔农们最有经验,知道如何管理,应该向他们学习。当年刚建校的时候,学校基建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先找人来救荔枝树。现在学校也不管了,被毁得一塌糊涂。荔枝成熟了觉得可以吃了,就随便吃,分到每个班,每个班一棵,学校就乱套了,不能这样,只有人吃荔枝、没有人管荔枝,这不行。前两年,我有一次走到南门,遇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我问,荔枝多少钱一斤?摊主说,你不是深大的老师吗,随便摘的,我这也是深大摘的。别买了,你回去摘吧。后来我进校园后,看到那些摘荔枝的人站在篷车上,拿东西打,粗暴地折树枝,真的很痛心。

(口述者罗征启:时任深圳大学校长。整理者王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师;吴翔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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