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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战役中的“汉奸炮”问题

(2013-07-30 16:50:25)
据130师战斗详报载:“当日午后5时许,敌曾突然向我正面发炮40余发,我伤亡甚众。”  
腾冲县重建国殇墓园内的盟军阵亡官兵纪念碑时,曾得到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从美国方面获得的美军阵亡人员资料。其中,美军上尉约翰赫斯汀(步兵,军号0-368368)系于1944年9月12日在腾冲遭炮击阵亡;同日阵亡者还有技术军士约翰威尔奇(通讯,军号36250550)。 198师593团副团长黄荫福在回忆中,曾提到一位美军上尉在其身边遭炮击阵亡的情形:“最后时刻,腾冲城内日军仍顽守不降,据民房抵抗,我们便逐间逐间攻克房屋。最后有间民房内有25名日军固守,倚仗最后残留的一门炮,仍向我团射击。我当时指挥两门炮还击,拉锯战进行得异常激烈。正当我进防空洞去接电话之际,日军一炮打过来,在阵地前爆炸,当场打中我团的美军上尉联络官,他牺牲了;我则死里逃生,大难不死……” 
因为在腾冲围城战斗中阵亡的美军上尉军官仅约翰赫斯汀一人,因此黄荫福后来在不同时间所说的被炸死的美军上尉“凯南”、“卡普顿”可能均指此人。 
此外,在潘世征阵地通讯中,也提及9月12日这次炮击,曾造成我医护人员大量伤亡:
“……火线上的安全问题,却也无法保障了。敌人受包围于小圈子中,恐急万分,丛草残树,不见我军进攻路线,所以最后困兽犹斗,剩下的炮弹,即无目的地向外面发射。9月12日早上,他们连续发炮,不下二三十发,这样,使我们第二线上的人们,无辜损失不小。
“一位上尉医官何吉福君及一位上士看护安正礼君,正在火线附近看护伤兵,这时同在的人很多。不幸这一个区域之内,落下敌炮弹四发,负伤一位营长、一位卫生队长,他们脚上受伤;上述二位医务人员,不幸被弹片打破脑袋,把头骨炸去一半,重伤阵亡。另一位连长罗绍裘君,也是同样情形,皆脑浆四散,头部成一空壳而阵亡。”  
日军战史中对此毫无记述。以常理推断,在敌我两军已成短兵相接之际,敌炮兵似已失去发射所需要的距离感,且很难想象此刻日军仍有如此充足的炮弹。
116师搜索连班长蔡斌的回忆,让笔者隐约揣测到另一种可能:
“占领文星楼后,原来在江苴徐家寨战斗中负伤的20多名伤员又回到连里,增加了不小的战斗力。可惜在9月12日占领苗圃园时,大部分又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连受命进攻城东北角的苗圃园,消灭最后的日军。按照协同,应在12日早上8点占领苗圃园。(11日)半夜后,我们悄悄地运动到苗圃园外围,拂晓一个冲锋,便占领了日军阵地。大家正准备加固工事,不料自家的山炮弹却从空中掉下来,把大家炸蒙了。许多人尤其是老兵便往水塘里跳,以为水中保险,日本人不在水里,中国的炮弹就不会往水里掉。谁知炮弹却跟了来,咣咣把这些老兵炸得仰面朝天,死伤了30多个!真他妈的可恼可恨,把自己人误当作敌人打。我在电话上大骂炮兵的祖宗十八代,炮才停下来。” 
此外,592团团长陶达纲也在回忆中提及此次误炸造成的惨痛:
“592团第2营第5连,仅剩连长官业宣及一个班长,一个传令兵,总共三人了。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592团越过腾冲城南大街之后,第5连连长率同他的一班长、一传令兵,冲过南大街,在一处小土堆停下来。正值于此,我重炮兵一颗十五榴炮弹落在他们三人附近,登时三人都被炸死。真是伤心啊!不死于敌人之枪炮,而死于自己之榴炮弹……” 
在整个战役期间,因空地、步炮协同差而导致我飞机、大炮误伤地面部队之事屡屡发生,火线上的步兵甚至怒骂惹祸的炮兵为“汉奸炮”。对于此类事情,军方战斗记录一般会有记载,但在公开报道中却很难让公众理解,曲笔嫁祸于敌也不算新鲜事。从54军作战命令看,当日“54军山炮营及第6军山炮营(欠两连)仍归593团长统一指挥,主援城内步兵攻击及制压敌炮兵”。若593团团长廖定藩督令本团步兵攻击,而以副团长黄荫福专事指挥炮兵,就与黄本人的回忆相契合。那么,如何解释蔡斌与黄荫福回忆的不一致性呢?在没有更多佐证材料的情况下,只能是一个谜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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