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的执著寻找与精神家园的诗意守望

——评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

郭茂全

郭文斌是一位深具创造力的当代作家，著有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郭文斌小说选》，有散文集《点灯时分》、《孔子离我们有多远》、《寻找安详》、《郭文斌散文精选》，有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曾获得“冰心散文奖”、“鲁迅文学奖”。2011年，郭文斌出版了长篇小说《农历》，该作品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提名，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排名第七。《农历》共十五章，按农历节日中十五个节日名称来标识章节，以乔家上庄里“大先生”一家人的节日活动为主要事件，展示了一个和谐安详、纯朴天然、温暖宁静的乡土文化世界。感恩大地、归依乡土、安妥灵魂、温暖心灵是郭文斌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农历》是作家对乡土文化的执著寻找与精神家园的诗意守望，是对“寻找”与“守望”的文学母题的创造性阐释，蕴蓄着作家对乡土文化、童年生活、生命本真及精神家园的美学思考。

                                       一  执著的寻找

“寻找”是人“存在”的生命形式，体现着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多彩的客观世界为作家的审美发现提供了丰富的对象。郭文斌在《农历》中对“寻找”母题进行了深度的厚描，“寻找”不仅呈现在六月姐弟寻找“龙”、“年”、“喜神”、“萝卜”、“祖先”等情节中，不仅潜隐在沉香寻母、目连寻母等民间故事中，还蕴含在作家寻找乡土文化之根、寻找乡土伦理之父、寻找童年生活之真的创作理想中。

                                  （一）寻找乡土文化之根

《农历》对不同农历节庆人们的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呈现出丰富多元而意蕴丰盈的乡土文化，如一座展示中国西部乡土文化的民俗博物馆。“元宵”制作荞面灯盏、送灯、吃荞麦面、供灯、守灯，“干节”打干梢、集干堆、读祭文、燎干、扬灰看种，“龙节”引龙线、围仓、剃头、敲梁劝鼠、扫锅底、炒豆、沾龙气，“清明”卖祭纸、印纸钱、挂纸幡、祭祖先、修坟院，“小满”拔萝卜、摘苦菜、接生、取名，“端午”煮甜醅、蒸花馍、插柳枝、做香包、绑花绳、采艾草，“七巧”洗耕牛、晒书、“对银河”，“中元”演目连戏、放焰口、扮钟馗、送猖，“中秋”下梨、分梨、供月神、分供品，“重阳”点灯笼、祭众神、诵《孝经》，“寒节”卖彩纸、缝寒衣、烙麻麸馍、送寒衣，“冬至”献扁食、吃扁食、守清水，“腊八”洗澡、抢头粥，“大年”写对联、送对联、请祖先、分糖果、贴窗花、守夜，迎喜神，“上九”演社火、对诗文、说仪程、演皮影戏等。可以说，《农历》细腻而真切地描摹了乡土中国农村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囊括了乡土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作品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一幅呈现西部乡土文化的艺术画卷。

《农历》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还展现了各类民间故事、传说、戏曲、唱词、花儿、谚语等。小说中有老天捏土吹气造人、伏羲御驾亲耕、大禹治水、阎王收命、野魂投胎、沉香救母、母鸽断肠、金豆开花的故事，还有牛郎织女、嫦娥吴刚、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关圣大帝的传说；有佛祖出家修行、佛度难陀、观音点化荞姑娘、目连救母等佛经故事，还有节气歌、十字歌、引龙歌、花儿等乡土民谚民谣；有《孔子拜教》、《目连救母》、《天官赐福》等民间戏曲，还有《弟子规》、《朱子家训》、《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有《剃度偈》、《往生咒》、《心经》、《药王品》等佛家经籍，还有《太上感应篇》、阴阳五行等道家言论。郭文斌不仅详细地叙述民间仪式与民间文艺，还探究其存在的民间文化心理，不仅书写了乡土文化的历史沉积，还书写了乡土文化的现代演化，并将作家对乡土文化的独特理解有机地融化在小说叙述中，使作品对中国乡土文化的展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呈现出了多元共生又错杂交织的乡土文化生态景观。

乡土一直是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富矿。郭文斌在《农历附录》中说：“才明白，这个‘年’，它是‘土’里长出的一朵花儿，它姓‘乡’名‘土’”^[1]。鉴于此，郭文斌在创作中不断开掘乡土文化精神，寻找民族文化根基。《农历》以“灯节”守灯为始，以“上九”演出皮影戏《天官赐福》作结，在演出的高潮，“六月就看见，一个世界上最壮的根向大地深处扎去，扎着扎着，刷地一下发芽，发着发着，刷地一下开花……”这一结尾可谓意味深长，寄寓着作家的未来希冀：乡土文化之树一定会根深、枝壮、叶茂、花繁、果硕。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农历节日文化逐渐成了进入城市的人们模糊的记忆，郭文斌以朴素、纯净、灵动的语言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既是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珍藏，又是对传统文化根脉的寻找与守护。

                                   （二）寻找乡土伦理之父

“寻亲”是文学的母题之一。“寻亲”动机源于主体对自我身份来源的焦虑以及想要获得确认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血脉基因上的，还是精神灵魂上的。《农历》的“寻亲”不是表层上对父母的寻找，而是对父辈文化的理解、认同与传承。透过小说中六月天真地询问“我是谁造的”这一表层问题，《农历》的“寻亲”深具意味，“寻亲”其实就是儿女们逐步认识“父亲”、体味“父亲”、找到“父亲”及找到“乡土伦理之父”的过程。五月、六月等作为寻找主体，是乡土文化之子，不同于一些现代乡土小说中离开土地、走出乡村、奔赴城市的“游子”，也不同于一些家庭小说中反叛家庭、逃离家庭的“逆子”，他们时时浸润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处处沉潜在乡土伦理道德中，并逐步成长为乡土文化的继承者与守护者。

父亲“大先生”是一个具有乡土文化精魂特征的典型形象，寄托着作家的乡土文化理想。“大先生”是家庭中的长者，但并非封建、保守、愚昧的专制者，而是自然纯朴、和谐自洽的乡土文化的代言人。作为农民，他热爱农村，热爱乡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乡村生产活动的行家里手，热爱每一种农作物的生命，熟稔一切农事以及节庆活动的复杂的仪轨，惋惜一些乡土文化传统的失落，是传承和重建乡土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父亲，“大先生”以“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为子女取名，教导子女感恩自然、敬畏天地、孝敬父母、慈悲生灵、同情病弱、诚信待人、节制欲望、护持自我，教育子女学习各种民间文化仪程，教诲子女背诵《朱子家训》、《弟子规》、《孝经》、古曲诗歌、民间戏曲，因此，“受恩莫忘，施惠毋念”、“性中自有大光明”、“慎终追远”、“中庸之道”、“这任何东西，大家分享才有味道”、“真正的天是人的心”等“爹的话”成为六月等子女行事与言语的指南。作为乡邻，他为乡亲送灯、分梨、祭神、送对联，在演影戏中自编戏文施教于村民。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大先生”，他能诵读许多儒释经籍，以奉古训、尊圣言、敬天地、亲其亲、爱万物为处世原则。作为智者，他参禅悟道，明心见性，虚心澄怀，达观沉静。可以说，以“大先生”为代表的“父亲”，不仅是乡土儿女个体生命血肉骨骼的给予者与培养者，也是精神灵魂的引导者与创生者。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业文化。“大先生”的形象既体现着乡土文化的精气魂魄，又体现着作家的乡土伦理道德观。郭文斌通过丰富多彩乡土节日的呈现与“大先生”形象的塑造，传达着他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执著寻找的信念。通过小说叙事，作家沟通了乡土文化之子与乡土文化之父间的血脉关系与精神联系，缝合了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转型中代际之间的思想鸿沟，筑造了一座连接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桥梁。

                                  （三）寻找童年生活之真

寻找童年是文学表现的内容之一。《农历》中对童年的寻找不仅通过童年视角，还将儿童形象作为人物刻画的重点。《农历》贯穿始终的是五月、六月等儿童的日常活动与心理世界，情节以儿童与成人的发问与对话、儿童与儿童的对话以及儿童自我审问来展开，传达着作家对童年生活的眷恋与对纯真心灵的向往。

《农历》中，六月等孩童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发问与解答都源于纯真的儿童心理。孩子们天真烂漫、善良纯朴、好奇懵懂、幼稚坦诚。喜欢发问是儿童的天性，五月、六月就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啥叫痛苦”、“为啥时间长了就结痂”、“时间咋防呢”、“老天爷为了啥要造这么多味道”、“啥叫命呢”、“为啥来到世上不容易”、“人死了也会冷吗”等问题随时萌生。懵懂是儿童的思维特征，他们以为男女亲热就是“吃”，就是“又亲又热”，就是小男羔、小女羔与野魂的“三军会师”。孩童的生活充满着梦幻色彩，在献月神时感觉到嫦娥在洒桂花、吴刚在倾倒酒坛，在演目连戏时恍惚进入地狱救太爷太奶，梦中游天堂去救“年”，梦见青衣仙子让农民种麦子。儿童常以万物皆有生命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处处表现出纯真的生命关怀：“火也会死，就像人咽气一样”、“看着背篓里的干梢，六月觉得那不是一背干梢，而是树一冬天做的梦”、“六月的灯胎里就出现了个人”。他们天真无邪、童言无忌，“嫦娥就是我媳妇了”、“要是永远过年就好了”、“把心掏出来洗”等。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既敏锐又感伤，直觉到“美真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思想是不安全的”等，读者往往能够在他们貌似平常的童稚之语中品味到超越具象的生命哲思。《农历》在呈现乡土文化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展现了一个美好纯真的童年世界。

综观郭文斌的创作，童年生活记忆是其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其笔下的儿童形象时时浸润在耕读传家的家庭教育氛围中，有着善良的本性、聪慧的心灵和纯真的言语，字里行间跃动着“绝假纯真”的“童心”，充溢着童贞天然的审美趣味，童年视角下纯真美好的童年情感、和谐融洽的人伦以及朴实无华的情感表达使其作品深具艺术魅力。

二  诗意的守望

如果说“寻找”侧重于动的努力，“守望”则更多静的持守。《农历》中的许多情节都与“守”有关，如元宵节守灯望月、寒食节守水望福、冬至守香头望苍穹、大年守夜望时、丧亲后守孝念恩等。“灯节”一章中，六月第一次体会到了“守住”的美妙。郭文斌在《附录：望》中说：“人的心就像是一块田，要四季守护，精心守护”^[1]。“守护”、“守望”、“守住”不仅是小说人物的行为，也是郭文斌的创作立场，作家在静思坐守中感悟着生命的意义，守望着生命的旅程、精神的家园与诗意的话语。

                                     （一）守望生命旅程

《农历》中传达着对生命的守望，不仅守望自己的生命，还守望他者的生命，表现出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呵护生命的思想。小说呈现的是一组生命形象系列，不仅有“大先生”的孙子小满的降生，还有卯子家老人的离世；不仅有五月、六月、改弟等鲜活生动的孩童形象，还有爹、娘、卯子娘等成年人形象；不仅有牛、鸡、梨、蒿等动物植物的生命形象，甚至连火光、灯盏、月亮、露珠都具有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神圣的，生命的自由在于生命的自然状态。“每个人一盏，每个牲口一盏，包括猫、狗、鸡，每个房间一盏，包括牛圈、羊圈、鸡圈、蜂房、磨房、水房、粮食房”；“树也是命，也会动，不然咋会长大啊”；“六月说，你看这麦芒，针一样，分明是生来保护它的孩子的”；“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他们二人全时，才就吉祥如意。”生命的存在就是天地的“吉祥如意”。作家不仅以孩童对事物生命化的思维模式表达着周围的一切生命，还以成人的视角审视生命的意义，字里行间传达着乐生、惜生、护生、优生的现代生态生命观。

任何生命都呈现为一种时间过程，感悟到了时间，也就感悟到了生命。《农历》中，郭文斌通过感悟时间来感悟生命的过程。《农历》有意地设置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往复的时间链条，这既是对时间绵延的感悟，也是对生命轮回的体察。守望时间也就是守望生命。小说中，当六月看到爹在房台上封戏箱时，觉得封在箱子内的戏人儿，“不单单是戏人儿，而是一段无法挽留的时间”；“守着守着，五月就觉得时间像糖一样在一点一点融化。守着守着，六月就觉得时间像雪一样在一片一片降落”；“一寸一寸地感觉时间，这正是他们刚才的感觉，不想被爹说出来了，而且是借‘守’这个字”。可以说，《农历》在时间之绳上，以节为结，以鲜活而传神话语记录了生命在时间之河中的各种本真体验。

                                     （二）守望精神家园

和谐安详的世界不仅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需要自我精神的和谐。《农历》有意营造着一种和谐安详的乡村文化氛围，感恩、希冀、祝福、祈祷充溢其间，建构了一个民风纯朴、关系融洽、和谐温馨的乡土家园。农民按农历劳动作息，敬畏自然，尊重传统，邻里乡亲相互帮济，“送灯盏”“分梨”、“送对联”、“接生”都体现着善良之心。小说中，“大先生”一家在拜完月神后院子里落满了神仙，堆满了神仙带来的吉祥如意、心想事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平安，这一幻想性的场景表现了作家对美好和谐的乡土家园的向往。社会的和谐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处在和谐人伦关系中的乡亲们对天地常怀敬畏之心，他们感恩大地，感恩万物，与自然之间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和谐关系。一定意义上，《农历》的创作是现代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中的产物。在人们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冲撞中显得精神茫然无着、心灵浮躁不安的时刻，《农历》无疑是人们诗意生存的精神绿洲。

《农历》重视人与人关系的融洽，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还重视人自身精神生态的和谐。小说中的“参”、“觉”、 “醒”、“悟”、“识”等修身养性行为体现着对自我精神生态的自觉护佑。在“参”中，六月发现“这水，是净的解放啊，漂亮的解放啊，美的解放”；在“觉”中，夹袄脱掉之后的凉“不是凉，而是一种突然脱了棉袄棉裤的轻快”，“是一种生分”；在“醒”中，“六月从未有过地感到醒着的美好”；在“悟”中，“原来这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开悟”；在“识心”中，“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心，要想使心成为活的，首先就要识得心”。如何解决人的精神生态是郭文斌关注的重心，《农历》以儒家文化中的“仁”、“善”、“孝”、“慈”等熏染读者，以佛经故事或戏曲来传达忘我、利他、快乐的道德观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实践着作家守望“心灵的安详”的创作观念，实践着作家“以文度人”的创作理想。《农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风俗化的“心经”，一部乡土化的“国学”。

                                    （三）守望诗意话语

郭文斌在《农历》中以美好善良的人物形象、自然安详的创作心态建构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这与作家诗性话语的运用密不可分。郭文斌的小说话语素朴、简洁、隽永且富有禅思，如野艾草上的露珠、月光下的油灯、荞麦花的淡香，描摹点染出一种自然静穆的艺术氛围。郭文斌的散文《点灯时分》、《寒衣》、《燎干》、《红色中秋》等与小说《农历》中的“灯节”、“寒节”、“干节”、“中秋”不仅在内容上有相通性，在话语表达上亦十分相似。^[2]大量抒情性的歌谣、戏文与禅思性的哲理之语使《农历》具有了丰厚的情韵与深邃的哲思，从而体现出独特的诗性情感。

郭文斌在小说中特别重视画境的营构，叙事造境有机结合，虚实相生，动静结合，远近相配，明暗相衬，许多叙述的场景都给人以绘画的美感。在“灯节”中，月光皎洁，院子里放着供桌，供桌上放满了点亮的灯盏，六月一家人静静地围着桌子，一家人进入了“守”的境界，弥漫着桂花香与酒香，组成一幅宁静的“守灯图”；在引龙围仓的场景中，爹带着五月六月在当院跪了，把碗里的五谷杂粮倒成五个小仓，然后一边抓灰一边唱《一把灰》，这是一幅“围仓图”；清明时节一家人跪在坟院里，挂纸、供献、奠茶、磕头，这是一幅“祭祖图”；几个庄子的牛聚到沟底，远远望去牛背像荷叶一样舒展着，人们手里的盆子像一朵朵随风飘舞的荷花，俨然一幅“牧童洗牛图”；一家人在夜晚插香、点香、烧黄表、点寒衣，就是一幅“送寒衣图”。其他如孩子们在晨风朝露中采艾草的“采艾图”、中秋时的“院台赏月图”、大年“守夜图”、二月二的“剃头图”等，腊八节“搓背图”等都是富于画意的场景，宛如一张张自然朴素又情趣盎然的乡村年画。

郭文斌运用各种修辞技法，重视语言的锤炼，以期达到话语蕴藉的审美效果。在艺术构思中，作家有时“以我观物”，有时“以物观物”。有时以实写虚，有时以虚写实，意象的跳跃留白与场景的转换衔接恰到好处，匠心独具地运用拟人、比喻、通感、粘连等修辞手法，不断增强话语的艺术表现力。“两个灯活了过来，两个灯正在咽气。”“六月的心里被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充满，那是一种水红色的喜悦，一种清明一样的喜悦。”“没有风，一个个灯盏婴儿似的偎在娘一样的月光里。”“五月就把目光开成一束花，送给六月。”“定睛一看，原来是风在麦浪上来回走。”“清风吹过，麦浪像水一样扑闪，二人的心也像水一样扑闪。”“阳光在树缝里流淌，梨也在爹的手里流淌。一只只梨回家似的往爹手里赶。爹把手一伸，一只梨就扑过来，把手一伸，一只梨就扑过来。”“夜色大幕一样落下来，爹咳嗽了一声，上房里的灯就亮了。”“熟睡中的院子像一块墨，黑在静中。”“六月把火柴一划，灯笼里的灯就醒了，灯笼里的灯一醒，夜就醒了，夜一醒，路就醒了。”这些话语都显现出清新隽永、细致入微、气韵生动、深邃悠远的特色，无不体现出作家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与诗性纯化。可以说，如诗的童年、如画的乡土、富有诗情画意的话语为《农历》营构出了一种别样的风致。《农历》中既有上世纪“寻根小说”诗意叙事、散文化结构、怀旧语调的影响因子，也可以发现作家对东方古典审美观念的自觉弘扬。

三  “寻找”与“守望”的价值

人类永远在寻找家园的路上。《农历》建构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自我内心和谐的乡土世界。郭文斌有意避开乡土生活中的苦难、悲伤、痛苦、异化等问题，着重表现乡土人生的自足、安详与幸福。“在寻根中，传统被诗化为一种符合人性的自然存在，一种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消除各种紧张、非理性的、非压抑的、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和心灵结构的文化时空，以对抗或修复现代的破碎的社会和迷失的人的心灵。”^[3]在乡土文明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发生蜕变甚至走向崩溃的当下，郭文斌对乡土文化理想的坚守并不痛苦悲壮，而是清醒沉稳。《农历》是“前现代”民族生活的寓言，也是乡土文明的恋歌。即使是”大先生”为孩子换新棉袄而不得不将家里的老羊卖掉、在六月洗过澡的“黑水”里洗澡、葵生家窑墙的一指宽的缝隙等艰苦生活的细节也都稀释在了作家温馨美好的乡土情感之中。可以说，《农历》有意疏离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以远离现代文明、远离城市化、近乎封闭的乔家上庄作为人物的生境，以农村的节日活动为主要情节，以敬畏天地、孝慈亲幼、仁爱乡邻、崇尚读耕等乡土伦理观为核心思想，完成了作家寻找乡土与守望乡土的文学梦想。

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鲁迅、茅盾等人的乡土小说关注旧中国农民经济在各种力量倾轧下走向衰败的过程，在记忆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的对比中突出乡土文化的“变”，废名、沈从文等作家多关注传统的经济生产模式，运用抒情性的话语突出乡土世界的“常”。“十七年”的乡土小说重点书写农民走上革命道路曲折而又必然的历史命运，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关注商品经济、都市文明对农村自然经济的冲击，关注城乡冲突、农民进城等社会问题。郭文斌的《农历》表现的是乡土文化传统的“常”，体现着作家对城市化、现代化、商品化的理性反思与价值重估。《农历》是对上世纪80年代寻根思潮的回应与创化，也是对乡土文明现代意义的发掘与观照，作家借此试图找到文学的生存之根与民族的生命之根。通过对乡土文化的“寻找”与“守望”，郭文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土壤与审美追求，“乔家上庄”同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大淖”、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史铁生的“清平湾”一样，成为中国现代乡土艺术世界中独特的“这一个”。

郭文斌“以写作感恩”，同时也在以写作寻梦，《农历》就是他乡土文化寻梦的文学表征。^[4]作家撑着寻觅的长篙，在梦幻的小船里不断向乡土文化的桃花源漫溯。《农历》充溢着作家的寻梦情结与怀旧意识，也弥漫着浓浓的乡愁气息与挽歌情调。然而，对现实人生困境的有意回避也限制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深入开掘，如何做到直面人生与营造诗意之间有机结合、如何回归传统乡土文化又不悖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应当是作家在未来创作中不断探索与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 郭文斌：《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95页，第371页。

   [2] 郭文斌：《点灯时分——郭文斌散文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4] 郭文斌：《吉祥如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

   作者简介：郭茂全（1973—），男，甘肃武山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11LZUJBWZY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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