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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31 14: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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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自然、地域与中国传统美学
——在《江西宜春明月山第二届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笔会》的发言
阮直
中国的古典美学中最核心的审美价值部分就是天人合一，无论儒家美学、道家美学还是禅宗美学，都是生态智慧的体现，生态就是最本源的地域、自然，儒家的和谐之道不仅是人的关系，也涵盖着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
中国古典美学理论虽然没有明确的生态美学理论，却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智慧的悟道比理论的逻辑更易于东方人接受。接受什么样的美学，就容易产生什么样的美学理论，确立了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必然诞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的经典，如《诗经》、《书经》、《易经》中，无不洋溢着人在自然美的天籁自鸣之中的舒畅、融洽、和谐的感受。充满神秘魅力的大自然在远古时代就是古人巨大天然的生命力场，各种生命在其中生存繁衍，各得其宜。人与天地万物交融，和谐共生。原始之初民众以其特有的诗性智慧，仰望苍穹，沐日月辉光，看星斗闪烁，俯视沃野纵横，欣赏花团锦簇，谛听鸟语婉转，安置浮躁心灵。大自然中一切有灵性的生命都是人化了的自然，天地间流荡着对人自身生存自然、地域尽情的歌唱，于是就有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响彻千年的木铎金声。
这与现代的西方美学极不一样，现代西方美学，自然被理解为人的对立面，是作为审美背景而存在的。自然在美学上成了“审美的对象化”才存在的，甚至总是想用科学的方式控制自然、驯服自然、利用自然。在中国人的心中，自然则总是处于前景的中心的位置，而人是自然的必要组成部分，人从属于道（天道）的世界、至上的天的世界。
从古代神话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这些失败的英雄都无力回天，谁顺应自然谁才会成功。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不是谁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典型，而是文学上的一种审美的原型，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动力。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就是要找到与自然和谐的生存关系。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儒家文学的代表作——《诗经》当中，就记载着中国古代人的生活、劳作处处体现着与大地亲密无间的关系，流溢着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与生态智慧。人们春播夏除、秋收冬藏、祭祀先祖、祈求上苍、宴乐宾朋、男欢女爱，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的悠悠天籁引发了诗与歌从生命深处的自然流淌，《豳风·七月》就是这样一首劳动的颂歌。《七月》开始于一年中最严酷的冬季，怀着“衣食无褐、何以卒岁”的忧虑，农人们经过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获得了丰盈衣食也获得了短暂的闲暇与心灵的宁静。《七月》在时光的流转、季节变换中闪烁着古朴的诗性光泽。不同季节的农事与典礼，昼与夜的交替劳作，其间的张弛与变化，都与自然运行的节奏相契合，在天人合一的宏大背景中生发出一种古朴而深沉的美。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儒家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那么道家更是如此，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认为：儒家美学强调“和”，主要是人和，也就是使人与人、人与天地同构也落实为人际的和谐上。庄子美学也强调“和”，但这是天和。所谓的“天和”也就是“与道冥同”，这就不必人为地强求益生，而是自自然然地就会生长的良好，不必人为地具有喜怒好恶等情感，而自自然然地如四季那样就有了喜怒暖凄的情感。我们解读儒道观点是常常看到他们之间的“积极入世”与“逃遁躲避”的对立一面，却忽略了儒道在对立之中的互补与交融，老庄道家在美学智慧上与儒家的互补现象尤为明显。
就连在美学观点上否定儒家，挑战李泽厚的神学家、哲学家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一书中也曾经说道：“中国最浪漫精神当然要溯源到庄子……超形质而重精神，弃经世致用而倡逍遥抱一，离尘世而取内心，追求玄远的绝对，否弃资生的相对……把有限当作无限……才能不为型器（经验事物）所限制。”从而实现人的完全自然化，连一个庖丁解牛的过程都可达到“天人同构”忘我的、完全自然的状态。这样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就连当代人都没有跨越。我们今天研究、探讨的“地域、自然、文学”还是囿于“文化层面”，而不是灵魂深处的天人合一。
因为当今的自然、地域，更多的时候是向人类发出了橙色预警信号。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当前的时代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没有哪个时代拥有如此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像动车、高铁一样的迅猛发展，没有哪个时代如此承受着人口爆炸的现实，也没有哪个时代如此经历着内在精神的极度溃败与大自然的全面告急。全球气温升高、两极缩小、臭氧层空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植被退化、物种锐减、垃圾泛滥、病毒耐药等都是生态全面告急的征兆与表现。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数亿年里慢慢形成的完美关系正在被现代化急速地损伤着，有些后果已经昭然若揭，有些只是初露端倪。若要在这颗美丽而脆弱的蓝色星球继续存在下去，人类文明若要持续地发展下去，建立全人类的生态意识就迫不及待，文学也必须接受生态意识的浸润，实现保护大地的功能。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界万事万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整体，人必须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回到中国传统美学价值观的体系中来看待“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的理念。如今我们连“把天人合一放进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都难做到，何谈放入审美的美学系统？我们今天的保护环境，尊崇自然还仅仅停留在物理与力量的拯救上，而不是古代圣贤的心怀天道的逍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懂得“天人合一”之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而像屈原那样为了王道的信念选择自杀的毕竟不多，这完全得益于中国美学的天人合一之道。那些稍有一点姿色的自然之美都没能躲避墨客骚人的色眼，留下大量墨宝，传承着一个民族优秀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
今天的文学家、诗人很容易把自然看作风景，看作激活灵感的地域，甚至当作休闲度假的胜地，大家融入某一地域的自然之中，是为了放松疲惫肉身，躲避繁杂的尘世，逃遁一会名利场的角逐，而不会选择自身的生存方式从此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我们喜欢某一地域的自然，是动物园里看老虎的喜欢，不会是庄子与陶渊明似的融进。不要说让当代人都像庄子、陶渊明那样生活，就是主张接受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如今都很难。
当下所有被开发的自然之美其价值都不是用来研究“天人合一”美学思想之用的，忽略了天与人的神和，而是单单看中了自然文化的建设，其实这是一种没有把自然思维美的对象化了。是为人服务的美学，是“移情别恋”的美学。我们对地域、自然的亲近还是多了物欲的隔热层，所以我们的文学也就缺少有真正生命意义上“天人合一”的作品。
《北海日报》2012年2月24日第7版
《北海日报》2012年2月2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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