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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课程论文】“鬼故事”里的“鬼”是什么? —— 文化相对主义视角的理解

(2015-06-09 1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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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

课程论文

分类: 文化人类学课程大纲与论文

“鬼故事”里的“鬼”是什么? —— 文化相对主义视角的理解

 

很多人也许都曾被问到过:“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的问题,但鬼神、巫术、魔法等其实常常被我们看作是生活中被“悬置”的神秘事物,“敬而远之”。信或不信,似乎都不太会去探究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在林舟(Joseph Bosco)的《The supernatural in Hong Kong young people’s ghost stories》一文中,他也从超自然和自然两者视角来讨论了这个问题。文章给予我们的启发之一就是,对于超越自然法则和人们常识的现象,或许根本上来说就是文化的产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背后的文化去理解“超自然”的故事,去尝试理解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式, 而非简单地扣上“迷信”的“污名”。本文并非要给“是否有超自然现象存在”的问题一个确切答案,而是通过特定角度对一些神秘的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探索。文章首先将对于林舟的文章内容进行简单的翻译和介绍。接着将从宗教仪式与祖先崇拜,对鬼故事和超自然现象背后的文化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借鉴林舟的视角,对于具体地域学生间传播的一些巫蛊故事的现象进行探讨。

 

PART 1: 香港年轻人鬼故事中的超自然现象

1. 大学生中的鬼故事讲起

林舟的文章从大学校园内的情况讲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们在新学期开始前的迎新营中,高年级的学生通常会讲鬼故事吓唬新生。大多数学生起码知道两到三个,甚至更多的鬼故事。在香港和台湾,鬼通常出没于小学和中学,学校历史越久,鬼魂越多。其中一些女学生因为害怕鬼,而不敢一个人去厕所,或者避免使用最后一间。这些都展现了自发性青年文化的端倪。虽然这些故事可能是谣传,但许多学生相信在鬼故事的背后存在一定的事实性。“鬼魂信仰”在香港比美国重要的原因在于,多数人容易承认他们十分害怕鬼。调查问卷也显示了比起风水和气功,学生更愿意相信鬼的存在。

尽管鬼故事还不是日常谈话中一个惯常的话题,但林舟认为既然大多数学生都知道很多鬼故事,而且鬼故事也通过学生的日常生活被分享和传播,那么学生将是一个研究现代鬼故事超自然现象的好的例子。在这里,他列举了一个传播范围广的鬼故事:牛尾汤。大致讲的是一个女学生和一个男学生的故事。

女生住在男生的楼上,女生经常为男生煲汤。有一天,他们约定俩人在考试期间不要碰面,但女生还是继续从窗子递汤给男生。之后,男生发现女孩已经死了,但每天晚上汤还是像往常一样从窗子递进来。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据说发生在不同的寝室、有不同种类的汤,有些人认为还有红豆汤。但不论如何汤的种类如何,几乎都是爱的象征。因为红豆又被称为相思豆,牛尾汤是阴茎的象征。这种解释看起来可能有些牵强附会,而且被学生们反对,但这种解释在一些书籍中得到证明:牛尾汤对男性有滋补作用。女朋友为男友烹饪这种汤表明他们的关系向性接触迈进。因此,在以上的故事中,牛尾汤是一个关键的象征,说明了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

此外,汤是香港家庭生活的重要象征,有时会隐藏性的含义。例如,“去饮汤”代表会情人,“饮第一口汤代表与处女发生性关系。因此,故事中女学生煲牛尾汤给男学生,说明俩人之间存在性关系。和大多数道德传说与鬼故事里一样,不守规矩者会有因果报应。故事里女学生死亡是对她打破规矩——在婚前发生性行为的惩罚。这个关于牛尾汤的“鬼”故事通常是在新生周的时候由学长讲给新生听的,而且会以新生住的那栋楼为故事的原型,其所指就是新生对于性要保有谨慎的态度,这和香港当地的教育观念是吻合的。

在香港,父母通常会严厉反对身为学生的孩子谈恋爱或者约会,因为这可能会分散注意力,影响学业。所以,大多故事读起来是对约会危险后果的证明,有些故事中自杀的行为也来自于对爱情的过度忧虑。因此,这些故事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责任与性、约会兴趣间的张力。主要还是反映了性的兴趣与成为好学生之间的矛盾。明白这个主题有利于理解很多表面难以明白的鬼故事。

作者提到,有些读者认为故事中的鬼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传说。这种观点被社会的解释所加强,即认为鬼来自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压力。同时有些人指出这些鬼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并试图通过故事去发现鬼魂潜在的非文化的自然本质(Emmons,1982)。有一系列的中文书籍也认为鬼是真实的,并将其归之于风水(Daoyijushi,2001a,b)。这些故事里的鬼和《聊斋志异》里的鬼非常相像,即代表了一些被压抑的恐惧。这些解释对于作者探讨超自然现象的本质有着借鉴作用。

 

2. 超自然现象与自然的边界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审视自然和超自然间的边界呢?“超自然现象”由于学者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领域之间区别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物质世界的范围逐渐得到扩展时,从前那些只能被占卜预言的现象如今几乎都可以得到自然科学的解释。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90)超自然现象给出了两个相关但相互独立的意义:第一种,“超自然”指的是那些可观察到的领域之外的存在,尤其是与精神领域相关的存在;第二种,指出超出自然法则的任何东西都属于超自然现象。第二种往往包括第一张解释,即包括所有不能被科学解释的现象。在本文中,作者使用的是第二种“超自然”的定义,而自然的定义是能够被普通科学所理解的现象(作为与通灵学或者宗教相反的概念),自然的概念随着文化的不同将有所差别。因此,一些被调查者认为是自然的东西,研究者可能认为属于超自然领域。同样的,研究者认为属于自然的现象,被研究者可能觉得是超自然的。虽然Morton Klass认为超自然的概念应该被抛弃,因为在区分自然和超自然时可能会带有族裔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林舟认为,只用被研究者使用的概念去写民族志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把本土的观点翻译成其他语言。 超自然可以被描绘为与精神有关的信仰。

对于任何一个概念进行准确定义是不可能的。在此,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中国人常常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佛教或者基督教这样制度化的宗教才属于宗教。但宗教这个词是由二字组成的,即不仅包括祖宗崇拜,也包括教化。在台湾,被调查者通常认为宗族崇拜属于传统,而不是宗教,但作者认为没有人类学家会接受传统不属于宗教这一定义。

自然科学为我们所提供的工具-手段合理性和其控制程度,使得它的支配得以扩大,并产生了自然的/超自然的区分。超自然是重要的概念,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问题,不再是机械的,而是社会性的,符号性地或者是特殊经验性的。虽然在机械性、物质性层面上并非有效或显著。而对于大学的鬼故事研究中,鬼故事是在文化层面上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产生了影响:让人产生恐惧,在黑暗中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惯例,并且给人们上了道德课。从自然的角度分析,可以暂且搁置这些鬼故事的超自然方面。而转向超自然角度,又使得避免总是想抓的错误。因为要是把鬼当作一个自然现象,那么按照研究的逻辑,自然而然要去对进行访谈。然而,超自然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超自然迷信这些新词,都是作为西方的科学部分进入中国的。而不同于迷信往往含有贬低的含义,超自然更加中性,甚至积极。这一概念的存在也使得对存在非幻想的超自然领域的推测成立。关于鬼是不是超自然的这一问题,看法也各不相同。超自然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如果要使用这样的概念,应该是基于其分析价值。而这样就有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要保留超自然概念,让我们能够从文化层面去对鬼进行发掘。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将将其视为自然的以便对其进行分析。许多人类学家认为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他们被相信。

虽然学生们对于鬼是自然还是超自然持有争论,但是文章的分析角度上,可以说它是超自然的。因为涉及到灵魂,超越了自然法则。而且从超自然角度出发,可以将其视为文化产物予以阐释,而非研究起物理性的表现形式。自然与超自然的边界并非是任意的,而它也许会改变。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个边界的存在仍是重要的和有用的。

作者总结到,所有的概念都是文化层面上被定义的。而超自然的概念也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分析问题的。我们无法对超自然进行论证,虽然我们也许更倾向于去相信“自然”的事物。至于进行这些探讨的意义,作者在最后一段中引用Morton Klass的书中的话:让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不确定,并因此更加能够包容其他的文化,而人类学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文化。

 

Part 2 宗教仪式与祖先崇拜的影响

在《香港年轻人鬼故事中的超自然现象》中,作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一问题抱有疑问。在上文的文献梗概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常常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祖先崇拜是一种传统,而作者认为宗教信仰这个概念指的只是制度化的宗教吗?传统不是属于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在此可能得不到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从中国古代到当今,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对中国鬼故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通过搜集和研究这些带有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色彩的中国鬼故事,对于回答文献中作者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宗教信仰对中国鬼故事的影响

人类学家华莱士(Wallace,1966)认为宗教是通过调动一系列超自然力量的仪式,从而达到或者防止人类和自然状态转变的目的。除此之外,社会学家彼特·伯格(Peter Berger)指出,宗教作为一个共享信仰和仪式的文化系统,提供了一种终极目的和意义的感觉——创造神圣的、包罗万象的和超自然的事实。从以上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宗教信仰与仪式密不可分。因此,下文中讨论的宗教信仰对中国鬼故事的影响,主要指制度化的宗教,例如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仪式对中国鬼故事所产生的影响。

宗教仪式对中国古代鬼故事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道教和佛教。佛教在西汉与东汉交替之时传入中国,道教在东汉时产生。从此,两教在竞争与融合之中共同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展示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艺术情趣(祁连休,1992)的鬼故事自然不例外。

1)道教仪式对鬼故事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吸收阴阳五行、墨子以及儒家的思想,是方先道和黄老道 [1] 合流的产物。道教的核心是长生不老之说,因此与“羽化成仙相关的法术成为必不可少的仪式活动。道教盛行之时,民间鬼故事里多出现道士利用法术将鬼神制服的情节。譬如流传于山东无棣的《鬼孩》中,“一个有着仙风道骨的的道士来到王平家,说王平的弟弟是妖怪,王平的母亲不指责道士胡说八道,道士只好把王平带走教他治鬼的道士,几年后,王平学成归来,发现父母已被鬼吃了,全村笼罩着一个阴气,于是他跑回师傅那儿,与师傅一起把鬼追到南山惩治了,最后又施法术救活了父母。(伍红玉,2000)从这个“鬼”故事可以发现,故事里的鬼因为吃了人,破坏了规则,所以最后被道士所制服,得到了惩罚。这与《牛尾汤》背后隐含的中心思想相类似,即女学生和鬼都是因为违背了规范,从而得到了应得的因果报应。所以所谓的超自然故事和传说背后所反应的是文化的规范与制约,与文化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

除了法术仪式之外,完成仪式过程中所需要的道具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古代的鬼故事之中。例如《僵尸美人》中道士用的桃木剑就是制服鬼神的重要神器。道教对鬼故事的影响还体现在了当代中国的电影界——香港“僵尸”电影。僵尸片相对于香港电影,就好像西部片相对于美国电影,歌舞片相对于印度电影一样,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僵尸先生》、《僵尸道长》等电影塑造的穿着道士袍,一手持桃木剑,一手握印符,嘴里念着咒语,制服僵尸的道长林正英这一角色,已经深入人心。道教对于香港僵尸电影的情节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同时反过来对于香港文化内核的形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佛教仪式对古代鬼故事的影响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向民间渗透。“佛教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民间故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鬼魅故事由于其自身特点的关系,接受佛教影响尤为迅速和明显。”(祁连休,1999302)佛教仪式指的是各种行法、规范和仪制,包括简单念诵到各种仪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的重要规范和核心仪规。这位中国古代的鬼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宗教背景。譬如流传于湖北的《鬼王》中,“王小二偶然路遇鬼王,有了交情后,鬼王分别借给他一个鬼帽和三个铜钱,王小二因此发家致富。但王小二贪心不止,为富不仁,结果最后又复归一贫如洗”(伍红玉,2000)。还有流传于浙江开化的《还债》,一个商人在水里洗澡时,遇见一位提水的妇女。之后商人上岸发现金子不见了,认为是妇女所偷,其实是一个穷汉之为。于是商人和妇女吵到了阎王那里,阎王翻了生死簿后,说:“商人、女人前世为夫妻,在洗澡处开一小住店,俩人品行不正,暗杀客人穷汉,强占他的金子。商人、女人今世还债,阳数已尽,理所当然。(文彦生,1991:358)这两个古代的鬼故事都体现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僵尸美人》等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对佛教对于“贪”、“念”、“痴”、“慎”的戒严。但仔细看便可发现其中的差别,在受佛教仪式影响的鬼故事中,受到因果报应的往往是人,而鬼魂则扮演了一个中间角色,或给人施加报应,或揭示故事真相;而在受道教仪式影响的鬼故事中,鬼怪本身往往扮演了一个破坏规则的角色,并受到人类的惩治。两者的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古代鬼故事具有不同的风格的多样化特点。以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鬼”故事内部也是存在不同类别的,我们对于亚文化的领悟与理解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2. 祖先崇拜对超自然现象故事的影响

祖先崇拜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的文化信仰,在中国尤为明显。人类学意义上的祖先崇拜,是指以相信已故的成员给某个集团的现有成员的生活带来影响这一信仰为基础的民俗信仰体系。某个群体活着的成员认为自己以及所属集团的延续和繁荣有赖于祖先。(色音,2012)其中,祭祖仪式是祖先崇拜的主要表现,演化成为了当今清明节等日子的祭拜活动。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泰勒(Tylor)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H. Spencer)建立了早期的人类进化理论,他们推论原始人是从其所经历的梦境中得出灵魂的概念,由于有灵魂不死的概念,所以向祖先赎罪成为了必要。所以说,祖先崇拜本来就是以鬼神的存在为基础的。因此,许多鬼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祖先崇拜的身影。

相对于宗教信仰来说,祖先崇拜对中国鬼故事的影响更加源远流长,并延续至今。“龙脉”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个灵异故事。上海市延安路高架与南北高架交接处有个龙的雕塑,当年造的时候打桩怎么也打不下去。当时打了很多次,到没几米深的地方就打不下去了,有些还断掉。后来请来高人,高僧说这个地方是上海的龙脉,即地下有条龙。高僧最后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镇压住了鞋龙,后来高架建好后,用浮雕在柱子上雕了盘龙作为封印。龙是中华民族文化里的主要图腾,汉族等大多数华人都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龙是作为比祖先更加古老的孕育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故事当中的。所有,在中国鬼故事中,对龙的崇拜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对祖先崇拜的反映。从另一个侧面,这故事与其他“鬼”故事极为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现代化的,即不是传统的超自然传说,而是与现代化生活所紧密联系的。此外,这个故事流传于上海,并且家喻户晓,其背后投射出的是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担忧以及对于未知改变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另一个映证就是,在城市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这个传说已经很少被提及,人们的不安全感已经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所取代,继而产生了更多对消费主义的怀疑,如“人民币鬼怪”的新传说。(笔者之一生长于上海)

此时,由于崇拜者与祖先之间是亲密的依赖关系,所以受祖先崇拜影响的中国鬼故事所反映出来的鬼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不像受宗教仪式影响下的鬼故事那样矛盾和对立,更多的是反映出祖先死后依然对人类后代尽职尽责、含辛茹苦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背景和影响因素下,中国鬼故事具有不同的特点(虽然大多故事坚持了一个因果报应的主题),日后也可进一步挖掘和对比分析其中的差异性。但在此不多赘述,下文就将结合笔者的经历和借鉴林舟的视角,由学生接触的巫蛊故事,对具体少数民族区域当地所特有的巫蛊故事进行探讨。

 

PART 3 学生巫蛊故事中的超自然

林舟在文章中提到自然与超自然这种分化,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自然科学确立的支配地位。而自然科学其实就确立了其自身的话语体系。超越了这个话语体系能够支配范围的,可以被称为是超自然,巫蛊就可以被看作是具有超自然性质的事物。笔者之一是生长于湘西的苗族,成长环境中也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与巫蛊有关的信息,在此也将对自己与同学交流中所接触到的“巫蛊”信息进行分析,并以自己的理解来对这样具有超自然性质的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探究。

1. 学生日常听闻的巫蛊信息举例

内容一:母亲经常会告诫孩子们,走在街上或去苗寨的时候如果看到穿着传统的苗族服饰的老年女子,那么一定不要靠近她和盯着她的眼睛看,手要做出一个特定的防止被下蛊的手势,并且尽快离开。而对此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其实是会放蛊的,而且专门挑小孩下手。

内容二:同学之间交谈中,大家大部分认为蛊其实是一种毒气聚集在体内,这种毒气是通过饲养蝎子、蜈蚣等毒虫获得的,而且无法自己派遣。正是由于蛊的这一特质,必须要把给人带来痛苦的传给别人,不然就会自己痛苦不堪或危及生命。

内容三:一同学的远亲据说突然卧病不起,久治不愈。后来请来一个巫师看病,巫师说是由于有人下了巫术。于是带着一伙人来到村口的大石头下,众人合力搬开石头后,发现下面有一件病人的衣服。把衣服拿开后,没过多久患者的病就自然而然的好了。

在湘西这样一个少数聚居地,接触到类似的与巫蛊有关的信息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确实有着超越科学以及人们常识的特征。而这些特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对于文化和特有的环境进行理解。

 

2.带来苦痛的邪术

和林舟的文章一样需要明确的是,笔者接触到这些有关巫蛊信息时的身份是一个学生。在学生接触到的故事中,巫蛊往往是有一种令人恐惧的面貌的。学生们的理解中,巫蛊虽然神秘,但往往是会给人带来病痛和痛苦的。学生们往往会兴奋地谈论但避免去接触巫蛊,因为巫蛊的这一特性可能会带来不幸甚至是死亡的恐惧。在面对很多难以被解释的事情时,这些事情的原因可能就被归结为是有巫术或者有人下蛊。而且这种痛苦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不管你是谁或者处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人们基本上很难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真正由于某些超自然力量,抑或仅仅是由于安慰剂效应。

但是,其实在一些对于巫蛊的考察中,巫蛊并非只是以害人的面貌出现的。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一书中,就有“好的魔法与妖术”的存在,巫术的治疗左右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特征。而对于中国巫蛊的一些考察中,巫蛊其实也可能有一些温情的面貌。(邓启耀,1999:2

但是就像林舟文章里面谈及的,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它们被人们相信。大学学生内心存在着矛盾,他们对异性的兴趣与欲望,面临的是家长不支持,敦促他们专心读书。这种矛盾就会至少校园鬼故事产生和流传。而在这些巫蛊的故事中,这其实也可能存在着这种机制。从一定程度上面达成了家长告诉孩子这些故事的目的,让孩子能够远离这些就连他们本身都不确定的潜在“危险”,保护好自己。而其实对于接受着越来越汉化教育的孩子们,对于巫蛊其实是存有极大的兴趣和好期待。当这些故事被学生们相信,其实会产生畏惧,因而孩子们会趋向于远离这些可能为自己带来伤害的巫师、放蛊的人。即使家长知道巫术也许有一些好的用处,但也倾向于不去有意告知孩子这个可能性。

3. 被打上民族烙印的巫蛊故事

这些巫蛊故事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苗族文化的烙印。首先是这些放蛊的人往往可能是穿着传统苗族服装的老年妇女。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区汉化的趋势之下,其实生活在湘西城镇的人与苗寨的人是存在一定的区隔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一些文化变得更加神秘和不可知;而且当他们在同一地点出现时,仅仅从外表、衣着上就很容易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孩子,对于这种冲击的体会应该更加明显。陌生的穿着传统衣着的妇女带来的陌生感和神秘感,使孩子们相信这种巫蛊也许是可能存在的——毕竟他们对于这群人基本没有什么了解。此外,湘西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由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但是这种巫蛊的故事主要是针对苗族。苗族本身就是一个巫祭活动时间长的民族,而且苗族大多数住在深山,相对保守、“封闭”,而苗民对于经常是笃信不疑的,这一点上也是由文化渊源的。那么对于巫蛊的污名实际上也有可能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族裔中心主义视角下排他的产物。

而且我们在第三个故事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大石头。对于苗族人来说,普遍有一种自然崇拜,“认为巨石、大树是人的化身,具有人格意识。”(罗义群,1993)而在故事中,巨石仿佛确实具有某种“灵性”,并在巫术中发挥了特定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与巫蛊有关的故事很多都是被刻上了民族的烙印的,而这其实也是基于了到底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如果把这种崇尚自然的文化视为是超自然的,那么对于自然的定义也就站不住脚了。

 

3. 自然抑或超自然?

在林舟的文章里,其中一部分是对于自然和超自然概念使用边界的讨论。他指出这个边界是一个重要的、会变化的概念。其实在这些巫蛊的故事中,我们如果把他当作自然主义现象来开,可以发现其中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事物和形象。但是我们却无法用现有科学的话语体系对其进行分析。而将其视作为超自然现象,我们能够更多去关注其背后的文化背景。这些巫蛊的故事是超自然的,而对付其办法也只能经由超自然途径。因而最后是巫术对付了巫术,而非在自然的科学话语体系下解决问题。正是由于超自然难以被论证,才让我们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更加理所当然。

同时,在这里使用“超自然”这一概念的另一重要意义是,“超自然”这一相对于“迷信等更加中性的词语,使得我们不再直接对巫蛊文化抱着一种完全摒弃的态度,而是用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它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毕竟我们所谓的“自然现象”与“超自然现象”的分界,不也是通过自然科学建构起来的吗?所以“鬼”故事里的“鬼”就是文化,鬼故事就是文化故事。

其实,对于自然和超自然的划分本质上并没有对文化产生判断,只是不同文化似乎对于如何划分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念。且不论在不同文化中什么是被成为超自然的,反观什么是被视为自然的,就可以听到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回答。与部分人类学者观点不同的是,本文并不反对“超自然”一词的存在,因为对于超自然的理解实际上是很好的理解一个特定文化的棱镜。但是对于“超自然”的理解绝不能建立在自有文化对于“自然”的理解之上,而应该置身该文化内去体会价值。文化之间是多元(源)的,文化内部也是多元(源)的。

此外,对于supernatural的理解,本文更支持的是“超自然”,而不是“迷信”,因为“迷信”带有的是incorrectmisleadingconfusing的理解,而对于什么是“信”,以及如何对固有的“信”进行“迷”的机制是带有强烈的族裔中心主义观点的。反对“迷信”一词的滥用是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超自然故事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思维,是具有历史沉重感和现代性思考的极佳的人类学研究材料,也是可以用于对文化进行管窥的窗口。

 

参考文献:

1Bosco J. The supernatural in Hong Kong young people's ghost stories[C] /Anthropological Foru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 13(2): 141-149.

2]祁连休,肖莉. 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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