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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让我给发个稿子

(2010-06-08 2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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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文中学

育英中学

操场

樊渝杰

北京

杂谈

分类: 中国足球评论

从巴黎的小树林想到北京汇文、育英的大操场

闵家胤

(写于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开幕前三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法国学者开车拉着我,行驶在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汽车突然从平整的地面向下,驶入一条灯光照明的长隧道。我非常诧异,询问开车的法国学者,为什么在这里平地开凿隧道,车辆从下面走。他手指指着上方,解释说:“上面有一片小树林,公路修到这里,不忍毁坏这片小树林,宁肯在下面开凿隧道。”我惊叹法国人的文化意识,不由得又想起我上中学的北京汇文中学和育英中学原先的大操场,差点要掉下眼泪。

    原先的汇文中学,就在现在北京火车站的位置,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北京搞十大建筑,毁了它的大操场和主楼修建北京火车站连同广场,剩下的几座楼还开办了125中学和丁香小学两所学校,可见它有多大。汇文原先的大操场包括一个标准足球场和田径场,南边一排7个篮球场,东边一个高质量篮球场和两个排球场,西边是可容两个班上体育课的体育馆,馆内也有一个室内篮球场。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校门紧闭,全校两千多学生同时在操场锻炼一节课,然后才开门放学。

    1952年国家取消私立中学,汇文中学改名北京二十六中。那时它有10个体育老师,各有所长,各带一个运动队。最了不起的是汇文的紫蔷薇篮球队,它打败华北代表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竟有六名运动健将级队员来自汇文。紫蔷薇的队员闵力援留校教体育,他的公子就是现在北京首钢男子篮球队教练闵鹿蕾。田径队也很了不起,队员都出自普通同学而非体育特长生,可是运动成绩水平很高。例如,汇文长跑名将彭耀,考入北京大学后,1958年在北大校运动会上创造的800米和1500米长跑记录,保持五十几年还没有人能打破。那时,这些体育明星在学校是最耀眼的,是大家崇拜的对象。

    我是1954年考入汇文中学(北京26中)的,在它原来的大操场上踢了三年球,练了三年长跑。1957年,我和同班同学樊渝杰相约,改换门庭考入育英中学高中部——北京65中。我们算是做对了,因为我们前脚一走,汇文的大操场就毁了。在育英的大操场,我们又踢了三年球,练了三年长跑。1960年我们毕业毕业高考离校,没想到,我们前脚一走,育英的大操场又毁了——被用来兴建景山中学。所以,我同樊渝杰可能是唯一的两个幸运儿,在汇文的大操场练了最后三年,又在育英的大操场练了最后三年。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樊渝杰终身从事体育工作,先在一外学德文,后来在北体大和德国科隆体院都拿了体育硕士学位,曾在深圳主编《体育大观园》杂志,晚年为一家德国公司推销塑料贴面运动场。我虽然走上文人学者道路,可是在汇文和育英两所学校的大操场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后来在大学的运动会上,每次都为系里拿三块奖牌,如今快七十岁了,身体仍然健壮。

    原来的育英中学高中部的大操场也是一个标准足球场,400米跑道,操场边上有跳高、跳远的沙坑,练球和铅球场。南面是一排篮球场和排球场。育英的大操场也是国家级运动员诞生的摇篮。足球名宿年维泗先上汇文,后上育英,1952年从育英足球场走向北京队、国家队,国家队主教练和中国足协主席。几年后,65中学生黄西培、张志良、汤志勇先后代表北京青年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赛,再往后金志扬和郭瑞龙双双从这里(北京65中)走向北京队,然后执教国安队国家队、深圳队。可惜,他们刚一走,65中的操场就被挤占了,建起了景山学校,当然就不大可能继续给国家输送足球运动员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最近这二十年是每下愈况,一次一次成了国殇,最后成了国耻。这次南非世界杯,我们十三亿人依然是外围看客。这种凄凉景象常常令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扼腕叹息。反思过去,我们汇文和育英的老校友们,只要一聚会,就会感慨:“假如汇文和育英的大操场没有毁,中国的足球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信你看:汇文中学在崇文区重建之后,40年没有足球场,可是90年代中国国家足球队里面,还是有4人是从汇文中学来的。他们是:高洪波、谢朝阳、南方和双印(队医)。众所周知,高洪波现任中国足球队主帅,有可能成为中国足球的中兴后主。让我们再问,假如汇文和育英的足球场没有毁,后来这几十年,它们会给国家输送多少优秀运动员?中国的足球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让我们再把反思的思绪向后延伸。汇文中学和育英中学都是北京的百年老校。育英中学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于1864年,汇文中学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教派用庚子赔款始建于1871年(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445页)。当初人家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目的不止是宣扬新教伦理和传授西方科学,还包括引入从古希腊(汇文的英文原始校名“Peking Academy”,直译“北京的柏拉图学园”)到近代美国把体育放在优先地位的教育传统,所以才修了那么大的操场。这些,当然起了很好的作用,本来还可以继续起好作用。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接管这两所名校的旧市委和旧中宣部的某些干部,脑子里对文化和教育的理解可能有偏颇——缺少“体育”这根弦,结果是轻易出此下策,毁操场建车站,毁操场建新校。后来,又嫌北京站小了,到公主坟那边建北京西站;又嫌景山中学窄了,到灯市口建宫殿式新校。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更深的反思就涉及到中国足球发展的模式:是走在中小学大力恢复和开展群众性足球运动,然后广泛选才的模式,还是走过早进俱乐部,过早专业化,过早削弱文化学习,然后拿钱去堆的模式?回顾汇文和育英过去成功的经验,回首中国足球过去20年一直走下坡路的教训,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正确答案。试想,倘若北京有几十所中学有足球场,倘若每省有几百所中学有足球场,倘若全国有几千所,几万所,甚至几十万所中学有足球场,中国足球能不振兴吗?中国还会陷在“从13亿人当中选不出11个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尴尬境地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有关当局和有关人士能从这些历史事实和反思中清醒,则中国教育幸甚,中国体育幸甚,中国足球幸甚!

 

作者:闵家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我老爸的中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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