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2011年11月20日报道了美国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萨默斯对美国经济长期以来所遭受的困扰进行的分析，他说未来几年美国及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分配不公造成的需求减少，原因是美国中产阶级在减少。

对于中产阶级减少的原因，他还是从资本着手进行分析和判断，他说就像由农业经济进化至工业经济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一样，工业经济转型成知识经济也会带来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性趋势，让一小群人获得比其它人更多的好处。

但他重点不是讲述阶级，而是讲述美国目前阶级分化的现实，也就是中产阶级日益缩小的统计数据。

他引述了美国国会预算局2011年第三季度公布的一项研究，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在1979到2007年期间，收入增加275%，同期间，收入分布在中间的60%人口，也就是中产阶级收入只增加了40%。1965年时，25-54岁男性之中没有就职的比例，每20个人仅有一人，到2020年时，这个数字可能达到每6个人就有1人。在过去30年左右，来自最低收入阶层的大学生所占比例持续下降，而来自最富有阶层的大学生比例则在上升。

他认为这些改变可能在于科技变革与全球化。

他举例说当伊斯曼(George Eastman)对摄影术进行革命性创新的时候，由于他需要大量美国人来实现他的设想，使罗彻斯特市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但是当乔布斯(Steve Jobs)为个人电脑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他和苹果的其它股东获得成功，但流向美国中产阶级的好处却少得多，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外包，另一方面是因为电脑与软件生产的劳动密集度并不特别高；而亚马逊和电子书的发展，意味着消费者能以更低的成本买到更多书，也意味着零售、印刷与发行领域为中产阶级工人提供的工作机会更少了；而明星作家和改变内容发行方式的企业家则获得更多的报酬；由于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为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样的有能力在普遍的估值看法中发现漏洞的人，提供了获得更多回报的机会，但是更多人则获得极少。

萨默斯指出了发展科技与增加中产阶级收入之间的悖论，他反问到：美国到底是拥有更多创办苹果、谷歌、微软和Facebook的企业家比较好，还是这样的企业家越少才越好？对于这个困惑，他也看到即使提高税率在一个政府赤字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也难以改变目前的财富分布状况，而由于家庭规模的缩小，财富跨代继承更加稳定，即使征收遗产税，终生财富差距事实上一直在扩大，代际财富转移现象却在缩小，过去那种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现在已经不是事实，即使教育在目前高收费下，也越来越与财富多少分不开。

看来财富非均衡分布，以及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严重传统的思路，这个趋势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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