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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发行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原来使用不同货币的一些国家实现统一货币往往多是在战争统一了这些国家的主权之后。例如，中国古代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了统一币制。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一些宗主国曾经将本国货币强加于殖民地国家，因为殖民地国家没有完整的主权。当然，也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小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货币，采用美元或欧元。而欧元区的诞生是各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自愿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的结果。
欧元首先是一个政治产物。上一世纪人类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起源于欧洲。饱经世界大战的蹂躏之后，欧洲政治家们希望通过实现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来防止各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争，甚至最终达到欧洲政治一体化（这起码是一部分欧洲人的理想）。欧元区的建立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超主权世界货币”的概念，在上一世纪60年代更有了比较系统的“最优货币区”经济理论（蒙代尔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欧元区主要还是欧洲政治家们从政治目标出发的顶层设计产物。从1969年提出成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议，到1999年欧元的诞生（1999年开始以欧元计价，2002年欧元开始流通），欧洲整整花了30年进行准备和作必要调整。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地缘和经济紧密联系的一些国家如果加入货币联盟（统一货币）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其主要前提条件包括，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充分流通；各成员国之间的相对工资和相对价格可以自由调整（政府不刻意去控制和扭曲相对工资和相对价格）；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周期相近（如果成员国具有不同的经济周期，统一货币政策将面临矛盾）；有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以应对成员国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一旦个别成员国发生经济危机，如果得不到其他成员国及时而充分的财政援助，那么货币联盟的限制将会加剧该国的危机—希腊的困境正是如此）。
不少经济学家不认同“最优货币区” 理论。例如凯恩斯学派认为“最优货币区”不但迫使成员国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而且严重约束成员国使用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统一货币有违自由市场的原则。
即使不从经济理论出发，仅仅从实际角度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成员的构成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前提条件：希腊等欧洲南部成员国与北部成员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周期等方面有很大差距，成员国之间劳动力的流通也有限。作为欧元区基石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粗略规定了成员国政府赤字和债务限制，但没有明确建立财政联盟或成员国之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作为货币联盟的后盾。
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当然还有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欧元。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可能还有政治考量：不愿意看到一个可以与美国经济平分秋色的欧元区经济和一个可以与美元争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欧元。
欧洲的政治家们也知道欧元区的条件并不充分，不成熟，有缺陷，但是他们希望用统一货币反过来去推动财政和其它方面一体化进程，因为建立货币联盟比建立财政联盟要容易，前者主要是要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而后者要涉及成员国之间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对各成员国的老百姓来讲，放弃原来由本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而使用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欧元并不会感到放弃了太多的主权，因为直观上来看，纸币只是符号而已。但是要让各国政府放弃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主权，让布鲁塞尔来统一决定各国的税收和制定各国的福利，老百姓会感觉失去很多主权（各成员国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失去自己的权利）。
欧元区在成立后的10年里的确推动了欧洲在贸易，投资，金融，劳动力等多方面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统一货币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欧洲中央银行为控制欧元区通货膨胀和稳定宏观经济作出了贡献。当然，欧洲中央银行也时有面临无法兼顾成员国处于不同经济周期需要不同货币政策的困境。总体而言，直到这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不但促进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相对落后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也为德国、法国等先进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欧洲与世界其他经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试想，如果中国与17个欧元区国家分别以17种不同货币进行贸易和投资要比现在多出很多麻烦和交易成本。
但是，10年的统一货币并没有能够推动欧元区向统一财政迈进。成员国显然不愿意放弃财政和税收主权。即使是最近在2011年12月峰会上达成的强化财政约束机制协议，也只是加强了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约束和制裁（并同意成立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欧洲稳定机制”以取代2010年成立的临时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仍然没有制定任何财政联盟或常规性财政转移支付的方针。
对欧元区而言，统一的货币体制与不统一的财政体制之间的矛盾是造成主权债务危机的体制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欧洲捍卫货币统一的决心与不放弃各国财政主权的意愿之间的矛盾使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和蔓延，逐步演变为系统危机。试想，如果在希腊发生债务危机初期，及早让希腊重组债务并允许它退出欧元区，重新启用并贬值自己的货币。希腊GDP只占欧元区的2左右%，其影响恐怕不会很大。但是，正是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既要捍卫欧元区的完整，又没有统一的财政资源来及时解决债务问题，才使危机不断恶化和蔓延。
从现实情况来看，“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到的几项基本前提条件中，统一财政恐怕才是最关键的。中国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并不比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小，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也不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但是中国的统一货币体制已有2000年的历史，关键是中国有统一的中央财政。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也不比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小，但是美国有联邦财政，每年由联邦政府向州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占了州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5%。
从目前情况来看，德国和法国等主要欧元区国家仍然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财力来维护欧元区的完整，关键是这些大国是否愿意承担更大的成本。如果他们不愿意，其结果难料。或许个别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被迫离开欧元区。最坏的结果是欧元区解体。这将给欧洲和世界经济带来远远大于2008年所经历的金融大地震。
从长远来看，即使欧元区这次能够逃过一劫，欧洲仍然必须做出历史性抉择：要么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一体化的进程，要么面临货币一体化的倒退。不进则退，很难保持现状。欧洲各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是否愿意放弃财政和其它方面主权，以至最终放弃自己国别，融入欧洲大家庭。这个问题只有欧洲人民自己来回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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