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思文存》日本关东军“大陆新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步伐,但是来自当地人民的反抗以及水土不服、环境不适等原因导致移民情绪消极不稳。为了稳定移民情绪,缓和紧张的敌对状态,1933年,关东军开始制订“送出新娘”计划,在《日本人移民案要纲》中明确提出:为了移民村的“健全发展”,“应以保持男女人数适当的均衡为原则”,其主要目的是使移民得到配偶。也就是说,“大陆新娘”的首要任务是充当使移民定居的工具。
1938年后,“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普遍因为成员年龄较小无法适应生活的变化和严厉枯燥的法西斯训练而诱发了“屯垦病”。为使青少年移民永远扎根于中国东北“充实国防,确保治安”,日本政府一面为义勇队准备“准新娘”,一面建立了“寮母”制度(日本给派到东北的孩子们配备所谓母亲,一般300人配一个母亲)。
日本期望以移民来壮大民族人口实力,形成民族“核心”,实现民族“同化”,从而确立在东北永久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开拓事业就成了日本人口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认为要使大量的日本人“真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进行移民“是绝对不可欠缺的事业”。日本向东北移民,意在使满洲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日本民族色彩,以至于建设成纯粹的日本社会。
在日本的统治者眼里,化解当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实现民族融和是“实现长久统治的考虑之一”,而“大陆新娘”可以以“女性的温柔”压制当地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从而使他们推行的“民族融和”政策获得成功。
1937年,拓务省公布《满洲移民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领》,大声疾呼“要以日本的妇道覆盖满洲的新天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打入土著民族的核心中去”。材料显示,移民中国东北的多为18岁至25岁的女子,正是育龄阶段,她们到东北执行移民婚配制度,于是形成了极高的生育率。那些婴儿享有“大地之子”的美誉,被认为是建设“满洲新天地”的中坚,可观的人口出生率无疑是实现“大和民族”人口分布的有效途径。
随着移民政策不断推进,招募“大陆新娘”的任务日益紧迫起来,大量的组织培训工作全面展开。“大陆新娘”输出进入正规化阶段后,“爱国妇人会”在日本国内6个支部开展了名为“新娘斡旋”的活动,该会的满洲本部在沈阳也设立“爱国妇人会馆”,大力介绍“大陆新娘”。关东军起草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中明确写道,要“在日本各地建立和健全开拓民配偶培训设施,以及开设女子领导干部的培训设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拓务省制定了《满洲开拓女子拓殖事业对策要纲》和为实施“要纲”供指导者使用的入门书《女子拓殖指导者提要》,“要纲”决定“输出移民10倍”的女性参加讲习,命令全国开办“启蒙母亲讲习会”。拓务省和文部省还指示,以儿童为对象,成立“兴亚少年少女队”,向其灌输开拓思想。另外,为了确保候补新娘参加讲习,拓务省又制定“东亚建设女子同志会”制度,称为“配偶者的聚集地”。1944年,又制定了《开拓女塾经营方针》,仍以“入职配偶者”为第一需要。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一直没有放松向中国东北移民“大陆新娘”。
日本“大陆新娘”政策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她们在国家机器的驱动下曾经“斗志昂扬”地担负使命奔赴东北。虽然有的新娘在东北体验了一度的幸福时光,但终究好景不长,最终沦为日本战争政策的牺牲品。从“九一八”后制定“大陆新娘”政策,到“百万新娘计划”提出,到战败前夕执著于输出新娘的举动,表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对于开拓民配偶工作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一直在逐步强化。但是“大陆新娘”的处境则日渐窘迫,直至被逼上不归路。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不仅对中国是一次野蛮的掠夺,对日本移民本身也同样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尤其是“大陆新娘”、“青少年义勇军”和那些在当地出生的孩子。能够幸运地留在当地存活下来的“大陆新娘”和“大地之子”,成为“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日本向东北移民遗留的种种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的“大陆新娘”政策,给中日两国民众,都留下了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