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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佐临与丹尼的“莎翁情史”

(2013-03-17 15: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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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往事

黄佐临

丹尼

中西女中

徐凤文

文化

分类: 天津往事
黄佐临与丹尼的“莎翁情史”
作者:徐行(徐凤文)
2013-03-18 新金融观察报
黄佐临与丹尼的“莎翁情史”
1931年,黄佐临与丹尼在天津。

黄佐临与丹尼的“莎翁情史”

  

1930年,黄佐临在天津的书房。
黄佐临与丹尼的“莎翁情史”
  1935年,丹尼在英国马克白夫人雕像前。


    黄佐临(1906-1994),初名黄作霖,天津人,与另一位出自天津的“大导”——焦菊隐一起,被誉为“北焦南黄”。在中国话剧界,黄佐临以天津式幽默见长。天津人称之为嘎小子、大活宝,上海人称之为黄噱头,他自称黄·吉诃德,我更愿意把他视为一个周伯通式的“顽童”。

  伴随着这个戏剧顽童喜剧一生的,是一个叫金韵之的天津姑娘,后来改名为丹尼。他们因莎士比亚的戏剧相识、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从《如愿》到《结婚》,从天津到英国,从美国到天津,从重庆到上海,从初恋到终恋,这对戏剧情侣演绎了一段那个年代的“莎翁情史”。

  天津卫的嘎小子

  黄佐临尚未降生,他的喜剧故事已经上演了。

  出生时,他的原名“黄作霖”已经起好14年了。黄家祖籍广东番禺县,其父亲黄颂颁是个“儿子迷”,早在十几岁还在广州黄埔水师学堂读书时,就给他未来的“儿子”们起好了名字,依次是黄作霖、黄作梁、黄作灿……

  为了配合其父14年的漫长等待,黄家的长子竟然赖在母亲的肚子里整整14个月,直到1906年10月24日才呱呱坠地,出生地点在天津余庆里一号。昔日天津有不下十余处余庆里。其中,位于老城厢的余庆里是李鸿章后裔李锡诀以其家堂号余庆堂命名。从黄父经常带着儿子出入广东会馆看,笔者猜测黄家老宅应为老城厢南门里附近的余庆里。

  小作霖在余庆里生活了七年时光。据黄佐临的长女、著名导演黄蜀芹讲述:“当时在天津,祖父置办了家族的房屋和产业,父亲这一辈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比较富裕的生活。”1913年,全家搬入天津德租界福州路新居;1916年,全家搬入英租界民园西爱丁堡路(今和平区重庆道河北路以西一段)58号,这是一幢意大利风格的洋房别墅。

  鼓楼附近有一个广东会馆(现为中国戏剧博物馆),当年经常演奏广东音乐及粤剧等节目。黄作霖的父亲是“广东音乐会”会长,酷爱京剧、粤剧,还时常“票”戏,唱花旦。父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广东会馆看戏、看电影。

  据黄蜀芹介绍:“听长辈说,我父亲小时候不爱讲话,很拘谨,不苟言笑,显得很木讷。”但小作霖却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了好奇的小孩。10岁那年,黄作霖看了一部无声片,看到演员在街上倏然一跳,就跳到双层公共汽车的车顶,他觉得很奇怪又很羡慕。回到家,小作霖找来一双新鞋穿上,蹲在地上一跳,然而奇迹却没有出现,便一直琢磨着那位演员是怎么一跳便上去的。后来,他终于明白了电影里那个演员是从车顶上跳下来,然后倒过去放映。

  黄家大少爷小时候的淘气事儿可是不少,比马三立的段子还要精彩,列举一两个恶搞“事迹”:有一次为了“报复”父亲,大半夜将一只癞蛤蟆捆在父亲的大拖鞋上“闹妖”,癞蛤蟆拖着大拖鞋从木楼梯跳下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一次因为偷喝了父亲的日本太阳牌啤酒而受到处罚,第二天等父亲的朋友来家里聚会的时候把外祖父夜壶里的小便悄悄混合进啤酒杯中,看着客人们品着他“酿制”的啤酒而洋洋得意。多年以后,有人提起张艺谋《红高粱》中的“小便酿酒法”,黄佐临还笑着说:那有什么……

  这黄家爷俩也有一起淘气的时候。父亲当年有一个小相好后来嫁给了“辫帅”张勋的一个朋友,也住在天津租界里,父亲竟然带着小作霖一起在这位相好的居所外面爬上墙头偷看。

  春风沉醉的夜晚

  小作霖6岁的时候,广东一家戏班子来津演出。演出前,小作霖跟着姨妈到后台去。据黄佐临《往事点滴》自述,当时一个很红的花旦正陪着姨妈说话,“她弯 下腰和我逗着玩。不知怎么,我忽然摸了一下她的脸。”此事之后,姨妈回家逢人便讲: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会和花旦怎样怎样……

  按照黄佐临的说法,“自那时起,他见了女演员,就要退避三舍”,可万万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导演,不仅无法对女演员退避三舍了,后来还娶了一个著名的女演员做老婆。

  辛亥革命后一年,金韵之(1912-1995)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职员家庭(金韵之,或写成“金润之”、“金润芝”)。据黄蜀芹介绍,金韵之的祖上为安徽婺源(现属江西)的茶商,很早就到了天津。其父金俊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花旗银行天津分行襄理。虽然任职于“外企”高管,但“他只穿长衫,未穿过西服。他一生勤恳而谨慎,做了多年襄理后再也不愿升为经理,便自动退休,当时还不足六十岁。” 金韵之的母亲洪静娥祖籍苏州,因裹过小脚,极少出席天津租界里的社交活动。

  1917年,黄作霖入新学书院读书,每天步行半小时上下学。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的黄颂颁要求每个儿女都要掌握一门专业,并称:“要以力赚钱,而不要以钱赚钱。”黄家虽有3个佣人,但每个孩子依然要做家务。

  1924年,黄作霖18岁这一年,金韵之考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与黄作霖的妹妹黄琼玖为同班同学。有些著述称黄作霖与金韵之是通过毕业演出才认识的。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曾见过面,妹妹也曾有过把金韵之介绍给哥哥的意思,但彼此都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黄作霖和金韵之就读的中学都是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学校,中西女中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创办。这两所教会学校均实行英式教育。英式教育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让学生们多接触英国剧作家的作品。

  那时候的《哈姆雷特》被翻译成《杀兄盗嫂》。在新学书院读书期间,黄作霖在语文老师刘崇一的引导下,拜读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戏剧著作,由此对戏剧更加痴迷。14岁时,黄作霖开始接触到文明戏(即通俗话剧)。1924年,学校排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黄作霖扮演夏洛克的女婿。而金韵之在中西女中,除了上钢琴课外,还经常参加学校的英文剧排练。

  毕业班用英语演出莎翁的话剧,是中西女中的一个传统。1930 年 5 月 10 日,这样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中西女中的女学生在东马路的基督教会礼堂举行毕业演出,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愿》(又名《皆大欢喜》),由 19 岁的金润之担当主演,饰演剧中的女主角罗瑟琳。

  演出这一天,黄作霖被妹妹拉着去看戏,当晚曹禺先生也坐在观众席上。而在台上演出的,还有晚金韵之三年入校的杨苡(其兄杨宪益曾是黄佐临在新学书院的学生,著名翻译家)。提起当时的演出,杨苡仍然记忆犹新:“三十年代初期,毕业班演莎士比亚名剧《如愿》,女主角是当时的高三学生金润芝,她十几年后成为上海著名戏剧家兼演员丹尼了,轰动一时。”

  莎翁《如愿》结良缘

  这一场演出,在天津媒体中引起了轰动。

  1930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消息《〈如愿〉中西女学的英文名剧十日在英国学校公演》;5 月 8日出版的《北洋画报》特以《中西女校毕业班表演的英文剧》为题,对该剧的演出情况详加介绍,还在显要位置登了金润之的个人玉照。黄作霖更是深深地被天津版罗瑟琳的表演所吸引,回家后即刻写了一篇剧评,发表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上。认为这些女生对“角色刻画得也很鲜明”,说的都是“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存在“天津腔”(可见,那个时候天津即有“好嘛吃?”之类的天津腔英语)。

  看了这篇剧评,有明眼人即指出:“其实,作者只捧一个人,那就是金韵之。”长话短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之后,作霖与韵之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热恋。据黄蜀芹回忆:“那时正是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他俩开始交往。那是他们俩的初恋,也是终身之恋,自始至终达六十五年之久。”

  其实,在这场演出前一年,年仅25岁的黄佐临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后,即接替父亲担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顾问一职,月薪600两白银,成了天津租界里风度翩翩的“高富帅”。他把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布置成书房,到处都是原版的戏剧书;他还参加天津租界里举行的网球比赛并获得冠军,照片上的黄佐临显得青春洋气,又充满了书卷气,丝毫没有当年嘎小子的坏样儿。

  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金韵之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家政系读书,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心理学硕士。1935年,黄作霖与金韵之在美国纽约结婚后,便一起去英国学习戏剧。黄作霖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丹尼去伦敦学习表演。他们二人还一起考入法国著名导演米歇尔·圣丹尼创办的伦敦戏剧学馆。据黄蜀芹介绍,“为了答谢恩师,母亲后来取艺名丹尼。她是班里唯一的亚洲学生。”

  1937 年夏,正当黄佐临夫妻二人在伦敦结业时,“七七事变”爆发。这一年的10月,两人回到天津。据《黄佐临自述》,“我回国后几个月,先是在天津结交昆曲名家白云生、韩世昌,研究京剧和昆曲。” 此外,夫妻两人还为天津青年会等排练话剧,指导演出。在天津停留了8个月后,应曹禺之邀去重庆国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黄作霖回天津奔父丧。一年后,开始以“佐临”为名担任导演。

  被低估的幽默家

  关于黄作霖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段子:回到天津后,黄作霖与“五大少”之一的何东相识。后来成为香港首富的何东推荐黄家大少爷入幕少帅府,黄作霖以名字犯忌为由拒绝了:“张学良的父亲叫张作霖,张与黄发音又很相近,极容易混淆,少帅总不能让一个用他爸爸的名字的人,经常伴随左右吧。”何东又劝黄作霖改个名字,黄说:“他爸爸改,还是我改?他爸爸已经死了,可我现在还想叫这个名字。万一我有什么过失,少帅想惩罚我,那岂非自取其辱?”

  即使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黄佐临依然保持着不少在天津生活时的习惯。黄蜀芹回忆,“每到冬天,天津人都是穿棉袍子的,父亲他们也会穿棉袍子。”而那些上海的小姑娘很多穿着呢子短裙,黄家的三个闺女都是天津人的“侉”打扮,经常遭到上海小朋友的嘲笑。

  想起小时候的趣事,生于1939年的黄蜀芹还记得,“父母亲和孩子们,往往没大没小”。那时,穿着棉袍子的黄佐临喜欢和孩子们玩一种特殊的家庭游戏逗孩子:怎么逗?他就穿着长袍“走矮步”,他就这样走、走、走,边走边蹲,人会变得越来越矮,我们觉得好奇怪,他怎么走到地里面去了?等他刚走完,我们几个就去掀开那个长袍看,咦!不是脚还在吗?还在地上,他不是走到那地板里面去了吗?小的时候,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总也想不通,开心极了。

  比起昔日的马三立、今日的郭德纲,黄佐临先生是一个没有被公认的、被低估的幽默大家。昔日,毕业于南开中学的黄裳先生说:“佐临先生是天津人,他导演起来大约满口‘天津卫’,有时我觉得‘天津卫’是颇符合幽默条件的。佐临先生善导喜剧,这里面大可加一些‘卫嘴子’的朋友。”今年为《雷雨》诞生80周年,要是再让曹禺先生改编,佐临先生导演,再请上石挥、谢添、丹尼等一干天津籍演员,按照黄裳先生的设想,来一出满嘴“卫嘴子”的天津话版《雷雨》。嗯哼,不妨设想,台下坐着曾经来过天津的萧伯纳先生,这位萧伯纳的学生要是用天津话模仿天津拉胶皮(即黄包车)师傅招徕生意的“英语”——“要不要车?”吆喝上两嗓子,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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