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文臣武将多来自社会中下层，从而形成了布衣将相的格局。清代赵翼在《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言: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但随着布衣将相的贵族化过程的演变和汉初经济的恢复，奢靡之风也日渐增长。贾谊给汉文帝上《治安策》，对时局十分忧虑。
汉武帝时的丞相严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上书称，“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是教民以侈也”(《汉书·严安传》)。严安看到统治集团内部兴起的奢侈风气已开始蔓延，社会上出现“逐利无已，犯法者众”的局面，所以他从奢侈之风蔓延对社会产生危害的角度上疏要求制定制度，以戒淫逸。
西汉中期以来奢侈腐化的局面日益严重，引起了贡禹等人的忧虑和不满，他利用汉元帝问事之机，对这些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出戒奢建议。在贡禹的建议下，元帝“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汉书·贡禹传》)。汉元帝降低膳食标准，开放苑囿给贫民，罢除宫中娱乐嬉戏项目等等，都是抑奢的可贵之举。汉元帝虽然个人倡导节俭，但他无力抑制外戚、大臣的奢侈腐化。
到汉成帝时，情况又发生了很大改变。王嘉指出“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汉书·王嘉传》)。谏臣的劝谏并没有让汉成帝收敛。
谷永对汉成帝的荒淫腐朽及其危害很忧虑，他警告汉成帝，“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汉书·谷永传》)。但是，上之所行，下必效之，由于汉成帝自己的“示范”作用，王公贵族纷纷仿效。大臣石显离任时不想带走的床席器物就值数百万，其用度的奢侈可见一斑。世称儒宗的张禹为人虽然谨厚，但他“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汉书·张禹传》)。
西汉时期奢靡的社会风气及其造成的人伦纲纪破坏、道德缺失和社会混乱等各种危害，汉元帝时的匡衡看得很清楚，并表示出极大忧虑。他曾上疏汉元帝，“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匡衡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侈靡表现出严重的关切和不满，所以才冒死上疏劝谏汉元帝要移风易俗。
关于东汉时期的奢靡风气，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曾进行过系统论述。王符虽然主要是批评京师贵戚的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对整个京师人们贪图吃、喝、玩、乐的奢靡之风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这篇文章就是东汉社会风气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奢侈之风影响下，汉代官僚贵族争相奢衣服、侈饮食。外戚梁冀大兴土木，居然还与其妻比赛谁更奢华。后来，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议诛除梁冀，“收冀财货，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梁冀家财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其生前的腐败确是触目惊心。
在崇尚功名的社会中，社会舆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是占有财产的多少，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也是以聚敛的财富为重要标志。那些有权有势、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的虚荣心和贪婪本性在这种社会评价标准的刺激下更加膨胀，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级官吏层层下移，导致社会奢侈成风。《汉书·地理志》记载:关中“五方杂厝，风俗不纯”;河内“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贵财贱义，高富下贫”;中山“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邯郸“高气势，轻为奸”……
奢侈腐败的世风，一是破坏社会秩序和规范，二是助长了腐败的滋生，因为在奢靡之风促使下的利益追逐，必然与奢求富贵相伴相随，从而出现了《汉书·食货志》中所述各级官僚“争于奢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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