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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4日金赛波给最高法院信用证司法解释公开征求意见稿的书面意见

(2011-04-09 11:54:12)
标签:

信用证

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

征求意见

金赛波

书面意见

修改建议

止付令

分类: 信用证司法解释文本和文章

最高法院起草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

逐条评论和建议

 

 

北京市怡文律师事务所 金赛波

2002年9月24日

 

条文:

 

一,信用证纠纷案件的范围和法律适用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信用证”是一项约定,即由开证行应开证申请人的要求和指示、以开证行自身的名义,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向受益人或者受益人的指定人付款、承兑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授权另一家银行付款、承兑并支付该汇票;授权另一家银行议付。

 

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受信用证条款的约束,只在各自所参与的关系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评论和建议:

 

1,本条的意图似乎是为信用证做出一定义或界定。但是,准确说,信用证不是一项约定。

(1)美国法上规定,信用证是一项成文法上的义务。[1]不是合同法上的义务。例如对缄默保兑问题上的处理是应该适用统一商法典第5篇,而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则。最近的加州法院的判例再一次确认以前的判例。将缄默保兑当作一项另外的合同。[2]但是美国权威评论认为,缄默保兑属于UCC第5篇项下的业务,不属于普通法上合同法上的业务,应受UCC5的约束。[3]

(2)英国法上,信用证无法在传统的普通法的范围内解释得通。只好说信用证是商人的天才发明。[4]Ellinger说,法国法上也没有圆满的解释得通的方法。[5]另外法国法和德国法不同,他们不认为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合同是一个服务合同。[6]

(3)根据Ellinger的解释,目前只有德国法的抽象法律行为说,才解释得通。到现在为止,也只有德国法对信用证的解释最完美,即信用证是开证行的一项抽象的债务承担。是一项民事行为。所以德国法上处理这一问题很高明,以至于连普通法国家的学者也感叹,如果将这一制度也搬到普通法国家就好了。学理承认在信用证法律性质问题上,和普通法到现在还在争论莫衷一是不同,大陆法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信用证的抽象性性质问题上得理论处理格外成功。[7]

(4)英国和美国两百年来,从未有法律和判例试图对信用证进行定义。[8]最近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5篇的官方评论中,有很简练的定义。摘要如下:

“信用证指开证人应申请人之请求或为申请人之故,向受益人作出的满足第5-104条要求的确定的承诺,即以付款或交付一定价值物方式兑付单据提示。”[9]

(5)统一惯例也明智地没有进行定义的徒劳尝试。国际商会在《跟单信用证操作指引》中,曾大致给出信用证的定义。该定义表述如下:

“跟单信用证是银行为了买方的利益(申请人)或者为了银行自身的利益而出具的一种承诺,在符合信用证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时向受益人支付汇票金额或/和单据金额。

跟单信用证,向合同各方保证,如果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各项条件,开证行或保兑行,如果有保兑的话,将履行其义务;只要符合跟单信用证规定的各项条件,就保证付款。”[10]

(6)中国的民法通则上没又关于抽象债务承担的规定。将来的民法典已经有打算对此做出规定。[11]如果在本解释中明确“信用证是开证行的一项抽象的债务承担”,算是跑到立法机关的前头了。

(7)不能说信用证是一项约定。因为这样的规定只会在将来误导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时适用有关合同法的规定和原则。这样只会造成混乱。到目前为止,英国法和美国的法官在审理有关信用证的案件时偶尔会借鉴合同法的某些原则。但是不能用合同法的原则来审理信用证案件是普遍的共识。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法院新近作出的一宗判例明确说,信用证不是一个合同,不能适用合同法(cntract law)而适用成文法(statutory law)。因此根据独立性原则,基础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不能起诉开证行。[12]法官否定了原告关于信用证是一个合同的定性。法官说,尽管信用证常常被当作一个协议或合同,但是更准确地说,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过根据单据而得以在各方之间创立义务。这一义务是成文法上的,而不是合同法上的义务。评论说法院的这一解释是在理的。[13]英国有很多案例明确将信用证作为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alation)处理。[14]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关于信用证是合同关系的说法绝大多数是法官的题外的话(obiter dicta)而不是判词(rationes dicidendi)。因此也只有一定的说服力。[15]但是英国学理从未试图将信用证当作合同。因为信用证交易中,从未有受益人的接受,以及从未有对价被支付。[16]香港有一个刑事案件,法官将信用证当作合同处理。[17]

 

2,“向受益人的指定人付款、承兑或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

 

不存在开证行向受益人的指定人的付款的问题。开证行或被指定人或被授权银行只向信用证的受益人做出付款、承兑或议付。在两种情形下,开证行或开证行的指定人可能不向受益人付款:信用证项下的权利通过合同约定被让渡(assignment)给一个受让渡人(UCP500第49条)。信用证项下的权利因为法律上的原因例如受益人破产、合并、转让而产生继承或由另一人承继。[18]

 

3,信用证项下的汇票问题

 

(1)信用证项下的汇票这个问题困扰了美国法律界很多年。中国的银行界和法律界直到现在也依然存在很大的困扰。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信用证项下的汇票问题不是严格的真正票据法意义的票据。有时它只是信用证项下的要求的单据之一,因为并不具有流通性。但是一旦该汇票经过开证行或开证行的被指定人合理承兑并流通,才产生票据法意义上的流通性。[19]

 

(2)本条似乎无需过分强调汇票的问题。因为有很大一部信用证交易中只有单据没有汇票。但是在备用信用证交易中,很大部分的交易涉及汇票问题。

 

4,“各方当事人”一节,应该放在独立性一条。在此规定似有重复。建议删除。

 

条文:

第二条 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单据交易。银行作出付款、承兑、议付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之间合同关系的约束。只要单据和单据之间、单据和信用证之间在表面上相符,开证行必须履行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但是构成本规定第七条欺诈的情形除外。

 

评论和建议:

 

1,“不受”一句,应改为:“不受信用证交易据以产生的基础交易或其他交易例如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根据开证申请书关系,以及开证行和开证担保关系的约束和影响。”

 

2,“只要”一句将次序颠倒了,应该表述为“单据和信用证条款规定之间、单据和单据之间”。这种表述的次序十分重要,首先是单据和信用证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之间表面一致,其次是单据之间要保持一致。显然本条的规定采用了国际商会的统一惯例的立场。美国法没有单据之间一致的要求。[20]

 

3,规定的期限内付款的义务,能否增加“尽速地”或“毫不拖延地”付款。以强调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尽速付款的机制,这正是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中保持其低成本高效率,也是信用证制度保持其活力的核心。

 

在开证行面对受益人提交欺诈性的单据时,以及开证行多付开证行信用证项下款项而开证行要求追回时,开证行首先要满足信用证的迅捷性。[21]英美法和大陆法下的“先付款,后诉讼”原则就是为了保障受益人的能迅速收回货款的一种机制。[22]最近美国纽约州的判决再次强调了信用证这一确保迅捷付款和可靠付款手段的独特特点。[23]最近美国法院的结论是,对受益人获得信用证项下款项权利的任何迟延都构成不可补救的损害。因为这一迟延将损害信用证据以带来的好处:确保迅捷付款。[24]

 

信用证机制的设定的主要目的是,能确保国际货物买卖中,卖方付款的迅疾性。[25]一旦受益人提交了信用证项下符合信用证条件和条款要求的单据,开证行就必须付款。[26]例如所谓通知行的“毫不拖延”尽管统一惯例没有界定,但是一般的理解是48到72小时。其它统一惯例中要求的毫不迟延一般也是48到72小时。[27]

 

4,另外,只要一句和第五条的规定有重复。

 

条文: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信用证纠纷案件”,是信用证在申请、开立、履行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相互之间产生的纠纷。

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因申请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垫款纠纷;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以及担保人为申请开立信用证或委托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而产生的纠纷,也适用本规定。

 

评论和建议:

 

1,本条应该列为第一条。

 

2,信用证的开证申请纠纷和开证保证纠纷,准确说不属于信用证纠纷。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纠纷是开证行和其客户之间的纠纷,属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以及开证保证之间的关系受担保法调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证纠纷。

 

3,司法解释将这两个法律关系也一并包括进来,对于处理相关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是否要提出区别。

 

 

条文:

第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应当适用该惯例;没有约定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也可以参照适用该惯例,但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其他惯例的除外。

对于因申请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垫付款纠纷、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和因此产生的担保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选择了解决争议所适用法律的,从其约定。

 

评论和建议:

 

1,应将本条列为第二条。

 

2,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否包括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及其有关的官方出版物例如Position Paper,和历年来银行委员会就各个国家委员会针对统一惯例各条在实际适用过程中提出的质询以及银行委员会做出的答复并编辑出版的Opinion?[28]

 

另外,当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就某一专门问题提出一些明确的意见时,国内法院是否会以及如何对这一银行委员会的意见予以采纳?[29]

 

3,针对统一惯例没有规定的问题,例如信用证项下银行的追索权问题,合理时间问题,以及一些可能涉及中国本地银行标准实务的问题,应该如何证明并进行适用?[30]

 

4,在中国,谁有权解释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中国的其他组织?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专家?国际商会中国委员委员会的委员?贸促会?贸促会的法律部?中国银行业协会的专家?全国律协金融委的专家?

 

5,发生信用证纠纷时,就信用证的各个环节,是否适用不同的准据法?例如一信用证由中国的银行开立,但是由英国的银行议付,由美国的银行付款,由新加坡的银行保兑,现在因信用证的保兑、议付或兑付发生纠纷,应该如何适用法律?当事人能否事先约定?[31]

 

6,一家外国银行的中国分行例如上海分行或北京分行,已经获得了人民银行的经营外币业务许可证,为一项在中国发生的基础交易开立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约定适用统一惯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吗?

 

7,当一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行为担保之目的开立一备用信用证时,约定适用统一惯例,该备用证是国际经济活动还是国内经济活动?是适用统一惯例还是中国担保法?统一惯例中有关信用证交易和基础交易相互独立的规定是否仍然适用?[32]

 

8,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法院遇到履约保函以及见索即付保函、第一索付保函等案件时,均适用信用证的有关法律。因为他们判定,这一类支付手段和信用证在法律性质上是一样的。能否在本司法解释中一并予以明确?例如在英国高院最近判决的一宗案例中,当独立保函没有约定适用的准据法或适用国际标准实务时,将适用信用证法律。[33]在冻结履约保函的付款时,应该适用和冻结信用证同样的举证要求和标准。[34]加拿大法院一宗最近的判例因为独立保函没有约定适用的规则,判决独立保函(independent guarantee)适用有关信用证的法律,法院说,开证行没有义务调查基础交易项下的履约情形。[35]

 

条文:

二、信用证的审单

第五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案件中涉及单证审查的,应当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的标准,确定单据与单据、单据与信用证条款是否在表面上严格相符。

信用证表面上不相符,但并不导致单据之间和单证之间产生歧义的,则不应视为构成不符点。

 

评论和建议:

 

1,除统一惯例之外,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有关官方出版物,以及银行委员会的意见,也应该作为审单的标准。

 

2,如果涉及一些统一惯例之外问题的解释,应该由谁,以及谁有资格进行解释?

 

3,“单据与单据、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应改为“单据和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

 

3,一些中国本地的银行实务应该如何以及由谁进行解释?例如审单的合理时间问题如何确定?另外将来中国也发展出一套信用证本地的标准实务,如何适用?

 

4,单据和信用证条款之间表面严格相符,单据之间应该保持一致。这一点没有错误。这和最高法院判决的“潮连案”先例是一致的。[36]

 

5,但是该条第二款的表述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实在太宽、弹性太大。最高法院从未有这样的先例。[37]本司法解释如果作这样的规定,将严重误导银行实务,并导致开证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中国的开证行会遭受两面夹击:一方面,开证行要很容易承担责任对受益人或交单人的交单索付做出偿付。另一面却会面临开证申请人拒绝偿还垫款。仅仅考虑单据之间以及单证之间是否会产生歧义,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是不符点的主要因素是不妥当和不全面的。

 

第二款应该改为:“如果不符点是明显的打字错误,或不符点是极其微小的不符点且不会产生误解或误导审单人,就不应被当作不符点。”

 

美国最近的成文法和判例对此作了明确。UCC5-108条的官方解释说:“该条采用严格相符原则,而不是评论所称的“实质相符”(substantial compliance)标准,该标准有争议地适用在案例Banco Espanol de Credito v.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385 F.2d 230(1st Cir. 1967)以及Flagship Cruises Ltd. v. New England Merchants Nat. Bank,569 F.2d 699(1st Cir.1978)中。严格相符并非意味着必须奴性地符合(slavish conformity)信用证的条款。例如,标准实务(如开证人遵守)也许会确认某些交单符合,而一位未受过教育的门外汉(unschooled layman)却认为存在不符点。通过采用标准实务作为衡量严格相符的方法,本条基于法院在New Braunfels Nat. Bank v. Odiorne,180 S.W.2d 313(Tex.Ct.App.1989)案背后的判决理由。该案中,受益人可以收回款项。因为汇票要求支付‘Letter of Credit No.86 122 5’项下款款项,而信用证本身要求支付的是“Letter of Credit No.86 122 s”项下的款项,法院判决严格相符并不要求不合理的、过分的完美主义(oppressive perfectionism)。本条也同样基于Tosco Corp. v.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723 F.2d 1242 (6th Cir.1983)案的判决结果。在该案中,信用证要求“drafts Drawn under Bank of Clarksville Letter of Credit Number 105”,而交单的汇票却说:“drafts Drawn under Bank of Clarksville, Tennessee letter of Credit No.105”法院正确地发现,尽管将大写的“L”变成了小写的“l”,以及用“No.”代替了“Number”,并且尽管增加了一个词“Clarksville,Tennessee”,该交单仍符合信用证要求。相似地,一份单据中一个外国人将“General Motors”与异成了“Jeneral Motors”,如无其他缺陷,也将严格符合。”最近的判例也是如此。例如纽约州最近的判例说,受益人只要提交单据和信用证要求严格相符就可以获得付款。[38]纽约州的标准仍是严格相符原则,但是适用严格相符原则的前提是信用证的条款必须“简洁(explicit)”。[39]也有一宗判例说单据和信用证要求之间必须“贴切(precisely)”。[40]

 

可以参照英国最近判例的判决理由。英国过去的先例坚持十分严格的相符标准。但是最近以来的判例有了一些放宽的倾向。例如在Seaconsar Far East Ltd. v. Bank Markzi Jomhouri Islami Iran, [1993] 1 Lloyd’s Rep.236.案中,[41]本案主要争执点在于信用证中规定,在每份单据中必须注明信用证编号以及开证行主营业地的名称。本案中,在所有单据中都严格遵守,但只有一份记的是:Process Verbal,而没有更详细的记载。法院拒绝了下列抗辩:仅在一张单据中遗漏详细记载离构成不符点相差太远,上诉法院的多数法官判决说,上述单据是有缺馅的,并且没有合理的抗辩被提出来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服法院来使用其自由裁量权给予命令将有关令状去辖区外送达。在适用了严格相符原则后,法官Lloyd说:“无论什么理由,我不能将信用证具体的要求看作无足轻重。Beldam L.J.赞同Lloyd法官的意见。但有Stuart-Smith L.J.法官基于Lord Parker的一宗判决Banque de I’ndochine et de Suez SA v. J.H. Rayner (Mincing Lone) Ltd., [1983] Q.B.711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单据被明显地看出彼此之间存在联系(be linked each other),却不是彼此不协调(not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或和信用证条款不协调,但又并不要求进一步征询(开证行意见),且在它们之间反映了信用证所要求的全部,那么受益人就有权获得付款”。因此Stuart-Smith L.J.结论说:在本案中,上述测试已经由提交的单据包括其中的那份Process Verbel单据得到满足。在考虑信用证时,他的判决注意到了以详细具体的信用证所规定有关的不符点作为抗辩理由。但他却认为:即使如此,基于将单据联在一起解读的抗辩并非是“不值得考虑”的。

 

尽管多数法官根据判例法的一般倾向作出上述判决,但是Stuart-Smith L.J.的判决受到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对严格相符原则作一定放宽是重要的,此点已在现代的一些判例得到证明。香港的Kaplan 法官在Hing Yip Fat Co.Ltd. v. Daiwa Bank Ltd,unreported,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of February 11 1991案中的判决中得到清楚的说明。在该案中,法官拒绝以专利错误(patent errors)而来的单证不符为由将交单人的交单认定存在缺陷。[42]同时毫无疑问有关偏离(departure)或非法性----这些东西令人产生疑虑----或对货物的性质,重量,质量或总而言之,对货物卖方的履约状况表示疑虑,此时,有人也许会问:是否每一次无足轻重的偏离(trivial departure)应被当作“不符”?例如,在本案中,任何商业或贸易实体严格遵守信用证所要求的在每一套和每一份单据都提及信用证的编号就极其困难。

 

作为单据,当他们被联在一起解读时,是严格符合信用证所设定的商业含义的,Lloyd L.J.法官的判决使严格相符原则走向极端(extreme)。

法院的上述标准对于商业界来说结果如何呢?如果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须记住,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进口商经常性地在信用证中规定了包含过分详细(excessive details)的要求,其欲达到的唯一目的是:使受人完成一次完美交单的任务尽可能地艰难(as tough as possible)。因此这样一来Lloyd 和Beldam L.JJ.的判决意见就加强了进口商的地位,以至于过分地超越了信用证在商业上的保证。在一些例子中----比如在Bank Markzi案例中,严格相符原则的商业后果是:银行在审单时要使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银行专业人士来对单据进行十分精确的解读(exacting proof-reading),这位不走运的受益人被陷在开证申请人的可怕的圈套之中(the hapless beneficiary is left at the mercy of the applicant)。起诉申请人后果的可预性----在本案中是进口商,是一家在伊朗的公司----是常受质疑的。进口商利用严格相符原则以及开证行能被证明存在恶意从而使法院适用衡平法原则的情况也许是偶一为之(timely exercise)。Saville法官所依赖的就象在先前探讨过的那个案例表明了在其他国家也采取措施去限制严格相府原则的误用(misuse)。

 

最近英国发生的几宗案例也严格遵守表面严格相符原则。例如一宗案件中,法院明确说,保兑行必须提交和信用证表面严格相符的单据才能有权获得开证行偿还。该案单据中的装运日期显然不是信用证要求的日期。因此存在不符。[43]

 

或者可以参照新加坡重点判例的如下判决理由:“在单据和信用证条款之间非常细小的以及无害的差异不能被当作不符点,但是如果任何不符点需要作进一步的咨询和调查或例如可能会引起诉讼的,将被看作时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交单。”[44]

 

加拿大最近判例的判决理由也可以参考。判决说:确实应该适用严格相符原则,但是必须给那些不够实质性以至于不能做合理拒付的微小的不一致或不符点保留一定的空间。[45]例如索款函中缺少一个日期不是一个足以导致开证行拒付的不符点。将地区高速公路管理处的地址“第四大街第213-1911”,打成“第四大街第213-1011”是一个打字错误,不足以导致开证行拒付。提交的单据中额外提交的信息也不能构成拒付的理由。[46]

 

该案的一审判决引用先例说,在加拿大,法院适用的就是经过先例确认的严格相符原则(in Canada the rule of strict documentary compliance was expressly affirmed in Davis O’Brien Lumber Co. Ltd. v. Bank of Montreal, [1951] 3 D.L.R. 536, 28 M.P.R. 22)。[47]法院进一步说,英国和加拿大的法院从未采用过实质性相符原则,但是法院也显然承认,对于一些细小的差异或者对一些不够实质以至于不足以作出合理拒付的不符点应该留有余地(there has apparently been recognition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latitude for minor variations or discrepancies that are not sufficiently material to justify a refusal of payment)。[48]

 

条文:

第六条 开证行负有独立审单的义务,自行作出单据与单据、单据与信用证条款是否表面严格相符的决定,并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单据之间、单证之间的不符点。

开证行确认不符点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联系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除非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另有约定,开证申请人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并不影响开证行最终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开证行违反约定的,应当对开证申请人承担违约责任。

开证行以书面形式向受益人明确表示接受不符点的,开证行应当立即承担付款责任。但受益人不得以开证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为由,要求开证行承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

 

评论和建议:

 

1,本条第一款所说的,开证行的前述独立的拒付权利有一个前提:即开证行已经根据统一惯例所规定的银行国际标准实务履行了合理谨慎的审单义务,并根据善意才有权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单据。

 

2,第二款所说的开证行承担的违约责任,应该做出明确的限制,从政策上考虑,不应让开证行承担超过信用证面值以及相应的利息和律师费为限。因为如果让开证行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将间接鼓励开证行做出更多的拒付。这不符合鼓励信用证交易的政策,也不符合鼓励开证行付款的基本政策。例如最近的美国判例说,为了确保信用证付款的确定性和迅捷性,不能给开证行的拒付以激励。所以美国统一商法典第5-111条主张给受益人实际履行的救济,并且受益人没有帮助开证行减少损失发生的义务。[49]

 

条文:

三、信用证的欺诈及其例外

第七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

1、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伪造单据、或者提供虚假单据,导致合同目的落空的;

2、受益人未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基本无价值;

3,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

 

评论和建议:

 

1,艰难的问题是,当假单据是由第三方所为,但是不为受益人所知时,是否为信用证欺诈?英国的最近判例依然认为不构成欺诈,例如一宗案件中,英国的法官说,虽然单据是欺诈性的,但是该欺诈性单据是第三人提供的,而受益人并未参与欺诈,上议院的判例说,开证行应该付款。[50]在另外一宗案例中,欺诈性单据是由第三人作出的,但是受益人在提交该单据时并不知晓欺诈存在,而对银行做了交单,但是上议院说,受益人不知晓欺诈的存在,且该单据仍然是和信用证严格相符的,因此开证行仍须兑付信用证。[51]从此点可看出,英国在主张信用证的流通性方面比美国走的更远。评论说英国的做法势必使信用证受到欺诈的可能性增加了。判例说关于一个无辜的不知晓信用证由一个第三人作出的欺诈的问题。上议院没有结论,将该问题留待将来判例解决。[52]另有判例说对于信用证的欺诈,银行必须获得明确的欺诈发生的通知后,方可以申请禁令或直接拒付。如果银行没有得到明确的关于受益人欺诈的通知,则开证行无法获得禁令从而必须付款。此时对开证申请人来说,开证行是善意付款。英国高院上诉法院的判例曾经探讨过无论受益人还是第三人作出欺诈,只要被开证行知晓存在欺诈,则开证行可以一概予以拒付。[53]但是该意见未获上议院同意。[54]

 

2,倒签提单是否构成信用证欺诈。英国最近的判例是说构成欺诈。[55]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应该算不是。

 

3,不应表述为“构成信用证欺诈”,修改为“存在信用证欺诈”。

 

4,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开证行兑付交单将导致获促成对开证行或申请人的欺诈。

 

5,信用证欺诈由很多种类,第一种是基础合同欺诈,第二种是单据欺诈。本条列举的信用证欺诈的形式并不完整。

 

6,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在本稿中没有了上一稿中要求的信用证欺诈必须是实质性欺诈的要求。这也不符合最高法院最近公布的新湖商社案的裁定作出的先例。[56]必须注意所谓的实质性欺诈的标准是美国判例和成文法发展出来地标准。[57]最近的美国判例清楚说明,除非发生实质性欺诈,否则如果开证行没有及时将有关不符点及时通知交单人,开证行将被排除主张单据不符的权利。交单行故意提交不符单据不能阻止排除原则的适用。[58]

 

那么什么是信用证的“实质性欺诈”呢?2001年的美国判例中法院对此作了一番解释。因为禁令会损害信用证的根本特点。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存在实质性欺诈。1995年统一商法典的修改版本的起草人相信,应该通过提高禁令申请人的举证要求来减少法院给予禁令的数量,用这样的高标准确保只有在欺诈的性质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受益人获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将变得不公平时才能获得禁令。[59]

 

最近美国纽约州的判例说明了什么是实质性欺诈。该案要求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中又一份开证行出具的电传。但信用证修改后,要求受益人提交一份选择合同或特别通知以便证明该电传。受益人后来只提交了特别通知。但是开证行拒绝付款。上诉法院判决只提交特别通知不构成实质性欺诈。只要存在欺诈,任何时间提出均可,无论是否在合理时间,或开证行是否被排除。[60]

 

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进一步分析了欺诈特点,法院将欺诈分成“隐藏的(latent)”或“明显的(patent)”两种。但是评论说,作这样的区分既不必要也不妥当。[61]一些判例说,所谓的信用证实质性欺诈必须是十分特殊(extreme)。申请人说,提取一个租约合同项下的惩罚性款项由于违反本地法而无效因此就是欺诈性的。但是法院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受益人的并无这样的意图以及不道德的行为。[62]

 

最新一宗美国判例中,[63]法院说,以信用证欺诈为由要求法院给予申请禁令的申请人必须证明确实存在实质性事实:

(1)一个陈述(a representation);(2)陈述的虚假性(its falsity);(3)陈述的实质性(its materiality);(4)作出陈述人对陈述虚假性的知晓或对陈述真实性的忽视(the speaker’s knowledge of its falsity or ignorance of its truth);(5)作陈述人的意图,即他试图让某人以某种方式按此陈述行事的合理预期(his intent that it should be acted on by the person and in the manner reasonably contemplated);(6)听取陈述人对陈述虚假性的忽视(the hearer’s ignorance of its falsity);(7)听取陈述人对陈述所谓真实的依赖(his reliance on its truth);(8)听取陈述人对此陈述产生依赖后的权利(his right to rely thereon);以及(9)提取陈述人按照陈述行事所产生的后果以及遭受的直接后果(his consequent and proximate injury)。评论说法院的此一判决是正确的。[64]

 

英国极个别的案例也主张欺诈必须是实质性的。也就是说,欺诈必须是十分严重,以至于污染了整个基础交易以及信用证交易,法院才给予禁令。英国有一宗判例说到,在什么情况下,开证行或保兑行可以越过信用证条件或条款本身去看信用证背后的基础交易的内容。[65]有法官在该判例中提出“实质的(materiel)”概念。[66]但是接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欺诈才是实质性的,法官给出的标准是:“任何错误地陈述的事实,如果一旦该事实披露给货物的买方而买方将有权拒绝收取该货物,比如装运期错误以及错误地描述货物。”但是该案的法官说,这样一来,将使保兑行的付款义务处决于基础合同买方的意见,从而将彻底摧毁作为信用证“安身立命”根本的独立性原则。但是如果对信用证单据背后的交易以及单据真实性毫不审查,保兑行就须对表面上和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作出兑付,则欺诈例外就是多余的了。[67]

 

但是在英国人有判例说:在欺诈情况下,是不必去要求误述(misrepresentation)必须是实质性(materiality)。[68]但是仍有不同的看法,在最近的一宗案件中,Hobbhouse大法官说:“主动误述(actionable misrepresentation)必须达到已经影响到一位合理的人(reasonable man)或使他不再去作进一步的调查。”[69]因此信用证项下受益人的欺诈使信用证的一条基本原则----单据交易----变得没有意义了。

 

7,强调信用证欺诈的实质性,涉及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一些程度不严重的欺诈不能适用欺诈例外。例如,倒签提单在美国法上就不能适用欺诈例外。因为英国法传统上无法容忍在承运人在提单上作手脚。而美国法上却没有这么严格。

 

例如在最近的一宗英国的案例中,有一位一审法院Evans大法官说,“倒签提单和伪造提单是国际贸易中的癌症。一张在国际贸易中签发的提单是为了使参与交易的各方----收货人、银行家、被背书人有所依赖并在各方的手中正确地流转。一个银行家当他收到一张由船东或其代理人签发的(作为其开立的信用证项下要求的单据)提单时,他会对该提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产生依赖。最诚实的商业交易要求该签发提单并使之流转的人必须做到它签发的提单必须实事求是。一个银行家对信用证项下的提交的单据例如一张记载虚假装运日期信息的提单而向买方支付了货款,将不难从船东处获得补偿,无论该船东是否能最终从卖方处获得偿还。”法院判决承运人应该赔偿保兑行的损失。[70]

 

条文:

第八条 虽然存在信用证欺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仍然不能裁定冻结或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1、开证行或开证行指定人承兑的汇票的正当持票人不知晓欺诈并善意地支付了对价;

2,开证行的指定人或授权人不知晓欺诈并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履行了付款义务;

3,保兑行善意履行了付款义务;

4,可转让信用证项下的第二受益人不知晓欺诈并善意地支付了对价;

 

评论和建议:

 

1,信用证的欺诈例外的豁免问题是目前问题国内法院审理信用证案件中出现最多问题的焦点问题。如何准确确定合格的开证行的被指定人以及是否被豁免是关键。[71]

 

2,欺诈例外的豁免,一般会要通过四个测试:第一是,是否接受开证行的指定和授权,以合理谨慎对单据是否表面严格相符做出决定;第二,是否付出了对价,单据是否严格符合信用证的条件和条款;第三,被指定行做出付款、兑付、或议付时,是否是善意行事;第四,对受益人或第三方欺诈是否知晓。

 

3,前两个测试是统一惯例设定的标准,后两个测试是各国国内法常常设定的要求。例如统一惯例第10条第2款规定,成为合格的议付行,不但要审查单据,还要付出对价。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在Position Paper No. 2中说,“做出立即付款(either making immediate payment)”,例如付出现金、支票,或通过清算系统偿付,或贷记一个账户),或者也可以解释成:“承担了一项付款义务(undertaking an obligation to make payment)”。但是国际商会明确排除了承担延期付款责任和承兑汇票两项(other than giving a deferred payment undertaking or accepting a draft)。[72]

 

4,但是各国国内法还要议付行通过另外两个测试:一个是善意的测试,另外一个是不知晓欺诈。议付行只有通过全部的四个测试,测试一个合格的议付行,才能获得欺诈例外的豁免,不受开证行针对受益人的欺诈抗辩的影响。

 

5,UCC5-109条第(II)款似乎没有要求保兑行必须善意行事。但是最近的美国判例却要求保兑行也必须善意行事。[73]在最近一宗纽约州的判例中,法院要求申请冻结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必须证明,向受益人或保兑行做出付款的开证行,或向受益人做出兑付的开证行存在恶意。该案由于申请人未能证明保兑行存在恶意,法院拒绝给予禁令救济。[74]

 

新加坡的判例也有善意行事的要求。在一宗案件中,议付信用证欺诈后,保兑行和开证行对于欺诈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的问题。最后法院判决保兑行胜诉。理由是,善意付出对价获得相符单据的议付信用证项下的银行应该被欺诈例外抗辩豁免。[75]

 

6,另外一个国内的测试是被指定行在作出付款前是否已经知晓欺诈。例如在英国,在信用证欺诈而申请给予禁令救济的诉讼,关于银行即开证行对欺诈的事实的知晓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申请人无法证明开证行对欺诈事实的知晓,则开证行对外付款就是善意的,而开证行对外付款后便有权向开证申请人申请偿还付款。此时法院就不会给予禁令。[76]最近的判例也是,申请禁令或即决判决的人必须清楚证明开证行对欺诈的知晓。否则不给予禁令。[77]

 

7,“指定人”应改为“被指定人”,英文应为“nominated Person ”,见UCC5-102 定义条下的名称。

 

8,第5款完全错误,删去。第二受益人不可能存在支付对价的问题。第二受益人和第一受益人各自和开证行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第一受益人所作的欺诈和第二受益人无关。开证行能单独提出针对第二受益人的欺诈抗辩。例如UCC5-109条不存在这样相似的欺诈例外的豁免状况。

 

9,倒是UCC5-109条的第(IV)款所规定的受欺诈例外豁免的情形指得注意,英国高院自Santander 案件判决以来,[78]关于开证行承兑后的延期付款信用证项下,发现存在受益人欺诈后,当远期信用证未到期,但议付行已经做出付款后是否应由开证行偿还问题,这一问题在大陆法国家的银行界法律界意以及美国的银行界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目前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赞成英国该院的Santander 案的先例,即议付行在远期信用证未到期的情形下做出的付款是自担风险的行为,他应该严格按照远期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指示行事。但是UCC5-109条第IV款的规定却显然与此相反。摘录该款如下:

“(IV)开征人或被指定人的延期付款义务的承受人,只要承受人已给付价值又未得到关于伪造或实质性欺诈的通知,而且承受行为又是在开证人或被指定人承担延期付款议付之后作出的。”

 

条文: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对该信用证纠纷案件具有管辖权;

2、申请人提供了证明基础交易或信用证存在欺诈的证据;

3、申请人提供了担保;

4、不存在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应当符合以上第234项的条件。

 

评论和建议:

 

1,1995修改以前的UCC第5篇没有关于给予禁令时的明确的条件,但是各州的判例均有明确的条件,各州判例法列明的条件大同小异,1995年修改UCC第5篇时,将这些各州的判例列明的条件成文法化在UCC5-109条之中。因此列明这些条件十分有必要。

 

英国的判例没有这样的要求,英国的判例只要求“清清楚楚的欺诈证据”以及银行是否知晓欺诈。除非银行知晓存在受益人欺诈而拒绝付款则该种拒付是不合理的。英国由Lord Denning作出的著名判决中说:银行已知晓已经证明了的或显而易见的欺诈(established or obvious fraud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bank);[79]或银行已经得到关于清楚的欺诈的通知;并且欺诈对于银行来说是清楚或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些还是笼统的原则,如果再细分一下,有如下三个要点:1,欺诈必须是清楚的,仅仅是欺诈的指控是不够的。银行的客户即开证申请人必须准备证据证明其欺诈指控。2,即使受益人在表面上存在欺诈性提款,但是受益人在一般情况下仍需给予机会去对该指控作出申辩;受益人的申辩也许可以揭示出存在一个真实的争议;3,开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连同受益人提供的申辩材料所得出的唯一结论只能是存在事实上的欺诈。如果银行认为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是受益人是诚实的,那么不管同时是否存在欺诈的可能,银行也必须付款。

 

事实上上述认定信用证欺诈的条件也就是信用证欺诈而给予禁令的安全测试,如果通过上述各种条件的测试,则给予一个禁令救济就既是公平的,对申请人来说也是安全的。

 

2,因为是否给予信用证欺诈以禁令救济以及中间救济例如“临时禁令”或“临时冻结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美国简称TRO)等中间救济(interlocutory relief) 涉及法院的内在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一项传统的衡平法权利,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对这一权利划出明确的界线和条件,否则各地法院在冻结信用证时所持的标准会宽严不一从而导致银行实务的混乱。

 

一般是由原告向法院提出给予一个暂时扣押命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简称TRO)的申请,法院在10天到20天之内进行一次初步禁令的听证,而后予以颁发,颁发之前并不通知另一方当事人。这是一种迅疾提供的(brief duration)紧急救济,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而且在法院能够进行辩论和质证听证的时候给予。通常,法院不会提供这样的救济,因为有些时候,对一些情况,法院要根据相反的事实或意见决定给予什么样的救济才是合适的。如果情况比较紧急,而且根据宣誓证言或宣誓证明提交的起诉状所证明的具体事实,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如知道申请人起诉将会立即导致申请人的不可挽回伤害或损失,此种禁令才能给予。另一种情况是,申请人的律师以书面方式向法院证明如果给予对方通知后将会产生的后果以及支持上述不给予通知的必要性。联邦民事程序法第65条规定,给予TRO时可以不用给予对方或对方的律师书面或口头的通知。

 

比如在密歇根州联邦地方法院1980年审理的一宗判例中,申请人首先根据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65(a)条向法院申请禁令。在提交申请诉状后,申请人要求法院给予一个临时扣押命令。在法院打电话给被告和被告的律师后,法院签发了该临时扣押命令并决定在10天内进行一次听证(hearing)。在该开庭日期经过双方律师的同意而延期一段时间后,法院举行了一次证据听证(evidentiary hearing)同时进行了口头辩论(oral argument)。[80]

 

禁令不能解除开状付款义务,也不能解除开证行根据统一惯例必须给出不符点通知的义务。因为上诉法院注意到该禁令不过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而给出临时扣押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TRO),不是永久禁止银行付款的永久禁令。[81]禁令只不过是法律上暂时不让银行作出付款或不作付款。[82]

 

3,中国法上的问题在于没有英美法所谓的“中间救济”即临时禁令和临时扣押令等过渡性的救济措施,法院提供的冻结信用证措施一步就到冻结信用证。因此明确地详细地列明冻结信用证的条件对中国法院决定是否冻结信用证时格外格外重要。

 

4,必须列明法院在决定是否冻结信用证时,要求符合所有的成文法列明的条件,正如UCC5-109条规定的那样。最近美国的判例表明,1995年修改后的判例均对UCC5-109条列明的四个条件逐一做出考虑和评估。例如最新的纽约州的判例说:申请冻结信用证的条件有三个:[83]1,实体胜诉的可能性(a likehood of success on the marits); 2,不给予禁令救济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irreparable harm in the absence of the injunctive relief); 3,衡平比较对申请人有利(a balanceing of the equities in the [applicant’s ] favor.

 

目前美国法院判例中给予禁令的四个前提条件。美国一法院在判例Planned parenthood League v. Bellotti,641 F.2d 1006,1009.中判决说,为了获得一个法院的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原告必须证明:

(1),如果法院不给予禁令,原告将会遭受不可挽救的损失(irreparable injunction);(2),该种原告遭受的损失将远超出给予禁令时被告将会遭受的损失;(3),原告已经向法院展示了他可能会赢得实质性诉讼的可能性;(4),给予原告这样的禁令将不会对公共利益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他联邦法院的判例也持相同观点,例如联邦第五巡回区法院在Louisiana Consumers‘ League, Inc. v. Louisiana State Board of Optometry Examiners,557 F.2d 473,474(5th Cir. 1977). 在Hardin v. Houston Chronicle Publishing Company,572 F.2d 1106,1107(5th Cir. 1978).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在Enterprise Int‘l Inc., v. Corpracion Estatal Petrolera Ecuatoriana ,726 F.2d 464;

 

联邦第一巡回区上诉法院在判例The Foxboro Company v.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805 F.2d 34(1986)以及该上述两个案件的适用和引用的系列判例。联邦第一巡回法院:Itek Corp. v. First Nat‘s Bank [84],联邦第三巡回法院: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85]该案中法院的结论是:州法院正确地使用了宾州统一商法典第5-114(2)(b)条下“交易欺诈”的标准,因为州法院认定上诉人Roman是一个不道德利用了信用证下开证行付款义务独立性传统的受益人,该受益人没有善意的获得支付的要求,同时,州法院的上述结论获得了清楚和有说服力的、充分满足了宾州法院关于证明欺诈所要求的证据标准的证据支持。因此本法院确认地区法院判决。

 

联邦第六巡回区已经有判例[86]要求法院在给予禁令之前必须考虑四个用清楚地和没有错误的条文表明的标准:为了便于上诉法院清楚地判断初级法院在办法一个禁令时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设定了如下四个必须考虑的标准:

 

联邦第六巡回区已经有判例[87]要求法院在给予禁令之前必须考虑四个用明白无误的条文表明的标准:为了便于上诉法院清楚地判断初级法院在给予一个禁令时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法院设定了如下四个必须考虑的标准:(1)是否原告已经强有力地或基本地证明了在实体上胜诉的可能性;(2)原告已经证明不可挽救的损害;(3)给予禁令将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严重损害;(4)公共政策允许给予初步禁令。[88]法院然后逐一分析四个条件。

 

最近的判例证明,这一条十分重要。例如在2001年的一宗美国判例在考虑是否给以禁令救济时,考虑了三个因素:1,实体胜诉的可能;2,如果没有禁令救济将面临不可挽回地损害;3,衡平法便宜的比较有力于申请人。最后申请人无法通过测试,法院拒绝给予禁令。[89]在另外一宗最近纽约州的案例中,由于开证申请人未能证明他在针对保兑行诉讼的实体胜诉的可能,同时申请人也没有满足另外几个条件包括不可挽救的损害,[90]保兑行存在恶意等条件也未得到满足,法院最终驳回申请人要求给予禁令的申请。[91]例如如果法院判定申请人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损害补偿,法院将无法认定存在不可挽救的损害,因此法院将不给予禁令。或者,如果受益人将面临破产,也不是判定存在不可弥补损害的理由。[92]

 

5,英国的判例也常常作所谓的利益平衡考量。在第一种情况下想要申请禁令需要越过两个障碍:1,申请人必须证明存在紧急情况因而必须适用欺诈例外;2,申请人必须证明通过便宜比较(the  balance of convenience)[93]的结果是有利于给予禁令的。但是判例和学理说能够同时越过上述两个障碍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法院拒绝给予禁令救济。[94]

 

要克服第一个困难,即在审理基于欺诈例外案件的中期因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serious issue)而申请禁令救济,申请人必须证明的是,本案的是一个可以证明的案件,证明的唯一推论就是欺诈。[95]

 

要克服的第二个障碍是便宜的比较。申请人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如下反驳:即便宜比较的结果是不应该给予禁令。因为1,如果在随后的审理中案情显示不适用欺诈例外而在此之前却给予了禁令,银行将会遭受声誉上的不可挽回的无法准确计算的损失;但是2,如果开始法院拒绝给予禁令,而在随后的审理中,申请人却证明了欺诈例外的适用,而申请人却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在随后的开证行诉申请人的诉讼中,开证行将无权要求申请人偿还(reimbursement)信用证下已经支付给受益人的款项。当然法院在面对不同的案件中会考虑不同的因素,但是在英国的信用证欺诈诉讼中,尤其在是否给予禁令的便宜比较中,希望便宜的比较会有利于给予一个禁令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信用证欺诈诉讼中很难获得禁令救济的根本原因。[96]英国高院近期的判例明确说:“主张信用证欺诈的一方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去证明他们的主张具有最大的可能性。”[97]

 

最新的判例中有当事人承认,由于举证责任太过沉重(because of the proof of the heavy burden of proof),适用欺诈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事人说,如果没有做出解释,仅仅只能一般地证明欺诈这是不够的,除非每一种无辜的可能解释都被排除了。[98]

 

在一宗著名的先例中,英国高院法官说:“必须在欺诈的事实和银行对欺诈知晓两方面均请清楚楚地被证明了才能算是完成欺诈的举证责任,仅仅是断言(assertion)或主张(allegation)有欺诈并不足够。我们将期望法院会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力的已经证实的证据(strong corroborative evidence),常常是共时文件(contemporary),特别是由买方发出的文件。一般来说,对这些能否清楚证明欺诈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会期望买方也应该被给予机会对这些主张提出异议的机会,使他能对该主张提出其他不足够的(如果他不能)或足够的、在相同的情形下应该期待被给予的异议。如果法院对这些在他面前的事实进行考虑并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存在欺诈,那么卖方在此时就算已经被证明作了欺诈。”[99]

 

在一宗著名的案件中,英国高院上诉法院的法官说:(证明欺诈)的证据必须在欺诈的事实和银行的知晓两个方面都是要清清楚楚的。[100]建立在银行的客户(即开证申请人)的未经证实的陈述一般来说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在给予禁令和银行申请撤消禁令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也会对银行的信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101]另外在最近的一宗判例中,Hirst法官说,“[102]将上述有关方面考虑在内,我对Scott先生提出的理由感到满意,并且我发现,在适用高标准的举证责任后(the high standard proof))后,Mortazavi先生已经被证明:他与Firegreen串通而制作了开立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书。”[103]最新的英国判例对欺诈的举证标准也是“清楚”。如果证据不清楚,欺诈例外将不能得到适用。[104]最近的判例仍然提醒说,证明信用证欺诈以及适用欺诈例外需要举证的标准是很高的(on a high standard of proof)“。过分夸张的证据是不行的。[105]以至于该案的当事人也直白地指出,由于举证责任太重,欺诈例外的适用几乎在实务上是不可能的。[106]

 

在一法庭可能给予禁令之前,法庭必须考虑是否给予禁令时的便宜的比较(the balance of convenince)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107]便宜的比较要求:对开证人如果一旦遵守禁令而不去支付而对商业信誉的造成的损害,以及对如果一旦拒绝给予禁令而对禁令申请人造成的损害作一番比较。如果对开证人造成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或肯定会越过并足以对申请人造成损害进行补偿的话,则法院就会给予禁令。相反,如果申请人保有就受益人违反基础合同而具有的损害赔偿救济,并且,如果案件中的欺诈可被证明,则受益人可以就可能由因受益人欺诈性兑付要求但开证人却仍乐意付款的状况下的错误付款引起的任何损失诉开证人。其最终结果是便宜的比较将不可改变地使法院拒绝给予一项针对开证人(或开证银行)的禁令,尽管便宜的比较可能因为是开证申请人针对受益人的禁令而各不相同。[108]

 

学理和判例都已经注意到给予禁令救济时便宜比较的问题。有学理说,在英国关于便宜的比较问题总是会倾向不给予禁令。而这是英国法下很难获得禁令的直接原因。美国法上也有便宜的比较问题。例如最近的美国判例在考虑是否给以禁令救济时,考虑了三个因素:1,实体胜诉的可能;2,如果没有禁令救济将面临不可挽回地损害;3,衡平法便宜的比较有利于申请人。[109]据说如果法院发现原告的申请在审理时不一定有真正的成功希望时,法院就应该立刻考虑便宜比较的结果是有利于授予禁令还是拒绝作出裁定。

 

在进行便宜的比较问题上,据说要遵守如下原则:1,除非原告能证明如果得不到中间性禁令,原告将遭受不可补救的损害;该不可补救的损害是指损害是实质性的、金钱上无法充分补救的损害。2,在考虑如果不给予原告禁令救济原告将遭受不可补救的损害之后,要反过来考虑,如果给予原告禁令从而阻止被告做他要做的事,被告能否从原告处得到足够的救济。3,有说法院做便宜的比较主要是针对原告和被告之间哪一方获得的救济更足够,但是似乎有法官对此提出异议;4,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比较的结果并不倾向于任何一方,则法院的态度似乎是维持现状;5,法院在进行便宜比较的时候,还要考虑如果原告未能获得禁令救济,而在随后的诉讼中获得成功,则法院将考虑该因素;6,每一方当事人的事实和证据的相对强度,是最后考虑的因素,而不是最先考虑的因素;7,在进行便宜的比较时,公共利益有时也时重要的因素。[110]

 

6,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给予信用证欺诈以司法救济时,必须列明当事人申请冻结信用证这项司法救济时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否则,列明的给予救济的条件就无任何实际意义。申请冻结信用证申请人必须通过国内证据法要求的测试。国外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本司法解释草案很遗憾地并没有这样的规定。

 

7,英国过去到现在的判例表明,信用证欺诈案件中,申请人要求给予禁令救济的的关键问题是举证问题。因为信用证欺诈案件中要求禁令救济的一方在申请禁令时往往是单方的行为,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看到原告单方面的证据和说法,因此法院除要求原告提供担保之外,还要求必须完成严格的举证责任。除了要以明确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向法院证明存在欺诈事实之外,还要向法院证明银行也已经知晓了该种欺诈,如果不给予禁令救济,则原告将面临不可挽回的损失。原告必须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举证责任法院才会给予禁令。在一宗近期的判例中,法院要求证明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要求是达到很高级别的证据。[111]最新的判例说,申请禁令的人必须完成这一举证的先决条件。[112]

 

在一宗著名的先例中,英国高院法官说:“必须在欺诈的事实和银行对欺诈知晓两方面均请清楚楚地被证明了才能算是完成欺诈的举证责任,仅仅是断言(assertion)或主张(allegation)有欺诈并不足够。我们将期望法院会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力的已经证实的证据(strong corroborative evidence),常常是共时文件(contemporary),特别是由买方发出的文件。一般来说,对这些能否清楚证明欺诈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会期望买方也应该被给予机会对这些主张提出异议的机会,使他能对该主张提出其他不足够的(如果他不能)或足够的、在相同的情形下应该期待被给予的异议。如果法院对这些在他面前的事实进行考虑并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存在欺诈,那么卖方在此时就算已经被证明作了欺诈。”[113]

 

在一宗著名的案件中,英国高院上诉法院的法官说:(证明欺诈)的证据必须在欺诈的事实和银行的知晓两个方面都是要清清楚楚的。[114]建立在银行的客户(即开证申请人)的未经证实的陈述一般来说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即使在给予禁令和银行申请撤消禁令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也会对银行的信用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115]另外在最近的一宗判例中,Hirst法官说,“[116]将上述有关方面考虑在内,我对Scott先生提出的理由感到满意,并且我发现,在适用高标准的举证责任后(the high standard proof))后,Mortazavi先生已经被证明:他与Firegreen串通而制作了开立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书。”[117]最新的英国判例对欺诈的举证标准也是“清楚”。如果证据不清楚,欺诈例外将不能得到适用。[118]最近的判例仍然提醒说,证明信用证欺诈以及适用欺诈例外需要举证的标准是很高的(on a high standard of proof)“。过分夸张的证据是不行的。[119]以至于该案的当事人也直白地指出,由于举证责任太重,欺诈例外的适用几乎在实务上是不可能的。[120]

 

一方面,在法院因信用证欺诈给予禁令救济的诉讼中,关于信用证欺诈事实的证明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申请人仅仅只有欺诈的指控,而没有欺诈的直接已经证明的证据,则法院不会给予禁令救济。[121]受益人的欺诈意图有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受益人对单据伪造的知晓又是一个重要因素。[122]最近的英国判例说,欺诈应该被清楚的证明,否则不应该适用欺诈例外。[123]另外一宗案例也是要求必须证明存在清楚的欺诈。如果证明欺诈的证据过分夸张(overstating),法院就不会给予禁令或即决判决。[124]

 

另外一方面,在信用证欺诈而申请给予禁令救济的诉讼,关于银行即开证行对欺诈的事实的知晓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申请人无法证明开证行对欺诈事实的知晓,则开证行对外付款就是善意的,而开证行对外付款后便有权向开证申请人申请偿还付款。此时法院就不会给予禁令。[125]最近的判例也是,申请禁令或即决判决的人必须清楚证明开证行对欺诈的知晓。否则不给予禁令。[126]Safa Limited v. Banque du Claire [2000] 2 Lloyd’s Rep. 600案中,法院说,一家开证行必须付款,除非存在清楚的证据证明存在欺诈。[127]Montrod Ltd. v. G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ds-GmbH [2001][128] 案中,该案英国高院判决说,必须清楚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才能适用欺诈例外。否则不能止付信用证,仅仅存在信用证欺诈的猜测或证据不足够,均不能成为适用欺诈例外。

 

8,美国。主张欺诈而申请信用证禁令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129]有判例说,法院必须牢记给予信用证禁令是十分特殊和严厉的救济措施,因此申请人在申请该禁令救济时必须同时完成满足该四个条件的沉重的举证责任。[130]联邦民事程序规则规定,在给予申请人初步禁令救济时,法院必须考虑上述4个条件,如果申请人连其中一个条件的举证责任都没有完成,那么该禁令就不应该给予,即使一审给予了,上诉审时也必须推翻。[131]另外也有判例明确主张用信用证欺诈作为抗辩的也同样有上述举证责任。[132]

 

联邦法院在审理州法院的信用证争议的上诉案件中,要适用州的实体法。因此,即使联邦法院对统一商法典第5-114条的解释和州法院的解释不同,联邦法院仍然需要遵循州法院的解释作为该条的最后解释。证据要求也要适用州法。[133]

 

首先是要符合成文法要求。UCC5-109的官方评论说: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的举证责任在申请人方。[134]给予禁令救济的举证标准是很高的,而且申请人的举证责任要求申请人用证据而不仅仅是指控去证明,该种救济是正当的。有些法院已经根据申请人的并不足够的证明而禁止信用证的支付。比如:Griffin Cos. v. First Nat. Bank,374 N.W.2d  768 (Minn.App.1985),在该案中,法院禁止支付备用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其根据是原告的欺诈指控,而不是有说服力的证据(“competent evidence”)。[135]

 

2001年的美国判例中法院对因信用证欺诈而申请禁令的举证标准作了一番解释。因为禁令会损害信用证的根本特点,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存在实质性欺诈。1995年统一商法典的修改版本的起草人相信,应该通过提高禁令申请人的举证要求来减少法院给予禁令的数量,用这样的高标准确保只有在欺诈的性质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受益人获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将变得不公平时才能获得禁令。[136]

 

其次是州法的要求。例如Louisiana州法律规定,欺诈是不能假设的,主张欺诈的一方必须举出清楚的(clear)和令人信服(convincing)并且必须超过不仅仅是优势的证据(must be more than a mer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137]

 

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判例的要求,开证行已经通过举出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之间的会议记录以及受益人已经获得开证申请人的支付而获得货款的清楚(clear)、直接(direct)、简洁(precise0和有说服力(convincing)的证据证明,受益人存在欺诈的事实。[138]另外也有判例明确主张用信用证欺诈作为抗辩的也同样有上述举证责任。[139]

 

宾州高院在一宗案件中对上述证明欺诈的举证标准时解释说:要求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要求意味着:原告的证人(witnesses)必须可信(credible),该证人所说的证明事实的证言是记忆清晰和详尽无遗(distinctly remembered and details),是有条理的准确陈述(narrated exactly and in due order),并且该证言是如此清楚、直接、有分量(weighty)和有说服力,从而将使陪审团作出一个清楚的(clear)、没有犹豫的(without hesitancy)、直接根据案件的事实真相的判决(conviction)。[140]

 

9,加拿大。据说加拿大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举证要求是特别地高,但是Ontario法院1995年的一宗判例中,法院降低了开证行的举证责任。[141]最近的判例说,主张存在信用证欺诈的人会“面临很高的篱笆”。在该案中上诉法院说,主张受益人欺诈的开证行没有通过一审法院关于欺诈的测试,即仅在请求“和有效根本不着边或绝对没有事实根据(a cliam is fraudulent ‘only if it is not even colorable as being valid or has absolutely no basis in fact’)”。通不过该测试,则申请人的申请将被法院否决。[142]

 

有一些司法管辖区域,如加拿大,其法院更偏好于举证“门槛”更高的“表面有力的案件(strong prima facie case)”标准。[143]该标准特别关切于被告和银行之间的正常商业程序不应该被伤害,因此,法院集中于不可修复的伤害以及通过考量被申请人资产数量及处所,在辖区内执行债权人的判决所涉及的资产,被申请人履行支付判决的历史,要求的数额,产生赔偿纠纷的交易的性质,资产消失的风险程度等因素之间的平衡利益。[144]

 

评论说,[145]加拿大申请禁令的标准和英国大体相似。[146]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的标准是“Strong prima facie”,和英国的Arguable case的标准比较起来,尽管在实践中难以十分确定,但显然标准要低。[147]最近的判决似乎证实这一点。即法院只有在欺诈清楚或明显地呈现在银行之前时才可适用欺诈例外。[148]

 

10,法国。法国有著名的信用证学者Michel Vasseur说:证明信用证欺诈的证据必须达到“敲爆人的眼珠”程度(qui Creve les yeux)。[149]Boris Kozolchyk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证据清楚有力到令法院难以否认。[150]

 

11,第2款必须指明申请人必须满足的证据标准。第3款是必须的,但是对于申请冻结信用证没有实际的意义。第4款十分重要。是否还要增加一些条件。否则按照目前条文规定,冻结信用证将十分容易。这将对信用证法律制度和信用证业务产生巨大的伤害。正如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在中国发生的数额巨大的冻结信用证狂潮,不但严重损害了中国银行界的国际声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法院的国际声誉。

 

条文:

第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申请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开始执行。

人民法院裁定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应当列明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开证行)。

 

评论和建议:

 

1,必须指出,在美国和英国的有关信用证冻结的禁令诉讼中,开证行总是被当作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因为禁令救济是衡平法上的对人救济,不是对物救济。是法院发出的针对某一人的命令,命令某人做或不做某事。英国和美国的判例和学理一再提醒,禁令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物的(In rem)。马利华禁令是一个对人的命令(an order in personam),因此法院并无让它干涉被申请人已经建立的商业活动的意图。[151]鉴于禁令会造成潜在的不公平后果,因此上诉法院近来显然提出要更严格地仔细彻底地检查申请人案件的实体问题。[152]案例Z Ltd v. A-Z and AA-LL, 1 Q.B. 558,573(1982)中的马利华禁令“能让人扣押资产以便为债权人的利益而留住它们,但并不是为某一特殊的债权人的利益而扣押。”马利华禁令并不创造任何物权,而仅仅是冻结资产直到判决下达。[153]

 

2,在中国法上,信用证将开证行或其他被指定银行当作被告确实有一定困难。最高法院在新湖商社案裁定中的做法与此司法解释是一致的。[154]但是必须避免最高法院在“三和银行案”中已经作出的,也已经明确反对的做法,即将开证行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做法。[155]也必须避免厦门海事法院的在“千斤一案”以及“百利多案”中的错误做法,即在审理信用证案中不将开证行和其他有厉害关系的中间行列为第三人,导致该开证行和中间行在未经审判的正当程序就作出终止信用证付款的愚蠢做法。[156]因应该避免宁波海事法院最近所作的“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诉被告永顺明有限公司、被告西班牙班柯萨坦达银行香港分行信用证纠纷案的判决。该案仅仅将议付行列为第三人,没有将开证行列为第三人。最后造成开证行在香港被起诉。[157]

 

因此应该明确规定将信用证项下的各方包括开证行、中间行、以及信用证项下票据的各方也追加为第三人。同时也应该规定,如果法院没有追加这些当事人为第三人,各当事人也有权作为第三人申请加入诉讼。

 

3,中国国内法院在作出冻结信用证的裁定时往往只给出过分简略的理由,并不对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作出详细的分析。在对信用证是否冻结支付这一涉及开证申请人以及受益人以及开证行还有中间行等各方的重大利益时,轻易地无理地做出冻结信用证的裁定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建议加上一句:法院应在裁定中详细说明做出据以做出裁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根据。

 

条文: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做出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裁定后,当事人以及受益人或其他票据持有人、信用证权利受让人等相关权利人对裁定有异议的,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并不停止原裁定的执行。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起30天内作出决定。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定;异议不成立的,应当通知驳回申请。

 

评论和建议:

 

1,由上一级法院对是否冻结信用证的裁定作出复议是合理的。普通法国家对禁令也有上诉制度,由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但是上诉法院对一审法院给予的禁令的审查是十分严格的。不但对法律问题,也对事实问题进行详尽无遗的审查。这在普通法上的程序上是很罕见的。司法解释应该强调这一点。

 

2,给予信用证项下各方仅仅5日的上诉期限是否足够。因为信用证交易的国际化特点,信用证项下各方常常在是一个外国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给予5日时间是不够的,在操作上也是不可能的。倒是法院对申请复议作出决定的期限设定为30天是否长了点?

 

3,上级法院的审查应该以何种形式,书面审查?是不是要一人独任进行审查?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条文: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信用证欺诈案件的,可以将基础交易纠纷与信用证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当事人以基础交易欺诈为由起诉的,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开证行、议付行或其他信用证权利受让人作为厉害关系人列为第三人;第三人亦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实体审理,认定构成欺诈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情形的,才能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

 

评论和建议:

 

1,信用证欺诈涉及的两种欺诈:基础交易项下的欺诈和单据欺诈。一直以来的法院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是:审理信用证欺诈纠纷时,由于独立性原则,一般不能越过信用证和单据表面去审理信用证背后的基础交易。审理基础交易欺诈纠纷时,由于单据交易原则和独力性原则,一般情况下,不能审理信用证交易。对这一两难处境的解决方法是为信用证欺诈设定一个标准,即欺诈必须是实质性的。最高法院公布的“新湖商社案”裁定已经采纳了这一标准。[158]

 

2,在此重审,在冻结信用证或终止信用证的诉讼中,开证行是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因为法院针对的恰恰是开证行,处分的是银行的财产而不是受益人的财产。

 

3,在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串通欺诈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的下一家和受益人串通进行信用证欺诈,[159]开证申请人又不主动提起诉讼申请冻结信用证时,开证行可以作为原告申请支付自己开立的信用证。[160]

 

条文: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发现当事人利用信用证进行诈骗活动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部门。就已经受理的信用证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继续审理、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的处理。

 

评论和建议:

 

1,本条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信用证法律上应该防止的问题始终是,不能滥用自由裁量权影响信用证的支付机制。冻结信用证问题上一个重要应该禁止的倾向是,应该有清楚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存在欺诈。不能凭存在欺诈或诈骗的猜测性证据,或可能存在欺诈或诈骗的证据冻结信用证,或终止信用证付款。因此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信用证案件的审理或驳回起诉,对信用证付款制度都是严重的打击。

 

2,最近最高法院判决的先例对这一问题已有很好的处理。[161]以存在信用证犯罪嫌疑为由提出抗辩要求移送公安机关或中止信用证案件的审理甚至驳回信用证案件的起诉,必须提供清楚的足够的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法院至少应该持有和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一致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如果不对这一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的限制,就会变成变相地鼓励法院轻易地对信用证案件的审理作出刑事干预。本来民事干预已经是很严重的干预了,加上刑事干预,对信用证法律支付和付款机制将构成毁灭性打击。

 

条文:

四、担保人为申请人或委托人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的责任

第十四条 担保人为申请开立信用证或委托人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的,应当按照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承担责任。担保人以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未经担保人同意为由请求免除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合同对此作出特殊约定的除外。

 

评论和建议:

 

1,本条是对最高法院最近作出判例的总结。[162]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除非另有约定,开证行无权向开证申请人要求偿还垫款:一种是开证行不当兑付,另一种是开证行错误拒付。开证申请人并无义务偿还开证行的垫款。从而担保人也解除了担保责任。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2,应该将前述两种情形明确列出,予以排除,即除这两种情形之外,担保人不得援引不符点作为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

 

条文:

第十五条 担保人为申请人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后,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又签订“押汇协议”的,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应当取得担保人的书面同意;未取得担保人同意的,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按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一)担保人为申请人开立即期信用证提供担保后,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押汇协议”的,担保人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但担保合同另有约定或担保人作出新的担保承诺的除外。

(二)担保人为申请人开立远期信用证提供担保后,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签订“押汇协议”的,如果“押汇协议”约定的付款日并未超出远期信用证约定的“付款期”的,担保人仍然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押汇协议”约定的付款日超出远期信用证的“付款期”的,担保人不在承担担保责任。但担保合同另有约定或担保人作出新的担保承诺的除外。

 

评论和建议:

 

1,在开证担保和押汇问题上,尊重担保人的约定是十分重要的。

 

2,本条没有解决开证行在单据以及单据代表货物的物的担保的问题。或者正如最高法院的一个答复中所说的,涉及开证行的担保物权和担保利益问题。

 

3,特别是在进口押汇或出口押汇问题上,如何处理对抗第三人的问题。例如信托收据以及质押权的不转移占有的间接占有问题。在《信托法》的框架内承认信托收据以及间接占有的概念,就能够使银行的押汇实务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4,如何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以及是进口押汇的更关键的问题。如何落实信托法上的追及问题也是是进口押汇和信托收据押汇的更关键问题。

 

其他一些司法解释没有解决的问题:

 

1,信托收据问题;

 

2,银行在单据以及单据代表的担保利益问题;

 

3,审理信用证案件时涉及的准据法适用和管辖权问题;

 

4,备用信用证的适用问题;

 

5,本地银行实务的正式和解释问题;

 

6,代位权问题;

 

7,受益人的担保问题;

 

8,信用证项下权利的转让和让渡问题;

 

9,诉讼实效问题。

 

10,信用证交易中的赔偿和律师费问题。

 

11,本司法解释是否要为将来国内信用证法律发展留下余地。

 

 



[1] Handbook of Law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980, 2ed., 711, By White & Summers.  

[2] W.L. Hamilton Eng’g, P.C. v. Bank Umum Servitia (PT), No. CV-99-02455-GHK (AJWx) (C.D. Cal. 27 September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277.

[3] W.L. Hamilton Eng’g, P.C. v. Bank Umum Servitia (PT), No. CV-99-02455-GHK (AJWx) (C.D. Cal. 27 September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277. 见该案的评论, 第288页。

[4] 《现代提单的法律和实务》,英国Paul Todd著,郭国汀、赖民译,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第81,82,83页。

[5]但是法国的信用证著名学者却认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31条的要求,无任何原因或因一个错误的或违法的原因而承担的债务是无效的。E. P.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study, see 151.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Singapore, 1970.

 

[6]所以德国法的处理方式和瑞士时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解释信用证机制,但是和瑞士的做法不同,德国法同时将开证行、开证申请人和受益人放在一个框架下,并从合同法上去考虑机制设置。这两个国家的不同解决方法导致后来出现一系列差异,特别是在开证行审单机制上。关于德国和瑞士两个国家在审单问题上的差异,请见作者另外关于严格相符的专门文章。在此讨论超出本文范围。Stoufflet, Le Crédit Documentaire, Paris, 1957. at 369-371. 转引自E. P.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study, see 151.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Singapore, 1970.

[7] Ellinger本人承认德国法上对不可撤销信用证法律性质的解决方法比较令人满意,可惜不能搬到英国去,在英国,由于允诺必须存在对价才有约束力。见第73页及75页。E. P.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study, see 75.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Singapore, 1970.

[8]普通法没有关于信用证的定义,但一般适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来认定和处理信用证纠纷。德国法认为信用证是一个抽象的法律行为。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信用证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界定,请详见笔者论文《关于信用证法律性质的初步比较》,《仲裁与法律通讯》,2000年第2期;

[9]王江雨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6页。英文原文见该书第110页。抄录英文如下:’Letter of credit” means a definite undertaking that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Section 5-104 by an issuer to a neneficiary at the request or for the account of an applicant or , in the case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to itself of for its own account, to honor a documentary presentation by payment or delivery of an item of value.

[10] 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编译《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操作指南》,国际商会第515号出版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第一版。

[11] 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讲座讲话纪录。

[12] Jim Macon Building Contractors, Inc. v. Lake County, Fla., 763 So. 2d 1223 (Fl. Dist. Ct. App.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34. Edited by James Byrne and Christopher Byrnes.

[13] Jim Macon Building Contractors, Inc. v. Lake County, Fla., 763 So. 2d 1223 (Fl. Dist. Ct. App.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34. Edited by James Byrne and Christopher Byrnes.

[14] Donald H. Scott & Co., Ltd v.Barclays Bank, Ltd.[1923] 2 K.B. 1 at 14. per Scrutton L. J. American Steel Co. v. Irving National Bank 266 F.41 at 43. (1920); Urquhart Lindsay & Co. Ltd. v. Eastern Bank, Ltd. [1922] 1 K.B. 318 at pp.321, 322; Asbury Park & Ocean Grove Bank v.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 35 N.Y.S. 2d 985 at 988 (1942); Trast Trust S.P.R.L. v. Danubian Trading Co., Ltd., [1952] 2 Q.B. 297 at 304, 305; Midland Bank Ltd. v. Seymour [1955] 2 Lloyd’s Rep. 147 at 166; Malas (Hamzeh) & Sons v. British Imex Industries Ltd. [1958] 2 Q.B. 127 at 129.

[15] E. P.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study, see 77.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Singapore, 1970.

[16] E. P.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study, see 77.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Singapore, 1970.

[17] Hong Kong v. Chiu Yu Man, [2000] 760 HKCU 1; 2000 HKCU LEXIS 753 [Hong Kong].该案涉及开证行美洲银行(亚洲)副总裁助理和开证申请人以及受益人串通开立11份信用证,被香港特区法院起诉。因为是90天远期,大约幸亏及时发现欺诈,在受益人提交汇票之前发现,银行没有损失。被告人说既然银行没有损失,为什么会有罪,上诉法院法官说,即使汇票因没有到期提交要求付款,但是因为信用证属于有价担保物,况且,一旦受益人提交合格单据,银行就须付款,因此被告人仍有罪。上诉法院不同意被告人律师的意见,说,一份信用证是一份特殊的合同,这份合同将一份付款责任加诸开证行身上,即一旦受益人出售货物,开证行就绝对要付款。没有一家银行会没有收取保证金或获得足够担保就获得开立信用证。法官将一般的合同和信用证这一特殊合同作了对比。法院对比了英国早期的先例。Hamzeh Malas & Sons v. British Imex Industrial Ltd. [1958] 2 Q.B.

[18] UCP500第48条和第49条的规定。

[19]王江雨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2页。见第5-112条的官方解释第11点。“第五篇所指的‘汇票’与第三篇所指的意义不同。例如,依照第五篇一份单据也可以成为汇票,即使它并不能流通,但因此它就不适合成为第3-104(a)定义的汇票。

[20]王江雨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5-108条的规定。第23条。 

[21] 比如最近的判例Herbert Mennen, et al v. J.P. Morgan & Co. Inc.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 [97 N.Y.Int.0210].

[22] 关于“先付款,后诉讼。”请见法兰克福法院于1981年3月23日作出的判决。美国最近的判例也说,所谓在信用证问题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就是“先付款,后诉讼”请见判例,Sabratek Corp. v. LaSalle Bank, N.A. (In re: Sabratek Corp.), 257 Bankr. 732 (B.D. Del.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5.

[23] “the integrity of these unique mercantile instruments depends on the ability of a credit beneficiary to rely on the prompt and reliable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 obligation by an issuing bank……”. 见最近的判例Nissho Iwai Europe PLC. v. Korea First Bank,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ppellate Division- First Department, 2001.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446.

[24] Sabratek Corp. v. LaSalle Bank, N.A. (In re: Sabratek Corp.), 257 Bankr. 732 (B.D. Del.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5.

[25]在Herbert Mennen, et al v. J.P. Morgan & Co. Inc. ,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of New York [97 N.Y.Int.0210]案中,法官说:如果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那么适用另外的原则就会破坏信用证作为商业中不可缺少的支付手段迅疾性特点(promptness feature)。“因为信用证提供了一种迅速、经济而且可信的融资交易手段以给予交易各方可信赖的银行信用而不是各方不愿意接受的买方赊帐(open accounts)。”另见王江雨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3页。

[26] Handbook of Law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980, 2ed.,713, By White  & Summers. East Girard Saving Association v. Citizens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Baytown, 593 F.2d 598, 602 (5th Cir. 1979).

[27]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著名专家Gary Collyer在2001年北京信用证法律和实务国际研讨会上的讲稿“Reviewof ICC Opinion”。关于第7条以及第11条的答复。

[28]见“上诉人(原审原告)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宁波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信用证项下货款拒付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000年八月十日判决的(2000)甬经终字第410号民事 判 决书。一审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1998)甬海经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该案判决书公布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上。不幸的是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由Gary Collyer编辑的银行委员会的意见却错误地当作时Gary的个人意见了。该案正在山西高院二审。一审判决书未公布。在另外一个案件中,Gary的有关UCP500的意见却没有被采纳。相反,国际商会中国委员会的意见却被当作最权威的意见采纳了。见“上诉人(原审原告)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宁波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信用证项下货款拒付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000年八月十日判决的(2000)甬经终字第410号民事 判 决书。一审判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1998)甬海经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该案判决书公布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上。

[29]韩国的法院对于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的意见也明确予以遵守。见Sungsan Yanghaeng v. Bank of China, 98NA187072 [Korea], summarized by Yang K. Kim.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69.

[30]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5-108的规定以及第8点的官方评论。该条不但涉及国际惯例,还涉及地方和区域惯例,也涉及一些协会或金融机构颁布的惯例规则。见王江雨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1条。

[31]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5-116条的规定和官方评论。另见第5-103条的规定,法律适用和管辖权的问题可由当事人的约定得以改变。

[32] 关于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保函在中国法上的问题见作者另外文章《中国法上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信用证问题》,在此讨论超出本文范围。

[33] Edward Owen Engineeing Lt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Ltd [1978] QB 146, [1977], 2 ALL ER 862.最近的判例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34] 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ner LJ.该先例被最新的判例引用,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在一宗著名的先例中,英国高院法官说:“必须在欺诈的事实和银行对欺诈知晓两方面均请清楚楚地被证明了才能算是完成欺诈的举证责任,仅仅是断言(assertion)或主张(allegation)有欺诈并不足够。我们将期望法院会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力的已经证实的证据(strong corroborative evidence),常常是共时文件(contemporary),特别是由买方发出的文件。一般来说,对这些能否清楚证明欺诈存在的证据,我们也会期望买方也应该被给予机会对这些主张提出异议的机会,使他能对该主张提出其他不足够的(如果他不能)或足够的、在相同的情形下应该期待被给予的异议。如果法院对这些在他面前的事实进行考虑并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存在欺诈,那么卖方在此时就算已经被证明作了欺诈。”

[35] Standard Trust Co. v. Bank of Vova Scotia, 2001 A.C.W.S.J. LEXIS 14909; 105 A.C.W.S. (3d) 9162001 (NFCA)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06.

[36] “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湖南分行信用证交易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书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上公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为(1999)湘高经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未公布。

[37] 最高法院的先例是潮连案的先例。“潮连物资(香港)有限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湖南分行信用证交易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书已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上公布。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为(1999)湘高经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未公布。

[38]先例见Banque Worms v. Bankque  Commerciale Privee, 679 F. Supp. 1173 (SDNY 1988).最近的判例4Ocwen Federal Bank FSB v. Delux Building Systerms, 2001 N.Y.Misc. LEXIS 695 (Sup. Ct. N.Y. 2001) [U.S.A.].

[39] Brunswick County v. 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Limited, 214 F.3d 510 (4th Cir.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01. Edited by Professor James Byrne, Christopher Byrnes.

[40] C.I. Union de Bananeros de Urubá, S.A. v. Citibank, N.A. Index No. 602314/1999 (N.Y. Sup. Ct., 12 April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09, 210. edited by professor James Byrne and Christopher Byrnes.

[41]转引自Th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January 1994 p32,“New Case on Documentary credits”.

[42] 美国判例:Beyene v. Irving Trust Co.762 F.2d 4(1985);Banque of Montreal v. National Federal Bank 662 F.Supp.6[1986];but cf. United Bank Ltd. v. Banque National de Paris [1992]2 S.L.R.64.

[43]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27.

[44] Credit Agricole Indusuez, London Branch v. Credit Suiss First Boston, Zurich [2001] Queen’s Bench Division (Commencial Court) [England]. 转引自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279. 摘要英文原文如下:“it is both common ground and common sense that in [a letter of credit] transaction the acceping bank can only cliam indemnity if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is authorised to accept in the matter of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s strictly observed. There is no room for documents which are almost the same, or which will do just as well. Business could not proceed securely on any other lines…. However, ‘ [v]ery minor and inconsequential dsicrepancies between the documents and the terms of the credit may be disregarded, but any discrepancy which calls for an inquiry or investgation or [is] ‘such as to invite litigation’ would render the tender of the documents bad or defective.’”.

[45] Standard Trust Co. v. Bank of Vova Scotia, 2001 A.C.W.S.J. LEXIS 14909; 105 A.C.W.S. (3d) 9162001 (NFCA)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08.该案引述先例Bank of Nova Scotia v. Angelica-Whitewear Limited (1987), 36 D.L.R. (4th) 161, 186 (S.C.C.).

[46]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of Letter of Credit Law and Practice, edited by James Byrne, Christophe Byrnes. See 225.加拿大的先例见Davis O’Brien Lumber Co. Ltd. v. Bank of Montreal, [1951] 3 D.L.R. 536, 28 M.P.R. 22. 最新的加拿大判例见Gook Country Estates Ltd. v. Toronto Dominion Bank, 2000 B.C.D. Civ. J. 3809; 2000 B.C.D. Civ. J. LEXIS 1131 [Canada].该案的上诉审判决见Gook Country Estates LTD. v. Toronto Dominion Bank, 2001 A.C.W.S.J. 232034; 2001 A.C.W.S.J. LEXIS 17509 (B.C. Ct. App.)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43.

[47] Gook Country Estates LTD. v. Toronto Dominion Bank, 2001 A.C.W.S.J. 232034; 2001 A.C.W.S.J. LEXIS 17509 (B.C. Ct. App.)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43.该案的一审判决见Gook Country Estate Ltd. v. Toronto Dominion Bank, 2000 B.C.D. Civ. J. 3809; 2000 B.C.D. Civ. J. LEXIS 1131 [Canad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of Letter of Credit Law and Practice, edited by James Byrne, Christophe Byrnes. See 223.

[48]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of Letter of Credit Law and Practice, edited by James Byrne, Christophe Byrnes. See 225.

[49] UCC5-111条的官方评论第1点。王江雨翻译《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41页。

[50] United City v. Royal Bank [1982] 2 Lloyd’s Rep. 4.

[51] 同上注。

[52] 同上注见9页。

[53] United City v. Royal Bank, (C.A.) [1981] 1 Lloyd’s Rep. 606。.

[54] United City v. Royal Bank [1982] 2 Lloyd’s Rep. 4. (C.A.) [1981] 1 Lloyd’s Rep.604.

[55]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2001] EWCA Civ 55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04.

[56] “韩国新湖商社诉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总府支行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23日判决的民事裁定书(2000)经终字第155号。二审就管辖权问题的裁定已经公布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3期第9页。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为(1999) 川经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一审裁定未公布。该案经过一审实体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已经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57] UCC第5-109条(a)的规定和官方解释。

[58]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245 F.3d 82; 2001 U.S. App. LEXIS 5191 (2d  Cir.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46. 一审判决报告见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44F. Supp. 2d 653, 1999 U.S. Dist. LEXIS 6073, 38 U.C.C. Rep. Serv. 2d (CBC) 930 (S.D.N.Y. 1999) [U.S.A.]

[59] Commco Technology, LLC v.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l Corp. (In re: Commco Tech), 58 B.R. 63; 2001 Bankr. LEXIS 77 ( Bnakr D. Conn.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21.该案法官转引3 White &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 26-10 (4th ed.) (Treatise). See 255.

[60]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245 F.3d 82; 2001 U.S. App. LEXIS 5191 (2d  Cir.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46. 一审判决报告见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44F. Supp. 2d 653, 1999 U.S. Dist. LEXIS 6073, 38 U.C.C. Rep. Serv. 2d (CBC) 930 (S.D.N.Y. 1999) [U.S.A.].

[61] 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245 F.3d 82; 2001 U.S. App. LEXIS 5191 (2d  Cir.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46. 一审判决报告见Hamilton Bank, N.A. v. Kookmin Bank, 44F. Supp. 2d 653, 1999 U.S. Dist. LEXIS 6073, 38 U.C.C. Rep. Serv. 2d (CBC) 930 (S.D.N.Y. 1999) [U.S.A.].

[62] Synergy Center, Ltd. v. Lone Star Franchising, Inc., 2001 Tex. App. LEXIS 8070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13.

[63] Western Surety Co. v. Bank of Southern Oregon, 257 F.3d 933; 2001 U.S. App. LEXIS 15565 (9th Cir.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29, and see 331.法院判决本案不存在实质性欺诈,给予受益人即决判决,开证行必须付款。

[64] Western Surety Co. v. Bank of Southern Oregon, 257 F.3d 933; 2001 U.S. App. LEXIS 15565 (9th Cir.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29, and see 331.

[65]英国高院在最近的判例中明确说:“如果以下主张是正确的话,即银行有权去从单据表面的背后并根据这些从单据背后获得的信息来判断说单据表面不符并拒绝付款,就不妥当,如果银行仅仅根据单据表面相符并做出付款,则银行救有权获得偿付。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唯有欺诈例外能超越这一原则。Montrod Ltd. v. G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ds-GmbH [2001] Q.B.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70.

[66] United City v. Royal Bank [1982] 2 Lloyd’s Rep. 4.见7页。

[67] United City v. Royal Bank [1982] 2 Lloyd’s Rep. 4.见7页。

[68] Rafsanjan Pistachio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4 see 542.

[69] Dawns v. Chappell [1996] 3 All E.R. 344.

[70]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No. 2), [2000] 2 Lloyd’s Rep. 511.  [England].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66.

[71] 关于中国法院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是处理信用证欺诈例外的豁免问题,请见本人著作《中国信用证法律和重要案例点评》中的相关文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72] 原文是:The Banking Commission wishes to clarify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UCP 500, the phrase 'giving of value' in sub-Article 10(b)(ii) may be interpreted as either ‘making immediate payment’(e.g. by cash, by cheque, by remittance through a Clearing System or by credit to an account) or 'undertaking an obligation to make payment' (other than giving a deferred payment undertaking or accepting a draft). 该段的其余部分如下:The view has also been expressed that where a documentary credit is stated to be available by 'negotiation',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beneficiary to seek and/or secure 'negotiation' from the Nominated Bank if he wishes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documentary credit.

The Banking Commission disagrees with this view, which it emphasises is in conflict with both the provisions and intent of sub-Articles 9(a)(iv) and (b)(iv) and 10(c), where the relative undertakings of the Issuing Bank and the Confirming Bank (if any),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the Nominated Bank, are clearly stated.

Failure by the beneficiary to seek and /or secure 'negotiation' from the Nominated Bank under a documentary credit which allows negoti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undertakings of the Issuing Bank and/or the Confirming Bank (if any), nor does it constitute non-compliance with the documentary credit terms, provided that conforming documents are presented by the beneficiary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documentary credit and the sub-Article 43(a) period of time where appropriate, to a Nominated Bank or direct to the Confirming Bank (if any) or to the Issuing Bank.

[73] Menard,Inc. v. King De Son Co., 467 N.W., 2d 34, 15 U.C.C. Rep. Serv. 2d (Callaghan) 1279 (Minn. Ct. App. 1991).(保兑行和受益人之关系)。一宗1991年的判例涉及保兑行的问题;在该案的商业信用证中,受益人即卖方在台北提交了一张汇票以及其他单据给一台北的保兑行。单据严格和信用证要求相符,该保兑行兑付了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但开证申请人即买方却指控受益人存在5-114项下的欺诈,要求初审法院给予禁令禁止开证行偿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给保兑行。明尼苏达州上诉法院正确地判决:保兑行是一个合格的正当持票人(qualified as holder in due course),无论是否存在欺诈判决取消禁令。法院发现保兑行已为受益人的单据付出对价(gave value for beneficiary’s papers)并在未被通知开证申请人欺诈指控或已有针对开证人禁令发出后,凭善意(good faith)行事。

[74] World-Link, Inc. v. HSBC Bank USA, NO 604118/1999 (N.Y. Sup. Ct. 23 May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81.

[75] Banque National de Paris v. Credit Agricole Indosuez, 2000-4 SLR 254 (27 June 2000) [Singarpore],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197. Edited by Professor James Byrne, Christopher Byrnes.

[76] 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er.

[77]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78]著名的案例是Banco Santander SA v. Bayfern Ltd., [1999] All ER (D) 586 (Queen’s Bench Division, Commercial Court), abstracted at 2000 Annual Survey 290. And see 2001 Annual Survey, 194. 该年的Annual Survey上有一篇文章就是探讨这一问题的,Johnson, Adam and Aharoni, Daniel, Fraud and Discounted Deferred Payment Documentary Credits: The Banco Santander Case. See 86.

[79] Edward Owen (Engineering) Ltd. v Barclays Bank International Ltd. [1978] 1 Lloyd’s Rep. 166; [1978] Q.B. 159. per Lord Denning.

[80] 如判例Werner Lehara International, Inc v Harris Trust & Saving Bank ,484 F Supp 65(USDC, WD Michigan 1980).

[81]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53.

[82] Kelly v.First Westroads Bank, 840 F.2d 554, 558 (8th Cir. 1988).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53.

[83] World-Link, Inc. v. HSBC Bank USA, NO 604118/1999 (N.Y. Sup. Ct. 23 May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81, 283.

[84] 703 F.2d 19,22(1st Cir. 1984).

[85] 714 F.2d 1207.

[86] Mason County Medical Association v. Knebel, 563 F.2d 256 at 261(1977).

[87] Mason County Medical Association v. Knebel, 563 F.2d 256 at 261(1977).

[88] Werner Lehara International, Inc. v. Harris Trust & Saving Bank, 484 F.Supp.65 (U.S.D.C., W.D. Michigan 1980).最近的联邦判例证明,确实会考虑公共利益问题。见Metrobility Optical Systems, Inc. (In re:), 268 B.R. 326; 2001 Bankr. LEXIS 1382 (Bankr D.N.H.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67.

[89] Joseph v. Solow Building Co. 284 A.D.2d 214, 726 N.Y.S.2d 642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60.

[90] 法院在此援引先例Sperry Intl. Trade v. Government os Israel, 670 F2d 8, 12 (2d Cir. 1982) [U.S.A.]; Chiat/Day Inc. v. Kaliman, 105 AD26 94, 98 (1st Dept 1984).

[91] World-Link, Inc. v. HSBC Bank USA, No 604118/1999 (Y. Sup. Ct. 23 May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81.

[92] Sperry Intl. Trade v. Government os Israel, 670 F2d 8, 12 (2d Cir. 1982) [U.S.A.]; Chiat/Day Inc. v. Kaliman, 105 AD26 94, 98 (1st Dept 1984).最新的判例见 World-Link, Inc. v. HSBC Bank USA, No 604118/1999 (Y. Sup. Ct. 23 May 2000) [U.S.A.]. IIBLP, 2001 Annual Survey, see 281.

[93] 按照沈达明先生的译法,见《衡平法初论》299页。

[94] Paget’s Law of  Banking,见第651页。

[95] United Trading Corp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1985] 2 Lloyd’s Rep 345, CA.

[96] Paget’s Law of  Banking,见第651页。

[97] RPPC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513, see 525,per Hirst, J..该案引用的先例是Hornal v. Neuburger, [1957] Q.B. 247.

[98]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99] 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ner LJ.该先例被最新的判例引用,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00]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该最新的判例引用一宗先例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ner LJ.

[101] Bolivinter Oil SA v Chase Manhattan Bank NA [1984] 1 All ER 351n, [1984] 1 WLR 392.CA. [1984] 1 Lloyd’s rep 251.以及判例Hameh Malas & Sons Ltd. v British Imex Industries Ltd [1958] 2 QB 127, [1958] 1 All ER 262, CA.

[102] Rafsanjan Pistachio Producers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转引自杨良宜《信用证》第176,17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

[103] Rafsanjan Pistachio Producers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 see539.

[104] Montrod Ltd. v. G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ds-GmbH [2001] Q.B.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70. Safa Limited v. Banque du Claire [2000] 2 Lloyd’s Rep. 600.

[105]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06]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见第300页。

[107] American Cyanmid Co. v. Ethicon Ltd. [1975] A. C. 396.

[108] 履约保函的判例:Elian & Rabbath v. Matsas Matsas,该案是开证申请人申请一项针对受益人而不是开证人的禁令。转引自Performance Bonds and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Howard N. Bennett,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994 Nov.

[109] Joseph v. Solow Building Co. 284 A.D.2d 214, 726 N.Y.S.2d 642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60.

[110] 见沈达明《衡平法初论》,第299-300页。

[111] Rafsanjan Pistachio Producers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转引自杨良宜最近出版物《信用证》17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2]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13] 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ner LJ.该先例被最新的判例引用,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14]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该最新的判例引用一宗先例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ner LJ.

[115] Bolivinter Oil SA v Chase Manhattan Bank NA [1984] 1 All ER 351n, [1984] 1 WLR 392.CA. [1984] 1 Lloyd’s rep 251.以及判例Hameh Malas & Sons Ltd. v British Imex Industries Ltd [1958] 2 QB 127, [1958] 1 All ER 262, CA.

[116] Rafsanjan Pistachio Producers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转引自杨良宜《信用证》第176,17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

[117] Rafsanjan Pistachio Producers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 see539.

[118] Montrod Ltd. v. G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ds-GmbH [2001] Q.B.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70. Safa Limited v. Banque du Claire [2000] 2 Lloyd’s Rep. 600.

[119]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20]见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见第300页。

[121] 如Discount Records Ltd. v. Barclays Bank Ltd. and Barclays Bank International Ltd. (1975) 1 Lloyd’s Rep.444.

[122] RPPC v. Bank Leumi [1992] 1 Lloyd’s Rep. 513,see541.

[123] Montrod Ltd. v. C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bs-GmbH, [2001] Q.B.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70. Safa Limited v. Banque du Claire [2000] 2 Lloyd’s Rep. 600.

[124]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25] United Trading Corpn SA v. Allied Arab Bank Ltd (Note) [1985] 2 Lloyd’s Rep. 554, per Acker.

[126] Solo Industries UK, Ltd v. Canara Bank, 2001 Lloyd’s Rep. 578 (C.A.)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8.

[127]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70.

[128] Montrod Ltd. v. Grundkotter Fleischvertrieds-GmbH [2001] Q.B.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70.

[129] See 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130] Enterprise Int’l Inc. v. Corpration Estatal Petrolera Ecuatoriana, 762 F.2d 464 (5th Cir. App.1985).该案转引关于信用证严厉性的判例是Canal authority v. Callaway, 489 F.2d 567,573(5th Cir. 1974),关于给予禁令四个条件都必须满足的判例是Hardin v. Houston Chronicle Publishing Co., 572 F.2d 1106,1107 (5th Cir.1978).

[131] Enterprise Int’l Inc. v. Corpration Estatal Petrolera Ecuatoriana, 762 F.2d 464 (5th Cir. App.1985).见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65条.另见判例Clements Wire & Mfg. Co. v. NLRB, 589 F.2d 894,897 (5th Cir. 1979).

[132] Ratay v. Lincoln National Life Ins. Co., 378 F.2d 209,212 (3d Cir. 1967) at 212.转引自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133] West v.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 311 U.S. 223, 236, 61 S.Ct. 179, 183,85 L.Ed. 139 (1940); Erie R. V. Tompkins, 304 U.S.64, 78, 58 S.Ct. 817,822,82 L.Ed. 1188(1938).转引自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134] UCC5-109条的官方评论。王江雨,《美国统一典信用证篇》,1974年版本和1995年修改版本的中文翻译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36页。

[135]王江雨,《美国统一典信用证篇》,1974年版本和1995年修改版本的中文翻译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36页。

[136] Commco Technology, LLC v.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l Corp. (In re: Commco Tech), 58 B.R. 63; 2001 Bankr. LEXIS 77 ( Bnakr D. Conn. 2001) [U.S.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see 221.该案法官转引3 White &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 26-10 (4th ed.) (Treatise). See 255.

[137] 判例Allied Oil Workers Union v. Ethyl Corp. 208 F.Supp.615 (E.D. La. 1962); Midland-Guardian of Pensacola, Inc. v. Carr, 228 F.Supp.499, 502. (E.D. La. 1968); Marcello v. Bussiere, 284 So.2d 892(La. 1973).(注意:上述判例未查到转引自判例).

[138]  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third circuit 1983.

[139] Ratay v. Lincoln National Life Ins. Co., 378 F.2d 209,212 (3d Cir. 1967) at 212.转引自 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140] Easton v. Washington County Insurance Co., 391 Pa. 28,137 A.2d 332(1957).以及该案素引的判例Broida, to Use of Pay v. Travelers Insurance Co., 316 Pa. [444] at 448, 175 A. [492] at page 494.转引自Roman Ceramics corporation v. Peoples national Bank, 714 F.2d 1207.

[141] Royal Bank of Canada v. Darlington,1995 Ont. C.j., LEXIS 1234(Gene Div. April 19,1995),The “Clear and Obvious ”Fraud Exception to the Autonomy of Documentary Credits in Canada ,By Mary Lynn Durham, Sanjiv K. Kapur, and Brian E. O’keefe, Jones, Day, Reavis & Pogue, Cleveland, OH, Letter of Credit Report , Vol.10,No.4 p11,By John Wiley & Sons,Inc.,1995.

[142] Royal Bank of Canada v. Gentra Canada Investments. Inc., 2001 CarswellOnt 2232 (Ontario Ct. App.)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293.

[143] Edna Financial Services, Ltd. V. Feigelham, 15 D.L.R. 4th 161,178 (1985).

[144] Mooney v. Orr & Dorfman, 1 W. W. R.517 (1995).

[145] John Arnold Epp, Freezing Funds for Fines and Mareva Injunction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997, January p72.

[146] Mooney v. Orr and dorfman [1995] 3 W.W.R. 116,131,per Huddard J. (B.S.S.C.).

[147] Aetna Financial services Ltd. v. Feigeman (1985), 15 D.L.R. (4th) 161,178.

[148] Standard Trust Co. v. Bank of Vova Scotia, 2001 A.C.W.S.J. LEXIS 14909; 105 A.C.W.S. (3d) 9162001 (NFCA) [Canada]. IIBLP, 2002 Annual Survey, 306.

[149] 转引自Machael Rowe, Letters of Credit,p151,Euromoney Publications,1985。

[150] 感谢Boris Kozolchyk教授在亚利桑那大学对我的解释,后来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联合国贸发会信用证专家会议上再次听到James Byrne教授引用这句话,但是当时应该参加会议的法国信用证教授Stufflet教授不在场,深为可惜,当时讨论的是,在联合国贸发会制订《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保函公约》中有关欺诈的举证标准的澄清问题。

[151] Derby & co. Ltd. v. Weldon (Nos. 3&4) [1990] Ch. 65, 76, per Lord Donaldson M.R.

[152] Polly pech, supra, n. 10, A.A. Zukerman, “Mareva and Interlocutary Injunctions disentangled”(1992) 108 L.Q.R.559,560-561.

[153] Cretanor Maritime Co., Ltd v. Irish Marine Management, Ltd., 1 W.L.R. 966 (1978).

[154] “韩国新湖商社诉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总府支行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23日判决的民事裁定书(2000)经终字第155号。二审就管辖权问题的裁定已经公布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3期第9页。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为(1999) 川经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一审裁定未公布。该案经过一审实体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已经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二审。

[155]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999)经终字第86号,2000年12月30日判决。三和银行深圳分行诉交通银行长沙分行、湖南省进出口总公司博能石油化工公司、香港昌顺(中港)发展有限公司、昌顺贸易公司(香港)、张昌顺买卖合同、信用证结算纠纷案。一审判决书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 湘高经二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

[156] 百利多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法院1999年7月23日作出的(1998)厦海法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福建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诉被告百利多国际有限公司、华艺(福州保税区)贸易有限公司海运欺诈纠纷案”。千斤一案为“原告厦门象屿保税区中包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香港千斤一国际有限公司(BILLIONGOLD INT’LLTD. HK)、被告香港永威船务有限公司(WINWICK SHIPPING LTD.)、被告里舍勒航运公司(RISHELLE NAVIGATION INC.)基础合同欺诈案”。厦门海事法院1996年12月21日判决。(1996)厦海法商初字第074号民事判决书。

[157] “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诉被告永顺明有限公司、被告西班牙班柯萨坦达银行香港分行信用证纠纷案”。宁波海事法院1999年4月29日判决的(1997)甬海商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年8月24日判决的(2000)浙经终字第194号。维持一审原判。

[15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23日判决的“韩国新湖商社诉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韩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市总府支行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民事裁定书 (2000)经终字第155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为(1999) 川经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二审裁定书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见《公报》2001年第3期第9页。

[159]百利多和千斤一两个案件就是着两种情形。百利多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事法院1999年7月23日作出的(1998)厦海法商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福建省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诉被告百利多国际有限公司、华艺(福州保税区)贸易有限公司海运欺诈纠纷案”。千斤一案为“原告厦门象屿保税区中包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香港千斤一国际有限公司(BILLIONGOLD INT’LLTD. HK)、被告香港永威船务有限公司(WINWICK SHIPPING LTD.)、被告里舍勒航运公司(RISHELLE NAVIGATION INC.)基础合同欺诈案”。厦门海事法院1996年12月21日判决。(1996)厦海法商初字第074号民事判决书。

[160]呼伦贝尔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工商银行满洲里分行诉香港盟光国际公司的、满洲里天苑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满洲里分行诉香港盟光国际公司、满洲里贸发公司信用证纠纷案”,就是开证申请人不愿起诉受益人,不得已开证行自好自己提出诉讼,要求支付自己开立的信用证。

[161]最高人民法院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判决的上诉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青岛惠德工艺礼品有限公司追索信用证垫付款纠纷上诉案。(1998)经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鲁经初字第64号一审民事判决。在该案中,“中保公司在上诉中提出,本案存在信用证诈骗的嫌疑。对此,中保公司出具了青岛市公安局第二处的函。但中保公司未向本院进一步提供青岛市公安局所立案件的进展情况和存在信用证诈骗嫌疑的证据。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看,信用证法律关系所涉及的基础交易已经完结,惠德公司已经因转让单据而取得货款,并将款项打入青岛第六制药厂。至于中保公司因反担保取得青岛第六制药厂的七张存单的真实性的风险应由中保公司承担,其是否受到欺诈不构成免除保证责任的理由。因此,中保公司主张本案是信用证诈骗,证据不足,其应当按照《进口付汇履约保证保险单》的承诺,对惠德公司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162]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四终字第22号关于上诉人中油龙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沈阳沈港对外贸易公司信用证垫款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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