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虎伯 

易经被历代尊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易经》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社会文明的各个层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代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才学时总是说“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天文地理，无所不晓。”除了前句是指对各派各行的精通之外，后句的“天文地理”所指的基本上是《易经》的全部内容了。可见人们一直以来对《易经》的看重了！

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曾养育了多少文人巨子，漳州作为著名的“海滨邹鲁”，自也出过众多的高才贤士。这里无意对漳州的所有饱学之士一一列举，只对其中为易学作过大贡献的三人进行介绍，包括黄道周、蔡新和在漳州做过知府的理学家朱熹。

一、精研天地盘的黄道周

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平，号石斋，漳浦铜山（今东山）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登进士第，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隆武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史、兵部尚书。后亲率军北上抗清，兵败被俘，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黄道周少时，其父黄嘉卿以《资治通鉴》、《易经》等书授黄道周。黄道周从小勤读，农忙时“助兄抱锄”，暇则到“松间学《易》”。他一生热衷于研究《易经》，对易经有独到精深的理解，取得丰硕成果，著有《易本象》、《易象正》、《三易洞玑》等易学著作。黄道周对易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他主要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康节的象数学观点，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规律推导出它与历代的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将古今的历学尽归于“易”。并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得出《大象十二图》、《历年十二图》等图象，作为推测之术。

黄道周由于敢于犯颜直谏，几次受冤辗转被罢、入狱，平冤复官后辞归乡里讲学，当时闽、浙、粤三省前来听讲学生过千人。明末清初湖州（今浙江吴兴）的文学家、僧人董说，就曾学易于黄。董说好文学，擅书法，通医学，精运气学说，诸多领域融会贯通。著《运气定论》，凡四论八图，以六气为经，五运为纬，阐述气之运动周流，循环无端，甚为明析，其间多得益于道周。

黄道周的著作《易本象》、《易象正》、《三易洞玑》大都在此间写成。现其讲学处 “明诚堂”尚留有一副楹联：“人从剥復后始见天地之心；我在畎亩中犹乐尧舜之道。”（“剥”、“復”为伏羲六十四卦中的卦名）这是他以学易心得表达矢志弘扬传播尧舜品德的志向，阐发天地人盛衰消长的科学哲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黄道周为了配合教授《三易洞玑》等易学时作直观教具，同时用以研究天象变化，测知天气阴晴风雨，创设了神奇的“天地盘”。天地盘全部用石头雕刻而成，以十四块石板构成由内向外四组正方形，上有纵横交错的刻度，分天盘与地盘两个层次，其构思正是呼应了“天圆地方”的古代天文学思想。1969年，原国家天文台台长王绶倌先生，国家地震局徐道一研究员来漳州实地考察后以为，黄道周研究易学采用的是一种早已失传了的《归藏》。而我们知道，汉朝郑康成虽提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而当时康成虽有此释已无所据之文。就是说《连山》《归藏》这两部书早在汉以前就已失传。黄道周如何得《归藏》是个谜。而作为演绎《归藏》的天地盘在黄道周殉国后，更无人知其奥秘，后人只能望盘兴叹，天地盘成了难解之谜。而300年前的黄道周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观察和理解竟会如此深刻，真令人叹服！

黄道周对发扬国学《易经》的贡献可谓大矣，难怪后来的乾隆之师蔡世远在综合其民族节义、文攻武略时曾以邵雍、李纲、文天祥三人合比黄道周，而其中的邵雍康节先生，就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易学宗师。由此，清乾隆皇帝歌颂黄道周为“一代完人”也就丝毫不为过了！

二、坐讲天行健的蔡新

蔡新(1707~1799)，字次明，号葛山、辑斋，是清朝的著名学者。历任工部、吏部、兵部、礼部五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太子太师，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他任职四十年，为乾隆盛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荣获过皇帝多次御书嘉奖，漳州民间俗尊称为“蔡相爷”。

民间传说，蔡相爷出仕前，曾在市井为人算命卜卦。因为他精通易学之道，测算颇为准验，摊前常常挤满了很多人。恰逢当朝皇子弘历游江南路过此地，见这情景，一时兴起，也挤上前要让蔡新卜一卦。蔡新相面知人，一口咬定弘历必出皇家宗室，将来定能荣登大宝。弘历笑笑说：将来若真应验，一定请蔡新当宰相辅国。后来弘历果然当了皇帝，这就是乾隆君。他也当真没有食言，在蔡新中了进士之后，让他当了相爷。

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其间有太多事情不符合史实。不过要说蔡新精通易理，那却是毫不夸张的。作为众经之首的《易经》，是当时仕子们必须精修的一门课程。蔡新能高中进士，自也对《易经》滚瓜烂熟，这是自然之理。他作为福建漳州地区清朝史上所任的官职最多、职务最高、任职时间最久的名人，其在思想上、学术上有高深造诣，他继承了蔡世远的理学思想，运用《易经》中“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养贤及万民”等思想，治国讲仁政，以德服人，治家讲仁义，修身养志，与此相应提倡温、良、恭、俭、让、忠、孝、信为道德规范，其中结合了许许多多《易经》中“大道”、“大德”之理。其后的一位王爷昭梿在《啸亭续录》说他“性端悫，理学传世，为安溪正脉”。

《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截物。”君子有才，但不要太张扬，要内敛，要大道能容，只有包容万物，才能达到“含弘光大”，“德合无疆”。蔡相爷一生处世谨慎谦恭，正是以此为准则的。他于众皇子间相处日长，于“上书房行走”多年，处处体现了他厚德载物的君子形象。而且他每当于盛夏之时，到三坪寺边的虎跑泉“食武夷（茶），赏金鱼。”不正是《易经》中说的“动静有常”这亦张亦弛思想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吗？

乾隆四十九年，七十八岁高龄的蔡新要求告老还乡，乾隆皇帝一再挽留，说：“明年正月举行千叟宴，二月临辟雍讲学，都是盛典，待典礼完毕，你再回去吧。”第二年春，乾隆皇帝按例亲临太学，蔡新以大学士统领国子监，坐讲《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朝中三品以上的官员有几百人参加。他讲得精辟、透彻，得到朝臣们的一致好评，也深得乾隆皇帝赞许，乾隆特地给他优厚的赏赐。可见蔡新易学功底之深厚和对易学理解之透彻已达到了非凡的高度。

三、江山常在掌中看的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他一生主要的时间在福建讲学，其中在漳州当知府的时间段是他一生中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高峰期，所以这里提到漳州的易学巨人，也把他包括在内。

大家知道，朱子治学，广博精深，但他仍然一直把《易经》作为主要哲学基础。他在《朱子语类》中说“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他在《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等四书学主要作品里，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原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之原，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

朱熹对易经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易学方面的著作甚多，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阴符经考异》、《太极图说解》等；其《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学者所认可。

朱熹又发挥了程颐关于“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体称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一，是宇宙的本体；就每一事物来看，它们都完整地禀受了这个理（太极）作为自己的本性。

漳州本地流传有关朱熹在风水、术数等方面的轶事不在少数。事实上，朱熹确实不仅在以上易理方面有其精深的学术见解，其于易卦的具体推演方面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堪称一代宗师。他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朱子语类》）他还认为：“《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朱子语类》）他在《周易本义》等书里，对八卦的推演和解释，几可通神，成为其后演卦者的必读之书。在他看来，易卦中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天理，只要“玩之久熟，浃洽于心”，则天地变化之神、阴阳消长之妙将“了于心目之间”，甚至于宇宙间的至奥至秘，也“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文集*答袁机仲》）

朱熹不仅认为易之无所不该，实际也已达到天地变化了然于心目之间、阴阳消长尽归于一掌之中的化境。作为一名千古难逢的贤者，其忧国忧民之心在所难免。他时时刻刻运用自己的所学，为国为民排忧解难，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

时至今日，在漳州的白云岩紫阳书院，还留有其手书的书院柱联：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上看。

一句“江山常在掌中看”，不正是这位圣贤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以地理”的真实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