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家人》曾经有两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一个是《中国故事》，志在以点带面地突出中国气象；另一个是《创业年代》，志在呼应过去30年大河上下龙腾虎跃的改革时代。应该说，《中国故事》大了些，也虚了些，叫《中国商人》可能更为贴切，但之前已经有一部同名剧。《创业年代》是没问题，创业的确是全剧的主调，并且有一种奔腾咆哮感。现在的《温州一家人》则是通常所谓“接地气”，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一家人》遥相呼应，一听就是家族剧而不是家庭剧。

温州人有个诨号叫“东方犹太人”，言其商业嗅觉敏锐，生意头脑精明，因地制宜，不屈不挠，擅长把自己由穷人变成富人。这部剧抓住了这个总纲，一家四口人，各守一条线，义无返顾地奔向财富。主人公周万顺原本只是乡下一穷困农民，却敢于作出旁人不及的决断，这只能说他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他是这个团圆家庭四分五裂的罪魁祸首，也是这个商人之家能够发达的总发动机，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温州人能做大事的素质：他敢赌，为了摆脱贫困，他打破祖训、卖了祖屋，把13岁的闺女送往国外寻求发展，自己率领妻儿进城流浪；他敢闯，由捡垃圾的盲流变成皮鞋推销员，由卖开关的奸商变成生产皮鞋的厂长，由刚出狱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石油帝国的梦想者。他一门心思挣钱，对儿女的爱深深压在心里。他敢于为将来投入，自己还背着债就给别人雪中送炭。

这不是通常电视剧那种“写谁演谁就爱上谁”的打法，周万顺不是那种有情有义大德小节皆无亏的品种，而是满身毛病，不重亲情和人伦的金钱动物。他身边的亲人固然对他一肚子怨气，荧屏前的观众也断不会爱上这个似乎除了发财无所求的家伙。但他身上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直到把墙撞倒走过去的拙劲儿，还是让人没法不佩服，甚至颇觉可敬。他那种决不溺爱而类似于“逼上梁山”的培养子女的方式，一般人肯定做不来，可谁都得承认：但凡你狠得下心来，在逆境中成长的子女十有八九能成功。

在人文知识分子那里，周万顺的做法会引起人生价值的终极追问：人来到世界上，吃万般苦，绝万般情，去万般念想，就为了能够腰缠万贯，这值得吗？这是有意义的活法吗？在讲究个人权利的社会里，周万顺的做法会引起是否“专制独裁”的争议：年齿幼小的女儿不想出国，他非逼着去。无心向学的儿子本想出国，他拦着不让去。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家庭利益最大化法则布阵，根本就不考虑子女要承受的心灵创伤和现实抽打。即使在只想着发财的目标单一的底层群体里，他的做法也未必有多少知音，通常的哲学是“再苦再穷，一家人也要在一起”，最后真的抱团沉浸在泥淖里，终其一生。世界上最不骗人的就是等价交换法则，无限的个人努力，加上情感的巨大牺牲，以及不太顾及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成就了“温州一家人”的奋斗奇迹。享多大福就得遭多大的罪，万箭穿心以后习惯就好，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你和你的梦想就可以出发了。

这部剧的编剧是高满堂，导演是孔笙，这是他们继《闯关东》和《钢铁年代》后又一次合作。李立群是台湾人演温州人，对这个编剧并未有太多情感认同的角色，他成功地进入了其人生逻辑，在感情的软肋上简单带过，而在颇能打动人的奋斗精神上下足功夫。殷桃演周阿雨这种老是被逆境光顾但咬着牙保持自尊的女性，那是手到擒来。张译演周麦狗这种棱角不太分明、志向不太远大的柔性青年，那也是驾轻就熟。

这部剧制作上最大的挑战当是广阔的地理跨度和频繁的转场：在外要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多个城市取景，在内要南下北上地牵涉七、八个省区。现在的年代戏，基本上都是在北京、上海和横店的影视城里炮制出来的，肯转场十多次的剧组几乎不复存在。《温州一家人》的制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模式，那时一部《西游记》跑了五十处外景，只要有“艺术需要”，不计成本和不遗余力是起码的原则。

在这个一切以商业考量为先的年代里，山东影视集团领衔的电视鲁军显得有些另类。大家都一窝蜂地在家庭剧的杯水风波和抗战剧的神话叙事中打转转，鲁剧坚持在60年的当代史中挖掘题材：《钢铁年代》、《知青》、《温州一家人》都闪耀着以历史观照当下的使命感和思辩性，虽然限于种种羁绊而无法尽兴地表达，但这种不逃避、不放弃的精神本就可贵。大家都拿娱乐作为遮羞布，一味地低俗调笑、烦琐吵闹、夸张恶搞，鲁剧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基调，不为所动地写史、写人、写生活、写心灵。这种看似保守的姿态中，有一种不肯降格以求的文化自觉和不肯随波逐流的职业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