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到一条消息说，英国有185万个摄像镜头监视着这里的大街小巷，并说英国人平均每天被它们拍照将近70次。

现在又听报道讲，中国重庆政府要把那个城市里的摄像头增加到50万个。

这种数字让你感到安慰还是恐惧？

这么多摄像镜头到底如同倡导者说能让行凶盗窃者无处藏身，有效抑制犯罪，并帮助政府应对紧急状况，还是会侵犯公民的隐私，让我们大家都没有藏身之地，变成监督对象？

毛衣的去处

前几天从加拿大到英国来看大学的一个侄子在饭桌旁兴高采烈地讲了个故事。

他说去年秋天在北京时他有一天到公园里跑步，把毛衣放在一个石凳上。

在湖边跑了一圈回来，毛衣不在了。

他四周张望看不见毛衣，却偶然发现有个高架的摄像头正好对着那个石凳，便去公园门房打听。经过一番周折他找到了收集摄像信息的派出所，并说服警察帮他查看了录像，发现毛衣是被一位逛公园的老太太拿走的。

犯得上吗？

侄子很感激警察的热心，对自己为了一件旧毛衣而耗费警察的时间也有些愧疚。

但他事后担心可能给那个老太太招来麻烦：说不定她捡去毛衣只因以为没人要，觉得浪费了可惜，现在闹不好要受到权力机构的盘问，犯得上吗？

这也是我的疑问。

侄子说他当时告诉警察自己无意进一步追究，估计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警察总不会把她老人家的照片张贴在公园门口，通缉逮捕吧？

势力膨胀

希望如此。但读过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1924）或者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 - 1950）著作的人难免怀疑权力机构的行为究竟能维持什么程度的善意和逻辑性，而且忍不住担忧权力机构的势力总会伺机膨胀。

权衡利弊，我情愿承受被小偷或者暴徒、流氓委屈的风险。偶尔丢一件自己不慎遗失的旧毛衣，就更不用说了。

这也许跟老爹曾在中国文革年代坐过几年冤狱（那是当局后来的定论）不无关联。

当时即便北京摄像头遍地都有，他怕是也不会躲过身陷囹圄之命。而且幸好没有。抓他的人当时若掌握这种高科技手段，没准还会再多抓些这个分子那个分子呢。

高度法治

你可能说那是个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轮到法治的国度，有了法律保护，就不必担心了。

但奥维尔的小说《1984》讲的就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度，“老大哥”（Big Brother）的法网难逃，而他借以施政的重要工具，就是无所不在的，综合了电视屏幕和摄像镜头为一身的所谓“电幕”（telescreen）。

权衡利弊

如今谈起摄像镜头的日益普及，辩护者时常会说要权衡利弊。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或者残暴儿童的罪犯行凶，大家丢失一点隐私还是值当的。

不过这几年来一直投身抗拒“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崛起的英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波特（Henry Porter）对这种论点不屑一顾。

他说，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中，英国在安装摄像头方面花了5亿镑，但是警方承认由此破获的盗窃案件只有3%，而就犯罪的整体数字而言，仅有1%是借助摄像头破案的。“由此说来，能说这种投资有效益吗？”

代价

在波特眼中，认为放弃一部分自主和隐私，以此作为代价，换取安全，这种论点是一种没有逻辑的无稽之谈。

原因在于监视的目的与安全并无多大关系，而真正关系到的是权力。

他说英国人如今受到的监视根本不能说与个人或国家的安全相关，而只是给各级政府机构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让他们了解并控制大家的行动和通讯。

而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丧失隐私权，就在同等程度上丧失了自主权。倘若削弱了隐私权，也就是削弱了匿名做人的权利，那我们也就相应地减少了行动的自由和说话的自由。

而丧失了这些，也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格。真有这么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