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真是缺医少药。记得我们下乡的地方，除公社卫生院有两个中专毕业的医生外，全公社再就没有专业毕业医生了，“6·26”对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那时农村生活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从公社所在地到最远的生产队要有二十几里路，每次父亲下去往诊（就是到下面生产队看病人），一去就要几天才能回来。原因很简单，农民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没时间去公社看病，只要听说有大夫来了附近的老乡就会纷纷前来，直到医生药箱里的药用没了，还得用针灸针治疗一些病人才能回来。在那里没有什么专科医生，必须是内、外、妇、儿科全会，甚至中医针灸也要懂点，否则医生就没办法当了。在我记忆中，那时是合作医疗，农民在当地看病不需花钱。由于卫生院条件有限，尽管“6·26”医生水平都很高，但如老乡患有重病还要到县里或省城里去看，而且要带着贫下中农介绍信，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是看不起病的。在那时医患关系是绝对朴实的，医生出诊就是吃住在农民家里，也没有人会讲什么吃住条件，每顿能吃上玉米面就是好的了，在缺粮的生产队，可能就要吃些野菜加麦麸了（小麦皮做的），晚上睡在农村炕头，但那时也没听到过什么叫医疗纠纷。

   1978年落实政策后父母回到城里，那时农村生活水平也好多了，进城交通也方便了。刚回到城里那些年，农村的很多老乡还常常到医院找我的父母看病，有时他们还带一些农副产品来。有意思的是，一次一位老乡带着一些自家种的豆角，在没找到我父亲时，就在医院门口把豆角都摘好了，父亲他们科里的一个护士看到了，后来还为此和我父亲开玩笑呢。不过从这件事上看，那时医患关系是何等朴实呀！

   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进了医院，基本延续了父母的行医传统对工作、对病人认真负责。那时大医院门诊量还是很大，我们医院每天大概也要有两千多人次，到大医院看病还是很难的，由于这种供求关系医患关系还是比较平和。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民营医院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医疗器械药品回扣出现、政府给医院投资减少、各医院开始注意收入、医院之间竞争激烈、加上医疗保险、看病报销包干、媒体导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患者买药贵，看病贵问题的显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医患之间的平和关系，随之纠纷增加，医患的这种不平和关系频频在媒体出现，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社会上有“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的说法，完全暴露了这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

   2000年以后，原来的白衣天使就很少有正面形象在媒体上出现，可能只有在“非典”时期，及大型自然灾害面前才会有正面的报道了。

   至今，出现这种局面的确让人深思，医院要发展、医生要生存、百姓要看病，这些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呢？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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