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故乡为异客”——

【新闻广角】“候鸟”的高考

 

晨雾 / 转帖

 

2011年3月24日，北京，20名学生家长就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问题向教育部递交建议书。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异地高考”相关政策正在调研中。王海欣 摄

    

编者按

 

“身在故乡为异客。”这是高考“候鸟”们的切身感受。离开熟悉的他乡，回到陌生的故乡，去参加一场或许会决定一生命运的考试，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这些正处于心理敏感期的十几岁的孩子知晓。

 

 走近这些“候鸟”个体，其实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轨迹：自小跟随父母在打工地长大，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朋友圈子其实早已将“他乡当故乡”，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家乡参加高考，或许他们从情感到心理都是抵触的。

 

 好在政策已经松动。近期以来，山东、安徽、广东等部分省份表示将对异地高考制度“试水破冰”，这对高考“候鸟”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城市的繁华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

 

 “多么梦想留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可当我临近毕业时发现，甚至不能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一起高考时，我顿时觉得，原来城市的繁华就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18岁的王思兴一边翻着历史书，一边告诉记者。转学回乡参加高考，他近半年来就租住在这间2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楼下是嘈杂的火锅店。

 

1994年初，王思兴的爸爸妈妈从家乡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远赴广西桂林打工，随后，他和弟弟在漓江之畔出生。随着小哥俩在桂林一天天地长大，家庭的生活开销也一天天在增长，从王思兴记事起，他就几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家停留，因为他太忙了。

 

 王思兴对故乡的记忆非常模糊，只知道这是一个和桂林一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今年2月份，王思兴和很多农民工子女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回到父亲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最终，他转回到故乡的兴仁县二中，开始了独自一人参加高考的生涯。因为忙，他的父母没法回到家乡陪他。

 

6月1日晚7点，王思兴轻轻推开房门，来到过道上的灶台，轻轻生起了火。水很快烧开了，翻腾着气泡，王思兴有些不耐烦地扯开方便面的包装，“哗啦”一下倒进锅里。因为吃不惯辣椒，他已经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几分钟后，锅里的方便面煮好了，他面无表情地把面倒进碗里，起身回到房间。

 

“砰”地一声，王思兴把门使劲一关，整个过道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甚至吓到了楼下的火锅店食客。

 

 回到房间后，王思兴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因为害怕碰见陌生的新同学，他在班上表现得极为沉默。晚上自习结束后，他就闷在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打上一通宵的游戏，第二天在课堂上趴着睡一会。他的父母在电话里也尽量不提高考的事情，只是鼓励他好好看书。

 

 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王思兴还隐约感受到了新同学对他的“敌意”。他在桂林上学时成绩算中上游，转回老家上学后，三次摸底考试下来，他都稳居高三全年级前60名，这意味着只要高考发挥正常，他起码能上一所二类本科院校。有些同学悄悄说他是“高考移民”，来抢占本地学生的升学名额。

 

“桂林到贵州兴仁县，相隔1000多里地的距离，我如今是身在故乡为异客。赶紧考，管它能上什么学校，考完走人，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我要回桂林家里。”王思兴咽了一大口面，可能是心急呛着了，他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

 

今年4月份，为了大儿子乔郎的高考，乔山艺决定从务工地深圳举家搬回到故乡贵阳花溪区。

 

 下午5点多，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后，乔郎打开数学书，补课老师正准备为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开小灶”。乔山艺这时刚好从贵开路挤上一辆公交车，他要出去谈业务。在巷口，乔郎的母亲大声为自己的菜摊招揽顾客：“没削皮的土豆1.5元1斤，削了皮的1.8元1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乔郎的父母就开始出门打工。五年前，他们把孩子从贵阳接去，安顿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孩子离得近，方便照顾。”因为收入不佳，2009年，他们又到深圳一家鞋厂去工作，儿子随他们转了过去。

 

 从四川内江、广州到深圳，再辗转回到家乡贵阳，不断的迁徙，乔郎的学业也因此“支离破碎”。记忆里，他的理科成绩基本没上过90分，最好的是地理，能考个80分左右。为了儿子的前程，去年岁末，乔山艺决定返乡。“贵州的分数要略低一些，或许还能有个奇迹吧。”乔山艺带着些许期望。

 

 为了尽快提高儿子的理科成绩，乔山艺为乔郎报了一个考前强化辅导班，把老师请到家里，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补习。看着满篇函数公式，乔郎听得有些脑袋发晕，他趴在桌子上走了神。“啪”，老师一个粉笔头丢了过来，乔郎缩了下脑袋，又装模作样听起了课。

 

“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要考到的，你们要认真听，要不然怎么对得起父母？”老师冷冷丢下一句话，继续讲课。

 

 半小时后，老师讲完了，并布置了作业，要求明天必须做完。乔郎等老师出了家门，就兴奋地跳了起来，他偷偷扯住另外一个孩子，小声说：“明天的作业借我，谢啦。”然后，他就一溜烟消失在门外，赶去巷口帮母亲卖菜。

 

 回到贵阳后，乔郎觉得自己的学习压力大了许多。“我实在看不懂，教材也不一样，咋整？不如不学了，做点实际的事情。”乔郎自己打算，能考个高职学校就不错了，“现在高职好上，我准备认真学门技术，考了本科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深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电子批发市场，跟人学进货、发货。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对乔郎既内疚又生气的乔山艺准备一直留在贵阳谋生，直到让二儿子读完高中。

 

“异地高考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2011年7月，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表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纳税等，一旦符合条件并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但对收入微薄、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家长来说，这无疑更像是一个“画饼”。更多的农民工家长难以符合条件，他们的子女，也只能成为为高考而迁徙的“候鸟”。

 

 异地高考带来的弊端不言自明。近期，山东、安徽、广东等省份纷纷表示，力争在2014年左右实现“异地高考”。

 

 但担忧依然如影随形。“可能导致高考移民和‘恶意打工现象’，也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读书、考试，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工作，挤占当地稀缺的教育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一名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不少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落后地区“移民”,挤占了当地稀缺的高考升学资源。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陈祖君指出，早在2005年，国家就加强了对高考移民的整治，进一步强化了户籍、学籍制度，对高考报名采取“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这加大了“移民”难度，短时间内遏制了高考移民。不过其反作用很快显现，一些有学籍、无户籍的随迁子女，也丧失了在栖身地高考的机会。

 

 陈祖君认为，“异地高考”破解的难点，涉及到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探索“异地高考”与破解“高考移民”，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异地高考还应该与高考改革结合起来，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还与统一高考联系在一起，而统一高考要求‘户籍+学籍’相结合的报名制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真正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打破集中录取。”陈祖君认为。

 

《工人日报》（2012年06月10日 01版）本报记者 李丰 赵福中

 

信息来源：2012-06-10《工人日报》

http://media.workercn.cn/sites/media/grrb/2012_06/10/GR01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