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看到一个故事：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曾经下过这样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
　　早在公元2世纪我国就能造出十丈楼船，可到十八世纪只能建造被西方人嘲笑的小船。一千多年过去了，依然只能造小船，其中自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清廷的上述决定，无疑让后人窥我国古代造船业落后原由于一斑。在笔者观之，清廷的决定，之所以阻碍造船业以至航运业的发展壮大，是因为它实施的是懒政、霸政、僵政。
　　按理，建造“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当是好事一桩。可不是？船大了，行驶得快了，意味着生意做大了，周转也快了，这样一来，清政府不就可以多收些税费了吗？可好，人家并不是这么想的。在人家看来，新船“桅高篷大，利于走风”，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其实，所谓“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说穿了，便是其“懒政”的借口。因为只有稽查管理的对象不变、内容不变、方法不变，自己才能图方便、享轻松。这不就是典型的“懒政”表现吗？
　　对于清政府来说，无论福建的工匠还是其他做航运生意的商人，都属于自己的管理稽查对象。既如此，那么真理就在我清政府手里，我可以任意摆布你，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要你停止你就得乖乖收手，而不能倒过来听你使唤。说到底，这是一种“霸政”思维和“霸政”行为。有道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在清政府如斯蛮横的“霸政”下，这些“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更遑论造船业、航运业做大做强了！
　　对管理者，管理即意味着服务，服务即意味着必须换位思考，尤其必须做到“想被管理者所想，急被管理者所急”，“你有所呼，我必有所应”，换言之，作为政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要实施“优政”，实行超前服务、快捷服务、精准服务、周到服务。对待那些“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万万不可闷头一棍，将其置于死地。毕竟，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会有因果关联。作为管理者，首先得调查清楚，制造这些新船是为了逃避管理稽查还是为了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其实，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发展造船业、航运业显然是其首选，而有可能带来的管理稽查上的不便，但这并非主要的矛盾。既然制造新船利大于弊，管理者何不敞开胸怀予以热情接纳，并自我作出管理稽查上的改革创新呢？要知道，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管理者的职责。拒绝接纳，恰恰就是其“僵政”的表现。只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缺失创新思维和战略考量，没有眼光、没有见识，不会以变应变、扶大助强，清政府的造船业、航运业之停滞不前，也就可想而知了。
　　懒政也好，霸政、僵政也罢，从本质上说，是缺乏担当的表现。不屑担当，便会滋生贪图安逸的思想，得过且过，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不想担当，便会寻找种种借口，以上压下、恃强凌弱，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不会担当，便不会算总账、算大账、算长远账，凭鼠目寸光而就此打住，为鼻子底下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坐井观天。悲哉哀呼！
　　懒政、霸政、僵政，其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当是深远而巨大的。或许，一时一事暂时还看不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作些横向比较，其给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当不言而喻。就如因清政府的懒政、霸政、僵政对造船业和航运业发展的桎梏，其影响何止在清代？其输掉的又何止只是财富和技术？
　　如果说，清政府“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迂腐，那样的不可思议，那样的可笑，只是缘于封建制度的必然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类似的懒政、霸政、僵政是否还可以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管理者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