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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上)— 罗征启口述深圳大学早期的治校创举】

(2015-03-20 12: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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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同志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告诉我:“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所以,办大学关键要认识到,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学校的心脏是什么,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物服务。我们一开始就想把学校办成以学生为主体的模式。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在活动,在工作。他们不仅是“监督”和自己有关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学校的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甚至全部是学生。我们解雇了大部分的临时工,以增加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几乎所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我的秘书也是由学生担任,他们推荐给我,我面试一下。

【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上)— <wbr>罗征启口述深圳大学早期的治校创举】( 深圳大学学生勤工俭学的场面)

那时,外校的老师来深圳大学参观,觉得什么事都挺奇怪的——深圳大学怪事多。我见过有些文章写深大学生银行,大多只是说“学生办银行、学生银行给老师发工资”——外面写的这些稿子都太粗浅了

一、绝无仅有的“学生实验银行”

开始的时候,想法是很简单的。我之前在清华大学看到,每到发工资,几个人开着两辆汽车跑到银行里去,回来以后,十多二十几个人就锁在清华的小四合院里数钱,一个老师一个信封,一个单位,多少钱,都放进去。各个单位都去领钱,领一大堆信封。至少要两个人来领,一个人的话,出事儿了怎么办?很复杂。老师领了工资签完字,再把表拿回财务处。然后老师们拿着钱呢,再跑到银行去排队存进去了。中国人就这样,放家里不放心。需要的时候,再去银行排队取钱。我当时就想,怎么这样呢?这多麻烦啊。

国外学校的工资由银行发,我就想研究一下可行性。发现不行。我去跟银行的一谈,银行的同志当时反问了我好几个问题:“要银行给学校发工资的话,你想想我们得增加多少编制?这些编制从哪里来?给我编制还不行,这些编制还要住房子的,你给我房子啊?”好几个问题一说,我傻了,我办不了。后来我就想设些劳动岗位,多用几个学生,一个学生三五十块工资。但是教职工不干,不是上面不干,而是教师职工不干,他们说学生不可靠啊,弄乱了怎么办,我说弄乱了我赔行不行!教师们说:你现在可是这样说了,到时候真的弄乱了你怎么办?我说开学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咱们的勤工俭学也这么久了,出过什么事儿。

我也想老师来做,这样会稳当一点,可是他们不敢做。我找到一个经济学院的同学,说,办个银行怎么样,他说,“办个银行?没有想过。”我说:“没想过那就想想吧!”他说他不懂,我说我也不懂。我问他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他说,“给我一个暑假,我去学习学习。”过了一个暑假,带了一大摞书,来找我,对我说:“老师啊,办个银行,这个可以”。我说:“你需要些什么条件?”他说:“不需要什么条件,开张就可以了,就开张需要点钱”。我说:“要钱你们就提出来,我给你”。他说:“就用钱印点收据,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还你的”。我看他看了这么厚一本书,叫《银行会计》,他把这本书看完了,他说按这个书上来可以做,老师您可以放心。我说行,没有不放心,这个东西你做起来的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人家存了一笔钱,你就不能回头了,不能不干了。他们说,既然做了,怎么会不干了呢。再一次来的时候,带了好几个人来,年纪差不多,都是哪个哪个大学的硕士,当时83年84年的时候还没有博士。他们真的很能干。

银行行长一年一任。第二任行长叫贲悦。有一次在楼梯上碰到他,我忽然想起我有一笔外汇,我说,贲悦,我有一笔钱怎么没了啊,贲悦说,怎么会没了呢?我们银行不会出问题啊。我说那笔钱没到,他说那笔钱早到了,只是没有告诉你。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他说这是银行有规矩啊。我说是什么规定啊。他说银行是不通知人的,你应该知道,到了你自己来转,你不来的话,那就在我这儿。我说那你就吃了我的利息啊,他说对,我说那你们算计我啊,他哈哈笑。我就觉得这些孩子们,还挺成熟的,我算不过他们。后来外面的各个银行来挑人的时候,只要在我们学生实验银行做过,一律免面试。

给老师发工资呢,根本就不见工资,都在账户里了。老师呢一开始不干,后来老师们也没办法了,因为我定下来了。他们在学生银行取钱,骑个车,跑到外面又存外面银行。慢慢地,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你想啊,取出来去外面存,以后用钱了又要出去外面取,在学校里面多方便啊。当然也有谣言,说哪个老师的工资出错了,我找到那个老师问是不是出错了,他说:“没有啊,谁说我的工资出错了?”

二、“一分钱变成两分钱”

  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金融活动?难道是大家办个银行,存钱,用的时候拿出来,就完了吗?到现在,大部分人不知道我们办银行是干什么。

  以前有个劳动模范,叫王国福,他有一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一分钱要掰两半花。我当时跟大家讨论的时候说:一分钱掰两半就花不成了,掰成两半就能多了?再者,国家的钱你不能随便掰啊。

  我建议他们想办法,让这“一分钱”在学校里转,转好几个圈再出去,转一圈的时候增加了一倍,转两圈就再多一倍,等于增加了两倍。

学生银行的钱是哪里来的?我们把所有政府的拨款全部拨到学生银行里头。这个政府也是同意的。政府把钱拨到学生银行里去,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深圳的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市里拨款过来,包括教师的工资、基建费用放银行里面;学生的助学金——我们把它变成奖学金——放到银行;学校的开支包括水电费什么的也都放银行里。从银行里拨出去前,放在银行里也有一段时间,银行有利息,利息算是银行的收入。有同学从银行里面拿了奖学金,要吃饭,就要买饭票,花了的钱又回到银行里了。消费这个钱,也不出去。学生勤工俭学做工,得的工资也来自银行。这样在学校转来转去,那就生钱了。外面的人闹不清楚,政府给的钱是一定的,多出来的钱是哪来的?我们并没有要求深圳市政府多拨钱给深圳大学,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但是拨给我们的钱呢,都进了学生银行里,学生银行这么一操作,在校内这么一转,钱就变多了。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因为深圳钱多,所以深圳大学好多硬件是一流的。1987年的时候,曾经评选优秀校园建筑设计规划,也没通知我们。选完了才告诉我们,深圳大学第一,得了个一等奖,但后来发给我们的是个二等奖。他们对我说:“有人提出来说深大的标准太高,别的学校没可能学习,这次就没设一等奖,就给改成二等奖了。也没有哪个学校是第一,你们还是第一”。我说我们标准不高啊,我给你们算个账: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每500个在校学生配备一个饭堂,按深大当时四五千人的学生规模,至少需要八个饭堂,可是我们当时三个饭堂就解决了。为什么?你观察一下,所有的大学,好一点的,当时是八十年代,都是跑步上饭堂,否则吃不上饭。我们在清华就是占饭,一直是这样,跑步去吃饭,饭堂一般开半个小时,晚啦,就吃完了。学生一下课就冲到饭堂去,排队。有的老师来深圳大学看看说:“他们的硬件都是新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把几个饭堂弄到一个饭堂里,那么我们怎么搞呢?

我们开的时间特别长,我就说最好是全天开,最好开到晚上十二点,后来开到十点半。这样学生吃饭的时间就错开了,下课看到学生,悠悠闲闲在外面走,也都有饭吃。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内地一样的做法,五百人一个饭堂,五百人一起来了,还是得排队占饭。我们规定食堂开12个小时,这样三个食堂就足够了。节约成本应该以人为本算大账。清华管饭堂的老师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就对我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想过这些问题,可以把食堂时间拉长。清华虽然是死板了点,教条一点,但是也不会说一定要在食堂里所有人一起吃饭。我们当时想着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深圳与内地的不同。”

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不同的地方。

【特区大学里的“怪事多”(上)— <wbr>罗征启口述深圳大学早期的治校创举】(深圳大学学生食堂情景)

别的学校办几个食堂,我们集中起来办一个,所以我们三个食堂解决了5000人的问题。食堂吃饭时间拉长,所以食堂很多问题解决了,而且整个成本也都降低下来。这也可以说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还有,建学生宿舍,我们也设计成两人一间。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浪费,其实不然。为什么各大学图书馆不够用,因为宿舍里6到8个人互相干扰,看不了书。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就压力减小了。当时图书馆造价是1000元,而宿舍和教师单元房,110块一平米,没算地价,也够便宜的了。深圳大学两个人住一间,完全可以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宿舍做成两人间是最经济的做法。

(口述者罗征启:时任深圳大学校长。整理者王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师;杨秋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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