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群雕）

王会悟（1898～1993），李达夫人。参加了“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是当时的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刘仁静和包惠僧边走边谈，作“后来赶上”状。

刘仁静（1902～1987），北京代表。是出席“一大”的代表中最年轻的。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之后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8月死于车祸。

包惠僧（1894～1979），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张国焘和周佛海。

张国焘（1897～1979），北京代表。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周佛海（1897～1948），东京代表。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顺便提一句，周佛海雕塑的脑袋差点被盗窃铜材者锯掉）。

将反面人物（尤其是叛徒、汉奸）作为城雕展示，是件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在过去“抓阶级斗争”年代是不堪设想的，就在当时也曾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经多方讨论，最后还是达成共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更能对青少年起到党史的教育作用，也是政治清明的体现。一旦拿掉几个人，将失去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甚至成了不伦不类的作品。

雕塑家们在艺术的处理上下了大功夫。对毛泽东主席的形象，既表现了青年毛泽东充满自信的气质，又反映了他当时的实际身份；对张国焘、周佛海，雕塑家并不刻意丑化，而是作了矮化、靠边处理；在所有“一大”代表的组合上考虑到了人物的最后政治走向，如，领袖一组，学者一组，革命的中途牺牲者一组，两位落伍者一组，反面人物一组。

此外，将王会悟放于其中也是独具匠心的。她对中共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起到重要作用，又是嘉兴人，有本土的亲近感。多一位美丽端庄的江南女性，夹在一群爷们中间更使整群雕塑生辉添彩。

（又“超限”了，再续一节）

（本节参考了网上的有关资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