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何由而得？如何用人才是正道？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谈到这个问题。

     下面引用司马光的文字，有点长，但他打穿后壁说话，道理衍译，层层推进，说得完整透彻。虽然是千年前的说话，至少对我来说，识见之高，仍不失当世镜，温读温读，大有裨益。

     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以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司马光再申论说：“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资治通鉴》卷七十三；〈魏纪五〉）。

     简单来说，司马光的意思，制度也好，知人也好，是工具、形式，属器用层面；要制度行得顺当，人才选用妥善，在于主管是否“至公”，审断是否“至明”，这是道的层面，直挖人之本心。治理上的治乱兴衰，管理上的旺盛沉微，制度完善、用人机制完整固然重要，但保证运用得宜，端视乎主持者的“至公至明”，全在为人之“心学”了。我常对年轻人和同事说，学管理，首先在学做人；如何做人，就会有如何的管理。难者在这里，易者也在这里。明乎此，历代兴衰，企业隆替，即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