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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2018-05-15 06:59:18)
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

   大禹因治水有功继承了舜的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公元前21世纪禹传位于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从此中国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率先从原始氏族社会迈入阶级社会,人类新的文明开始了。继夏朝以后,我国经历了商、周两个王朝。商、周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有了文字,生产工具较广泛使用青铜制作,考古学把这一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便于铸造的特点,用它制造的生产工具与石器相比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商代的青铜制造业已相当发达,形成了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艺程序,表现出青铜手工业严密的内部分工和高超的技艺。到周代,青铜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分布更广,数量更多。

长沙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均居我国南方之首。据统计,近几十年来长沙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300多件,约占湖南省出土总数的60%。长沙地区的青铜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以印纹硬陶为标志的本地特色。据考古学家推测,长沙地区最迟在商代中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宁乡县黄材炭河里遗址堪称长沙地区商代青铜文化的代表,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曾轰动世界考古界。其中“人面纹方鼎”系有玉质感的翠绿色青铜器,四方型、立耳、深腹、柱足、四面皆以人面孔为纹样,在商周器物中尚属孤例。“四羊方尊”,尊体造型独特,漆黑光亮,以4只立体山羊构成。方尊整体纹饰繁复细腻,巧妙精致,有强烈的立体感,采用分铸法制造,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此外,还有兽面纹提漂卣,内置玉珠和玉管1172颗;巨型青铜大铙,鹗卣、戈卣、饕餮纹瓿等,均属罕见的稀世珍宝。1983年在宁乡发现了一件重22075公斤的铜铙,是我国目前所见的商代最大铜铙。后来又出土铜铙近20件,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l000余年,这些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奏出清脆的乐曲。宁乡县出土的铜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形体高大厚重,甬部有旋,纹饰繁复,有特殊的兽面纹,多为虎、象、鱼等动物图纹,需置于座上仰击。这与北方铙形体很小,甬部无旋,纹饰简单,可手执而击等特征相比有明显的差别,因而可推断这些大铙是长沙本地制造的。还有长沙县东山出土的碧玉色的商代鹗卣、长沙县跳马涧出土的现流失国外的两羊尊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西周青铜文化继承了商代的成果,并有所发展。湖南已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多集中于湘江流域,特别是湘中、湘南印纹硬陶地区。据专家们研究分析,这些青铜器是移居湖南的古越人所造,是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步形成起来的以“印纹硬陶”为特征的越文化的发展,体现着越人青铜文化的特色。另外,从湖南本土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区别主要是有无铭文,有铭文的,一般为外来品)看,虽然往往也反映出北方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但其中还往往体现出很浓厚的地方特色,如仿竹制簋形器,就带有明显的南方风味。

    最能反映长沙地区西周时代文化面貌的是长沙杨家山和接驾岭遗址。该两遗址属西周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多为食用盛具。接驾岭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青铜矛,发现一处半穴居式房屋遗迹。杨家山遗址则发现了双孔石刀和玉珠串。

    从发掘的遗址和出土器物看,商周时代的长沙地区经济较新石器时代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已有相当大的改进,商代中期以后铜斧等铜制工具在宁乡等地时有出土。在西周后期遗址中,铜制的锸、锼、铲、斧、锛等工具的出土更是屡见不鲜。

    商周时期长沙地区的经济与整个湖南地区的发展大致同步。从生产工具看,宁乡、浏阳、长沙的商周遗址,出土大量石斧、石奔、穿孔石刀等石器及铜斧,说明当时长沙地区盛行的主要还是“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而到西周后期出现了铜锸、铲、锼、耨等青铜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如浏阳发现的钁,即大锄,是一种重要的起土工具,适合于水稻的耕种。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人面方鼎,鼎内壁铸有“禾大”二字铭文,证实当时已种植禾(即小米),并获得丰收。铸此鼎很可能就是用来祭祀天地、庆贺丰收的。

青铜文化与商周长沙经济(长沙经贸史记之三)陈先枢黄启昌

    除农业外,长沙地区的畜牧饲养业也有较大发展。l949年以前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其腹部以4只羊的前半身为饰,羊头上双角盘曲,颌下有须,喉下有肉髯,神态安祥,形象逼真。这说明羊的饲养在当时已较普遍,而且畜牧饲养业已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生存手段。

    从青铜的冶铸和制造技术看,湖南地区虽然还比不上发达的中原及关中地区,但从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冶铸等方面显示,湖南的冶铸、制造技术已有了大的发展和迅速提高,并越来越体现出独特的地方风味。如宁乡出土的铜斧,刃部呈圆弧形,刃两侧稍外侈。考古学家证实,此类铜斧仅见于湖南,应是当地土著民族铸造的。又通过对宁乡出土的象纹大铙的金相分析,铜占98.2%,锡占0.002%,铅占0.058%,几乎系纯铜铸成;而像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及一般利器、兵器都含有较多的锡和铅。可见,当时已能根据不同的用途,采用坚韧度不同的合金或纯铜,其冶铸水平已相当高超。

    长沙地区制陶业和玉石器制造等手工业,商周时期也有较大发展。长沙东郊杨家山、河西黄家洲、岳麓山槐树坪等处出土的商周陶器,大多为轮制,器形和纹饰更加多样化。长沙县春华围子山商代前期遗址发现有窑址,其陶缸残片与郑州二里冈之“将军盔”十分相似。岳阳对门山发现的商周制陶工场遗址也表明,商周湖南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已出现一些规模较大、设备齐全、能生产多种产品的制陶工场,加工制作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

    从长沙地区商周青铜器发掘成果还可证实,商周时代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活动,并开始使用货币。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的商代铜中藏有224个青铜斧,大小一致,全是新铸,未见使用痕迹,而且形体小巧,高度仅6厘米左右,不像工具斧。根据《居后敦》铭文“货余一斧、舍余一斧”,以及《易•旅》中“得其资斧”等记载推断,资斧当为资金。可见“斧”曾具备货币的职能。东周铜币“布钱”上常铸有“釿”字,大抵源于斧下的斤字。由此可认定宁乡铜罍中贮藏的铜斧是一种称量货币。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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