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东的《上学记》
(2008-12-17 04: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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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入隧道,光线明显暗了下来。她照例又从后座站起来,伸出手去摸司机的耳朵,司机是她的父亲。
“快坐下!”父亲说。
“……”继续摸,不理。
“前面为什么会有一闪一闪的带箭头的绿灯啊?”她开始了例行的问话。
“那是提醒汽车要拐弯”,父亲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因为同样的问题,她每天都问。
“为什么要提醒拐弯啊?”
“因为车多,危险。”
“为什么有这么多车啊?”
“因为他们都要去上班”
“还要送小孩上幼儿园,对吗?”
“对”
“他们为什么要送小孩上幼儿园啊?”
“因为……”父亲接近崩溃。他觉得必须改变被动挨问的局面。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上幼儿园啊?”
“我也来上幼儿园,朋友多呀多开心,多开心!”这是她刚学的一首儿歌,用在这真的很贴切。
有车变道超车,他轻轻点刹,她一个趔趄,但手还拽着耳朵。
隧道出口堵车了。
他横跨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那里绑着一个藤制的小座椅,那是他的专座。母亲推车上了刘家窑桥,过了飞跃河,右拐五百米左右,就是他要去的幼儿园了。
飞跃河横穿整个新店。临河而居的人家几乎都认识这对母子。母亲是附近中学的老师,父亲是校长,相比较其他孩子,他的曝光率和知名度要高很多。仲春的早晨阳光很好,河面上漂浮着淡淡一层水雾,不时有人跟母亲打招呼。他紧紧抓着自行车座,有些激动,更多是紧张。
尽管嚷嚷着要上学很多天了,父母的很多同事老在他跟前挑逗说,这么大孩子还在家带弟弟?人家早上幼儿园了!他觉得有些受伤。
终于有一天,他在隔壁司马老师的教唆下,一笔一划写下“我要读书”四个字,贴在墙上,发出了高玉宝式的呐喊。
于是在比同龄孩子晚了一学期零一个月后,他终于可以上幼儿园了,但他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干什么,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忐忑不安。
2007年9月,行走在隧道里的她三岁三个月,幼儿园小班第三个星期开始。
1974年4月,坐在自行车上的他六岁三个月,这是他幼儿园的第一天。
她是他的女儿,叫和和;他是她的父亲,叫小擎。
出了隧道,就到了和和的幼儿园了。因为幼儿园门前在挖过街地道,部分路面围挡,送孩子的汽车只能停在快车道上,占据了很大一幅路面,而原本就不宽裕的人行道因为自行车、电动车的加入而越发混乱。
紧紧拽着父亲的和和此时再也顾不上问话了。好不容易蹭到墙根,他俩开始溜边,跨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栈桥,穿过一条狭窄的临时过道,在拒绝了一溜诸如少 儿美术班、围棋班、英语班、钢琴班之类的广告派送之后,终于站定在幼儿园院子里的父女俩长舒了一口气,和和也开始重新有了笑容。
袁老师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来,和和很自然地把手递了过去。他想起开学第一天,一个哭哭啼啼的男孩想跟爸妈回家,和和看到了,从自己的小包里掏出纸巾,递给小男孩擦眼泪。女儿对新环境的适应,那份淡定、从容和发自内心的快乐让父亲颇感意外,也深感欣慰。
袁老师的声音很脆很甜,父亲觉得跟女儿脆嫩的声音很像。他很想跟老师聊几句,问问孩子的情况,但又觉得那样会显得太过婆婆妈妈。他决定像个父亲,掉头就走。
眼前这三间坐北朝南的平房就是小擎的幼儿园了,隐映在金黄色的油菜之中,透过油菜往东看是个电灌站,隐约能听到抽水的马达声。他觉得那个红砖红瓦无人居住的房子很神秘,而这个除了门前有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之外,跟周围人家没多大区别的幼儿园,多少让他有些失望。
母亲刚停稳自行车,幼儿园老师就迎了上来,他感到有点面熟,母亲告诉他,那是吉老师。他这才想起来,父母曾带他去过他们家,吉老师的父亲是大队支书,他管他叫吉爷爷。
也就在他心里稍稍感到有些踏实的时候,一大群孩子从屋里冲了出来,将他和母亲团团围住,并且对着他指指点点,男孩女孩或咧嘴或抿嘴一齐对着他乐。他顿时慌张起来,他不明白他们笑什么,自己究竟哪儿出了差错,眼泪开始在眼睛里不停打转。
此时的阵势,小擎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下车了。母亲还急着要回去上课,只得强行把他从自行车座上抱下来,而他惟有死命地拽住自行车架,吉老师好言安慰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帮孩子的笑声更大了。
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这是他初始记忆中的第一次无比伤心的痛哭。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他始终认为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晚上学才招致别人的嘲笑 (他固执地认为那是嘲笑),因此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诸如上课、开会、活动,只要比别人晚到了,他就很不能适应和融入,因为他不知道在他到来之前发生过什么。
母亲最后是推着车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的,因为在安顿他的过程中,自行车被一个男孩放了气。那个男孩叫拥军,他有个双胞胎妹妹叫爱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