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蕙蕙阿姨倒下，至今已二十餘天。她已歷經兩次顱部手術，腳偶爾掙扎踢兩下，雙眼緊抿。眼皮上仍殘留顱部骨折後的烏青血跡，清秀的臉龐、耳朵、鼻子依舊栩栩如生；惟獨頭包著白色紗布，舌中車禍割裂的傷痕尚未癒合。

蕙蕙是我的四姨，今年76歲；平常打扮端莊整潔，做人謙沖有禮。這一生她執教鞭，無愧於父母、學子、同事、兒女。她本想人生就這麼平平淡淡走完，惟一「奢侈」的願望，多與姊妹們到日本、紐約世界各地走走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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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直到二十多天前，她於台中「台灣大道」走過斑馬線，一台冒失急著上班的車子轉彎，不顧人行道上一位慢慢行走的老人，以非常高的時速撞擊了她。蕙蕙阿姨的人生沒有奇蹟；她沒有想過要「飛翔」。那一刻過快的車速、毫不尊重行人的駕駛，把她的身體自平地撞地飛起來；接著，她頭部著地且剛好摔落於「安全島」上的水泥塊，當場頭骨碎裂，顱內骨折，眼、耳、鼻、口⋯七孔出血。

她幸運地被送到台中中國醫藥學院；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的名字、她的親人在那裡。中國醫藥學院因為二○○三年SARS的經驗成立重症急診中心大樓，將輕重症分流；蕙蕙阿姨不到十分鐘後即生命垂危、瞳孔放大緊急送入手術室，準備開刀。警衛找到她身上的手機，撥了一個不斷出現的號碼，我們家人才知道她正與生命搏鬥，緊急趕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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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蕙阿姨生於1938年，她自小是外公最傑出的女兒。聰慧乖巧，取名蕙蕙。五歲左右美軍開始轟炸台灣，他們舉家遷往山中避難。兄弟姊妹在大山裡玩樂時，她已流露對書本特別的眷戀。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她才九歲，蕙蕙阿姨並未意識時代的殘酷如何肢解改變她的人生。她自小功課特別好，第一名考上台中女中初中部，高中保送台中女中。一個守本份的孩子，她約略知道父親的紡織廠沒了，知道爸爸短暫入獄出來變了一個人，知道母親經常以淚洗面。她沒有想太多，只埋首書籍，當一個功課優異的孩子。關於時代變故，一個十五歲不到的女孩，什麼也不能做。

直到某一個夜晚，外公把蕙蕙阿姨叫進書房，她才知道沒有一個人逃得過大時代，無論自己多麼盡力。父親說：「蕙蕙，爸爸拜託妳，放棄保送高中，轉考師範學院⋯妳下面還有妹妹、弟弟⋯。」外公向女兒說出了自己的困境、歉疚，然後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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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蕙成了我們家第一個「不能」念高中的女孩。這從此成了她一生的遺憾；也改變了蕙蕙的一生。

擦乾了眼淚，她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考上師範學院、第一名考上台中商業學校，最終師範畢業，分發至台中光復國小擔任教師。一個如今我們看來「卑微」的小學教師工作，她却幾乎卯盡全力，鮮少請假，有教無類。外婆生病以後，蕙蕙和她先生搬回家中照顧病危的母親，同時也照顧與外婆相依為命的我。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回我的腳踏車胎爆了，蕙蕙阿姨帶我到柳川旁一個違章建築修車行補釘。修車行窮人家的孩子，正是她的學生。家一眼從門看到底，臨著川水，幾塊木頭拼湊，一幅隨時要掉入河中景象。說是個「家」，前端擺腳踏車、輪胎等修車工具，後面一塊板子，睡覺、吃飯、連孩子做功課，全在一塊板上。一家父母生了四個孩子，母親就在修車行馬路上煽火碳煮飯。看到蕙蕙阿姨，馬上站起來叫「何老師好！」蕙蕙阿姨除了把車子交給她先生修補外，很嚴肅地板著臉，告訴這家的母親：「你的孩子常常功課沒交，妳要注意孩子的教育；只有用功讀書，他們將來才有出息。」正在煮飯的修車行母親眼睜著大大的，好似驚嚇、好似感謝。然後蕙蕙阿姨把原來在街上亂跑的學生叫過來，教他把家裡面的椅凳搬出來，光線才夠，好好讀書，「眼睛才不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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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的時候，一家恭敬地迎送蕙蕙阿姨；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有錢家庭的家長逢年過節必送禮給老師，老師們關注窮學生的並不多。我長大之後每想起此事，便想起蕙姨如何從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兒被迫無法進入高中、並且無法順其自然地進入大學⋯。外婆轉述外公叫蕙姨念師範時，父親嚎啕大哭，女兒則夜裡哭了幾個月⋯；蕙蕙比我們家之前之後所有人都痛澈理解，「貧窮」如何剝奪了一個人的一生。

年邁後，蕙姨經常感嘆當年同學誰考上了台大醫學系，誰公費留學美國⋯她一直以為：這已是她終生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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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蕙不知還有更大的巨變，等待她；命運以更殘酷的方式，準備肢解她剩餘的一切。

回想蕙姨這輩子奉公守法、謹守分寸⋯；沒有人可以回答為何上天對她如此殘忍。車禍發生前她的關節已迅速退化，她剛換完一個人工關節，另一個疼痛中；她總慢慢行走，正像她謹慎守分的人生。

倒下去幾個月前她因不明因素罹患僵直性脊椎炎，車禍當天早上我特別介紹她看診林欣榮醫師。那是難忘的清晨，早上九點四十五分我收到蕙姨的Line，「謝謝，我已看診⋯安心多了⋯林院長還送了我一套CD，教我如何健身。謝謝NoNo(我的小名)。」事後我推估那是她離開醫院在車上寫的Line，沒有一個錯字，標點、句點毫不草率；仍是那個當年的模範生。她滿心歡喜地想像自己即將擺脫疼痛，寫完Line，下了車，規矩地一跛一跛走在斑馬線上穿越馬路，一台冒失的車子結束了一個平凡生命、平凡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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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姨仍在昏迷中，生命隨時可能寫下句點。她平時比較無語，在姊妹中溫馴不爭頭，有苦也不四處投訴。一個始終默默讀書工作的女孩，默默承受命運的偶然，默默地付出一生給她的學生，默默想完成老年時一點點「特別的」願望。那台冒失的駕駛以尖銳的煞車聲，劃過她的生命，驚嚇的結束她沈穩的生命軌跡；她被拋在空中，然後墜下⋯。

蕙姨的兒子心地善良，把我當姊姊，問我要追究肇事者責任嗎？他告訴我：「肇事者是一名年輕的媽媽，送小孩上幼稚園後，急地要去瑜伽公司上班⋯她說路口有死角⋯她一直在現場哭。」我沈默了一會兒，我們能要她賠償什麼？蕙姨驚嚇且痛苦地躺在車禍現場，當場頭骨碎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她孤單地被送往急診室，膽小的她當時必然充滿驚恐，在急診室時林欣榮院長被我拜託去看蕙姨時，一生堅強的她仍試圖掙扎、揮動她的右手右腳⋯儘管滿臉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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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賠得起誰的人生？追究又能換回什麼？肇事者只是一個年輕的小職員，蕙姨未來的醫藥費必是一筆百萬大數字，年輕的肇事者如何賠？我們的家教也不可能追著她終生負債。於是我建議表弟：「你的媽媽這輩子都是老師，告訴肇事者，以後請：『慢慢開車』⋯，希望肇事者記得你母親以生命之重，最後教她的這堂課⋯。」表弟在電話另一頭，哽咽，回：「好，謝謝NoNo。」

蕙姨手術當天我直奔台中，探望這位曾在我生命中扮演半個母親的長輩，當時的她手術後腦壓仍近一百，醫生無奈建議放棄；我趕到現場告訴醫生，「我們全家都虧欠這位阿姨，請不用在乎醫療費用，全力搶救她。」台灣腦部低溫治療權威李漢宗醫師馬上不到五分鐘調集護士，先放冰袋，再緊急從別處調來與治療賽車選手「舒馬克」相同的低溫治療機，瞬間蕙姨的腦壓由接近一百的死亡界線降至二十七，忍了一天的表弟，此時才放聲大哭。

蕙姨後來第二天仍出血不止，於是又進行了二次手術，切掉她腦部的左右及前葉，保住她的腦壓有空間膨脹不致立即腦死；至今她仍與死神搏鬥。醫師皆感佩她的生命意志力，不可思議，如此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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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小被教導一個人的命運好壞，與自己一生的善惡修行有關。四姨倒下時，可能既驚恐，也責問自己：「這一生，我做錯了什麼？」

我想告訴四姨，妳什麼也沒做錯，錯在台灣部分行車者不只沒有禮讓路人的文明習慣，甚至把飆車當成一種成就感的追求。如果她有錯，錯在她前半生誕生的時代充斥不幸，後半生生活的時代充斥「錯亂」。那一天離開中國醫藥學院重症大樓，我們家七人穿過路口，人行道的燈是綠色的，上面寫著40秒，但我們找不到任何可以過街的片刻；四方行車左轉右轉，沒有一台減速，沒有一台意識人行道上有七個人正在穿越，每台車子都如消防員般趕路，惟恐馬路上的空間這一刻沒搶著。回到台北和計程車司機聊起阿姨的車禍，司機告訴我：「這山上學生還組了一個1026俱樂部。」我問：「什麼意思？」他說：「就是比賽從山下派出所飆車至山上派出所10分又26秒⋯」我喃喃自語：「這能證明什麼？」司機回：「少年吔，證明自己青春啊！不知死活，常常摔了自己，還撞死很多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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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姨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是台灣每年許多不幸車禍的數字之一。但每一個數字背後代表著這個平凡的人，他的願望、他的故事、以及他未完成的夢。誰有權力剝奪這一切？

一個急轉彎，你可能改變一個人的一生、也破碎一整個家庭所有人的心。請記住你所駕駛的不只是一台代步的車子，它一不小心也可能是殺人的武器。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方向盤上佈滿血跡，請：慢慢開車。

四姨的腳還在踢，踢著一點微小的節奏。這位一生執教鞭的老師，人生末了，一個卑微的請求。請，慢慢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