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应《室内设计师》杂志的邀请，将原来博客上的《ABBS跟帖：关于中国建筑本土化问题》稍作修改扩充成为这篇文章，发表在《室内设计师》第21辑。

关于中国建筑的本土化之路，可以说，从建筑学这门学问被引进中国，民国时代的“中国固有式”开始算起，几乎中国每一代建筑师都在努力思考和实践。但每一代建筑师似乎又都放弃了前代的努力，而重新扮演从一片空白中拓荒的角色。为什么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我觉得是问题本身和提问方式就值得去反思。

为什么要本土？似乎我们现在仍然难以摆脱国家民族宏大叙事的话语方式。不是为了创造一种对中国来说可以推广的模式，就是为了形成一种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或者，为了在世界、在西方人面前彰显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特色。前几代建筑师在当时特定的时代和语境下，思考的出发点也同样是如此。由于与传统中国保持了更多的延续性，他们所具有的传统人文素养，是我们这些后辈远远不能企及的。

而这种思路有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这种思路下的尝试必须有普适性。也就是，我们的探索能够普遍推广。这样，探索往往倾向于依赖一种对传统形式的特定解读，比如大屋顶、园林空间或民居符号等。而这种解读在宏观上固然有其自身的意义，却缺乏在微观上对具体项目和具体要求的呼应，使其难以摆脱额外附加的特点。

排他性也是这种思路的突出问题。直到今天，很多年轻的建筑学子都愿意把建筑本土化问题表述为“当代中国建筑应该怎样”。 而“应该如此”往往意味着“其他方式不行”。这种排他性的结果就是，在实践中对另外的一些相对非本土的尝试嗤之以鼻。这样自我思路的狭隘化，导致一些开始不错的尝试到了后来越来越封闭，道路越走越窄。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对本土建筑文化资源的认识也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公式化，为其贴上很多类型化的标签，而忽视标签没有涵盖的很多侧面。明显让有志于本土化建筑追求的建筑师们捉襟见肘。反观西方，很多新的建筑思潮都来源于对自身传统一些侧面的重新解读。

如果把本土建筑文化资源理解为在当时当地特定条件下，对特定问题的特定解决方式和智慧的话，本土建筑文化资源也就具有多义性和多侧面性，而不是仅仅一个两个标签那么简单。其很多侧面也都有了被挖掘和被展示的可能。这样，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的本土化，立足点也就不是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是从本土的资源中寻找到解决本土此时此地的特殊问题的灵感和方法。对于本土的追求可以细化成每一个建筑师个人，每一个项目特定的事，而不是一种可以大量被模仿和复制的模式。

对本土建筑文化资源的重视并不以排斥外来建筑文化资源为代价。相应的本土化，也并不以批判非本土化为其必然选择，完全应该可以和另外一些追求文化引进的倾向和平共处。两方面都有助于中国建筑整体水准的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促进，何乐而不为？况且，成功的建筑文化引进总是面临在本土扎根的过程。如马岩松的胡同泡泡，将西化的形式与北京老胡同的城市肌理结合得很好，对本土化思路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所以，不必重复以往的宏大叙事思路，将本土化作为一种限制条件笼罩在每一个个体探索的头顶。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自由探索、方法不同、取向各异的具体建筑本土化成功案例，当代建筑本土化之路也就浮出水面。针对当前的情况，具体地做比茫然地寻找一种可以大量应用的方法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