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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

(2011-09-19 08:55:08)
标签:

孔子

子游

礼运

束脩

儒家

成书年代

文化

分类: 学术论文

 

 

子游生年与《礼运》的可信性问题

 

                                   杨朝明  卢 梅

 

摘   作为儒学名篇,《礼运》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但是,如果按《史记》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质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说解也进而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当时的子游应当早已年过十五而学于孔子,符合孔门教学的历史实际。

[关键词] 礼运;子游;生年;孔子家语;孔子

 

在儒家文献中,《礼运》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篇。该篇系统记述了孔子礼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关于“大同”学说的论述更是引人瞩目。然而,就是这一儒学名篇,后人对其可靠性却多有质疑,不仅严重影响了对该篇价值的正确认识,更导致了对许多儒学重大问题的误解。深究人们怀疑《礼运》的深层原因,原来却联结着一个看似并不太大的问题,这就是孔子弟子子游的生年。

 

一、《礼运》之“可疑”

 

《礼运》篇分别见于《礼记》与《孔子家语》,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孔子家语》“伪书”说的深刻影响,人们在引述《礼运》篇中孔子的论说时,往往以《礼记》的记载为依据。

《礼记·礼运》篇开篇记述孔子的“大同”学说: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请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前,我们曾就《礼运》的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对学术界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而且认为保留在《孔子家语》中的该篇实际更为质朴可靠,《礼记》中的该篇明显有改编的痕迹,而且人们在理解《礼运》的具体文意时也存在问题。[①] 但不论如何,该篇应当出于言偃所记,应当属于孔子与言偃对话的实录。

言偃,即孔子弟子子游。该篇记孔子参加鲁国蜡祭后与子游的谈话。在此次祭祀中,孔子的身份应当是相礼者。所谓“宾”,通“傧”,引导,相礼。类似的用法有《书·尧典》的“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孔传》:“宾,导。”《穆天子传》卷六:“内史宾侯,北向而立。”郭璞注:“宾,相。”按照郑玄《礼记注》的解释,“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看来,孔子所参加的此次祭祀是十分重要的礼仪。孔子在此之后“喟然而叹”,并且进行了长篇的议论,他一定是有感而发。

对于孔子参加蜡礼的时间,《家语》中的《礼运》篇明言当时“孔子为鲁司寇”。而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确记载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即使按照孔子去鲁周游列国前的一年,即孔子为鲁司寇的最后一年计算,子游只是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②]以孔子之智,与这样一个孩子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问题,谈论到礼的起源与发展,谈到“人情”与“人义”,谈到社会的进步与管理,谈到“阴阳”、“四时”、“五行”等概念,显然不合情理,子游如果不足十岁,即使孔子真的如此谈论,他也不可能记录整理孔子之言。

事实上,人们对《礼运》篇的怀疑乃至否定,正是由此而起。孔子竟然与一位不谙世事的孩童谈论“大同”社会理想,无论如何也不能令人相信!于是,这几乎就成了人们反对孔子曾经有“大同”学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说,它无疑就是《礼运》篇出于后人伪作的铁证。例如钱穆先生说:“考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是理乎?后人犹有信《礼运》大同为真孔子当日之言者,皆坐不如论世考年之咎。”[③]钱穆先生的论证很有代表性。即使在现在,人们仍然以之否定孔子有“大同小康”之论,例如,有学者指出:“‘与于蜡宾’只应当发生在孔子仕鲁期间,而孔子仕鲁期间,子游尚不足十岁,孔子不可能向他讲论‘大同小康’之义。”[④]

也有学者感到《礼运》篇的出现不应没有所本,因而只能绕开子游的年龄问题,另求新解。如有学者肯定《礼运》是子游所记,但碍于《史记》的记载,认为当时的子游不到十岁,从情理上说,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根本不可能记录三千多字的《礼运》,从而认为《礼运》“记录的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时跟子游的对话”[⑤]。郭沫若先生认为《孔子家语》为王肃伪造,便不相信其言此事在“孔子为鲁司寇”时。于是,他也认为孔子是在晚年同弟子谈论大同小康之义。[⑥]

然而,无论是《孔子家语》中的《礼运》,还是《礼记》中的《礼运》,其中都没有迹象显示孔子的这番议论发生在“孔子晚年”。而据我们的研究,就《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相比较而言,《孔子家语》中的《礼运》毫无疑问应当更为可靠。[⑦]而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记载说:

 

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

 

以前,在《孔子家语》被认为是“伪书”的时代,人们完全可以抛开此书去进行论述,可以仅仅依靠《礼记》中的该篇进行叙说、分析、解释。所以,如果人们不能否定孔子此论的存在,便可以像郭沫若先生那样怀疑此事发生在更晚的时间。

然而,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决不应当对《孔子家语》的记载视而不见,因为《孔子家语》的史料价值已经得到早期出土文献以及学术界最新研究的一再证实。[⑧]《孔子家语》不但不伪,而且材料来源较早,正如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⑨]所言,《孔子家语》是孔子与弟子门人及当时公卿大夫相互对问的言语,出于孔子弟子所记,其间虽有“润色”的成分,大抵不离“夫子本旨”。通过对《家语》和《礼记》的相关篇章的比对,可知《礼记·礼运》有很多被改编的迹象[⑩],相比之下,《家语》中的《礼运》更能反映“夫子”之本旨,给人强烈的子游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孔子家语·礼运》篇中,有两点是非常明确而不容怀疑的:一是孔子此论是在“孔子为鲁司寇”时;二是孔子的确是与当时“侍”在一旁的言偃(子游)进行的谈话。

论述至此,便出现了一个无法圆满解答的问题,因为关于言偃(子游)的年龄,《史记》的记载同样言之凿凿,说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既然孔子与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谈论如此问题不合情理,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因此,人们不能不怀疑《礼运》篇的可靠性,怀疑孔子的“大同”学说,进而怀疑更多的有关孔子学说、儒家文献等问题。

 

二、子游生年问题

 

以前,我们曾经研究《礼运》的成篇时间,认为《礼运》篇记言偃(子游)与孔子的问对,除了关于言偃(子游)的年龄,其他各种材料显示,《礼运》篇应该出于子游自记,其材料的可信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子游的生年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也曾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那么,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其他典籍有没有关于子游的其他年龄信息呢?有意思的是,我们开始时查找《孔子家语》,所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和一个手头的通行本,结果无所收获。后来,竟然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同文书局石印影宋抄本以及台湾中华书局影印的宋蜀本的《孔子家语》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其他本子的《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只有寥寥几句:“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而这三个本子却记载说:

 

言偃,鲁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时习于礼,以文学著名。仕为武城宰。尝从孔子适卫,与将军之子兰相善,使之受学于夫子。

 

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家语》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版本,通过比对各本,我们认为《四库全书》本与同文书局本等的记载应当没有问题,而其他本子显然是有脱文。的确如此,有学者通过对《家语》几个版本进行了勘察,认为普遍为大家接受的明覆宋本讹误最多,而丛刊本源于此。相比之下,毛晋本及影宋本问题相对较少,而四部本的前身就是毛晋本。[11]

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而与《史记》“少孔子四十五岁”的记载正好差十岁。其实,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对不少人的年龄记载皆有差异,而且大都有十岁之差。下表中所列出的都是这种情况:

从表中看,在两书的记载中,孔子弟子竟然至少有六位相差十岁,这当然并非偶然,很可能就是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古时,二十、三十、四十分别写作“廾”、“卅”、“卌”,比如汉石经《论语》中的三十、四十皆作“卅”和“卌”。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字形相近的字出现讹误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学者就认为樊须的年龄是由于《史记》在传抄过程中“漏掉一竖”,从而造成与《家语》记载的差异[12]。通过对文献的充分研究,我们也认为《孔子家语》所记樊须年龄是可靠的[13],而《史记》存在讹误。

 

孔子弟子

    《孔子家语》

(少孔子岁数)

  《史记》

(少孔子岁数)

澹台灭明

四十九

三十九

高柴

四十

三十

樊须

四十六

三十六

有若

三十三[14]

四十三

梁鳣

三十九

二十九

宓不齐

四十[15]

三十

 

关于梁鳣,同样也应当是《孔子家语》的记载比较确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梁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但《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则记曰:

 

梁鳣,齐人,字叔鱼,少孔子三十九岁。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从之,二年而有子。

 

而按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不仅梁鳣“少孔子二十九岁”,而且商瞿与他一样,也是“少孔子二十九岁”。根据此记载,显然商瞿要比梁鳣年长,不可能年龄相同。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所记商瞿“少孔子二十九岁”,梁鳣“少孔子三十九岁”是合理的。

以往人们研究《礼运》,未能细考子游生年问题,本文作者也是如此。其实,关于《史记》子游生年记载之误,以往也有发现。如清人梁玉绳就曾经说:《史记》所说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似当以《家语》作‘三十五’为是。古人借用欤?古人‘三’、‘四’两字皆积画为之,最易为误。”[16]朱彝尊也看到了两书对子游生年记载的差异,他在所作《孔子弟子考》中说:“武城宰吴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史记》作四十五)。唐赠吴侯,宋赠丹阳公,改吴公(许慎《说文》偃作于象旌旗之游,字子游)。”[17]可以看出,他的述说虽两说并存,但明显更倾向于《孔子家语》的记载。

 

三、孔子收徒与“束脩”

 

孔子与子游谈论“礼运”时,子游那时是否只是不足十岁的孩童,只要理解了孔子收徒授学的相关问题,如他所收的弟子的最小年龄、孔门教学的内容等,应当就不难理解。

关于孔子弟子入门时的年龄,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论语·述而》记孔子说:“自行束脩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束脩”,其实是指年龄十五岁。

关于“束脩”,历来有不同解释。因为“脩”有“脯”的意思,古代用于上下亲友间相互酬赠,后多指致送老师的酬金,以正式拜师。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是一种菲薄的礼,指“十条干肉”,象征尊重。另一种看法与之相联系,以“自行束脩以上”为可以行贽见礼。例如朱熹就解释说:“束脩,其至薄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苟以礼而来学,则是有求道之心,圣人未尝不教之也。”[18]还有一种看法,即以“束脩”为“束带脩饰”,如郑玄注《论语》说:“束脩谓年十五以上也。”李贤注曰:“束脩谓束带脩饰。”

我们认为最后一种看法应当是正确的。或者孔子弟子入门时也要行人们所说的贽见礼,或许也以“干肉” 贽见,但孔子此处所说的“束脩”,其重点或者首先是年龄概念。

除了《论语·述而》,《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说:“齐太史子与……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然凡所教诲,束脩已上,三千余人。’”孔子“有教无类”,只要“行束脩以上”,皆可入孔门学习。与《论语·述而》相比,《孔子家语·本姓解》中所记述的“束脩”理解为年龄概念应当更为容易。的确,在先秦时期,“束脩”也有“十条干肉”之类的意思,这也正是学术界两说并存的原因。但在孔子教学、收徒授学那里,却应当不是什么学费之类。西汉孔安国《论语注》有云:“束脩,束带脩节。”黄氏《论语后案》也认为“自行束脩以上”之“束脩”指十五岁以上。[19]在汉代典籍中,“束脩”是年龄概念,这样的例证很多,如:《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脩,年十三,幸得宿卫。”《汉书·王莽传上》:“窃见安汉公自初束脩,值世俗隆奢丽之时。”《后汉书·伏湛传》:“自行束脩,迄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后汉书·延笃传》:“且吾自束脩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关于“束脩”的分歧与争论,可参考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四《束脩二义》及当代宗福邦等主编的《故训汇纂》有关“束脩”的条目。

周代有浓厚的礼乐教化传统,孔子向往“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礼乐文明,更加强调礼乐之教。孔子儒学实际上属于“人学”范畴,十分注重“人”的内涵教育,孔子就常常与他的弟子谈论“成人”问题,那时的所谓“成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当举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基本的礼仪;二是必须具备礼的内涵,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知荣明耻,知礼明礼。

周代的冠礼就特别强调“正容体”,《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什么都不管不顾。男子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将头发束起来,表示长大成人,要开始注意修整自己的服饰与言行,这应当是早于“成人礼”的一种礼仪或要求。

除了束发之类的表面要求,孔子当然更注重“心的约束”。《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按照周代人的说法,对孩子的成人教育在于使之向善,所以《国语·晋语六》有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强调孩子的基本素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进行的是“大人”之教,是关于“成人”内涵的教育。有人就曾经问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20]其实古人对于“束脩”之礼是十分重视的,汉人就有“仁义成于束脩,孝弟根其本性”[21]的说法。

今有学者通过对先秦时期“束脩”之义进行考辨,认为“《论语》束脩不是脡脯(或酬金)之类,而是指‘入大学’年龄段应具有的礼节与能行。‘自行束脩’,即知束带修洁之礼,有谨束进修之行。不到一定年龄当然做不到。”[22]还有学者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他认为“自行束修以上”一句中的“自”与“以上”一起构成“自……以上”结构,表示限定范围;“行束脩”本指“行贽见之礼”,转指“年满十五”,所以“自行束脩以上”意思是“凡年满十五岁的”。[23]《论语》中孔子的意思是,凡是少年成人、有志于修身向学的,我没有不接受他们而加以教诲的。

对“束脩”的理解也与西周时期的“学制”有关。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在周代,“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礼记·保傅》中有“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的记载,这里的“小艺”、“小节”或者就是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到了十五岁,就要“成童志明”,他们开始“入大学,学经籍”,从小学入大学是“使人的知识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从而提高学业和道德水平”[24]的过程。由此可知,小学侧重于技,而大学偏重于义。人在幼年时,懵懵懂懂,对于深奥的理论不甚了解。而在成年以后,身体及智力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适合于更高级的学习,就让他们学习经典,了解其中的“道”。孔子说“士志于道”[25],他还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26],都有此义。

孔子所教类似于西周教育系统中传授经典的“大学”,因为他在乎的是“道”,故他用蕴含“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六经”教学生。孔子说“君子不器。”[27]孔子弟子子夏也认为君子应“学以致道”[28],应该就是孔子“道”之教的结果,子夏还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29]这里的“道”是指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而“小道”则指具体的技艺。可见在孔子的教导下,孔门之人懂得了君子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有所取舍,全力以赴致力于大道。君子应当“志于道”、“谋道不谋食”,不应拘泥于某一技艺。

孔子一生都在为道而奔波,“朝闻道,夕死可矣”[30]。“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31]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承其志,拯救乱世,做一个治世良臣,做一个行道之人。因此,他从事“大学”之教,以“六经”传授学生。然而,他这样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有达到“成童”,才可以学习“大学”,而懵懵懂懂的孩童是做不到这些的。很显然,孔子弟子入门,必须年龄十五岁左右,达到“成童”以上。

《礼运》篇的背景,是孔子为鲁大司寇时,曾以宾(即“傧”)的身份参加鲁国蜡祭,这是一项重大祭祀活动。正如前文所言,孔子“与于蜡”的时间最晚在定公十二年,那时孔子五十四岁,时间在鲁定公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某一年的十二月,那时,孔子应五十三岁左右,如果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那么当时他就只有八九岁,显然这与孔子收学生的标准不符;然而如果依《家语》,子游为十八九岁,恰好达到“束脩以上”,与孔子收徒的年龄标准正合。

 

四、《礼运》篇出于子游

 

孔子以“六经”教,弟子们各有所长,子游尤通于礼。按照前面的论证,孔子与子游谈论礼之运行法则,并由子游进行了记录、整理。

在《礼运》篇中,子游三问,孔子三答,主要论及大同理想、礼的起源、礼的演化、礼的功能等等。文中子游称“言偃”,孔子称“仲尼”,根据古时文体,这应该出于子游自记。正如任铭善所云:“按《论语》文例,凡弟子门人所记者称子,曾子、有子是也;弟子互记或门人记他弟子之语者称字,子贡、子夏、原思、宰我是也;弟子自记者称名,宪、宰予、冉求是也;其称孔子,或曰夫子,或曰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是也。于长者乃称名:‘子路对长沮曰:为孔丘。’是也。此篇称仲尼而名言偃,疑子游所自记也。”[32]

邵懿辰《礼经通论》也持此说:“子游特受《礼运》精微之说,其徒又为《檀弓》上、下篇,记礼节目甚详。《礼运》自称言偃,则全篇皆子游所记孔子之言也。”[33]的确如此,前面我们提到,《家语》与《论语》同为孔门弟子所记,而《家语》也有《礼运》篇,所以很可能为子游所记孔子之言。通过对《礼运》篇思想的考察,其与孔子的思想也相契合,这一点,学者已有论述[34],此不赘言。

另外,通过对文献的考察,可知子游不仅领会了礼之仪,还对礼之义有深刻体会。这很可能是因为子游深受孔子礼之教的影响。《礼记·檀弓》篇有不少子游懂礼、好礼的记载。子游与卫灵公的孙子司寇惠子交往甚密,在惠子去世之时,子游为其奔丧,及时纠正了卫将军文子废嫡子而立庶的不合乎礼的做法。还有一则史料也能证明子游对古之礼非常熟悉,当鲁悼公吊唁有若时,子游在悼公左边为其助礼。这是一种懂礼的体现,因当时礼废,人多不明助君发布辞令居右,相助丧礼居左,故子游正之。子游不仅对礼之外在形式十分了解,对礼之内涵也有精到阐述。他说:“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也。”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过度哀伤的人来说,礼的作用是节制他们内心的悲痛,“丧致乎哀而止”[35],不要因伤心过度而危及自己的身体;对于那些无哀痛之人来说,礼使他们穿上丧服,以唤起内心的悲伤。即礼要有节有度,不可偏执一方。

子游不但懂礼,还用礼乐治理社会。据《论语·阳货》记载,子游担任武城宰时,孔子在那里听到了“弦歌之声”,他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游认为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可以通过教化达到改变的目的,所以当他任武城宰的时候,用《诗》《书》《礼》《乐》教化百姓,这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6]的思想一脉相承,难怪孟子说子游有“圣人之一体”[37]

子游对礼如此深谙,这很大程度上由于孔子对其进行礼教,。孔子因材施教,而且在孔子教学时“弟子各有所记”[38],大家有随时记录老师言语的习惯[39],故由子游记录、整理孔子对礼的言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有这些,也都可以反证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的记载更为可信。由《孔子家语》与《史记》记载的子游年龄问题的比较,可以肯定《礼运》篇为子游所记,其意义在于可以肯定它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是孔子社会政治理想的珍贵材料。其中记载的孔子的“大同”学说,并非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后世学者杜撰。同时,本文的考察也为重新重视《孔子家语》的价值增加了佐证。

  

                                  【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①]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②] 关于孔子去鲁时间,史书有定公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种记载,今据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以定公十三年为是,则孔子参加蜡礼最晚为定公十二年,当时孔子五十四岁,子游若“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他只有九岁。

[③]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第72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④] 裴传永:《“大同小康”之论非孔子辨》,《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⑤] 任  蜎:《孔子·〈礼运〉·大同》,《光明日报》1961年9月15日。

[⑥]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3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⑦]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⑧] 可参看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2000年第7卷;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一期,2008年秋季。

[⑨]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

[⑩]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11]赵灿良:《〈孔子家语〉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2] 王承略:《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3] 杨朝明:《〈家语〉与〈史记〉“孔子弟子传”比较研究》,《第一届世界汉学中的〈史记〉学国际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台湾·佛光大学,2008年。

[14] 《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为“少孔子三十三岁”。

[15] 四库、同文为“少孔子四十岁”,丛刊、备要为“少孔子四十九岁”。

[16]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215页,中华书局,1981年。

[17]朱彝尊等:《孔子弟子考》第8页,广文书局,1951年。

[18]蔡节编:《论语集说·述而》引“晦庵朱氏”曰,四库全书本。

[19] 可参考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二册),第446页,中华书局,2006年。

[20] 《孔子家语·弟子行》。

[21] 《全后汉文》卷104《幽州刺史朱龟碑》。

[22] 孙永昌:《〈论语〉“束脩”辨析》,《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

[23] 郭圣林:《“自行束脩以上”新解》,《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

[24]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3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5]《论语·里仁》。

[26]《论语·为政》。

[27]《论语·为政》。

[28]《论语·子张》。

[29]《论语·子张》。

[30]《论语·里仁》。

[31]《礼记·学记》。

[32]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按》第23页,齐鲁书社,1982年。

[33] 邵懿辰:《礼经通论》,见于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清经解续编》(13)第6354页。凤凰出版社,2005。

[34]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儒教文化研究》第五辑,2005年。

[35]《论语·子张》。

[36]《论语·为政》。

[37]《孟子·公孙丑上》。

[38]《汉书·艺文志》。

[39] 杨朝明:《〈论语〉文本及其特征》,《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杨朝明:《研读〈论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载于杨朝明编著:《论语诠解》,广陵书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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