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缘何成为“事故多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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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我在长沙回北京的海航班机上习惯地翻阅报纸。当翻开《北京青年报》时，一个醒目的标题赫然闯进我的视线——《市民网上议政被拘县委书记丢官》。文章大意是：山东省高唐县人民医院医师王子峰，因职务关系多次听到患者抱怨工资、医保费总是拖延不发，感到唐县“这么好的经济，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于是在某日酒后，他在“百度贴吧高唐吧”里发帖说“高唐这么好的经济，怎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这是被贪官弄的”。没有想到的是，就因为这样的一篇帖子，几天后，他因涉嫌“侮辱”“诽谤”县委书记孙兰雨被高唐县公安局拘留20天，并与其他两名有着同样“罪名”的市民被打成“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作为反面教材在高唐电视台连续播出5天。
无独有偶，我迅速联想到今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一起事件：今年1月1日，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由于《法人》杂志社记者朱文娜女士发表的文章《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对其进行了负面报道，该县委书记竟然动用西丰县警察到法制日报社，以“涉嫌诽谤罪”拘传朱文娜，害得朱女士落荒而逃后，还亲自“挂帅”率领部署到北京抓捕孙女士。我不禁诧异，好一个牛气的县委书记,
何其嚣张，又何其愚蠢，居然公然挑战国家法制，他的力量和自信从何而来？我的朋友《法人》杂志总编辑王丰斌也或因此事牵连离开了杂志社。
随即，我以“县委书记”为关键词百度了一下，惊讶的发现第一页的大部分新闻都是在讲一些县委书记的“落马”史：蒙城县委书记孙孔文在任内，月均卖官受贿竟超过10万元，短短两年多疯狂敛财300多万元被查处；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收受巨额礼金被查处；四川犍为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受贿1804万被判死缓……
看到这些，我的心是十分沉重的，“县委书记”本是亲民的一线领导，建国来就有焦裕禄、孔繁森等杰出代表，而今缘何成为“事故多发区”？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受党的教育多年，肩负几万甚至几十万百姓冷暖重任的干部们纷纷落马？
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么些的县委书记“落马”，里面有县委书记个人党性觉悟和修养不高的原因，但最根源的是监管缺失的原因。这其实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问题——基层行政权力的监管缺失问题。按照现行体制，作为县域“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手中往往掌握着该县域最大的行政权力，掌握着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以及干部的提拔任用权。中国国家学院教授杜刚建曾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而与此同时，对这些基层干部的监管制度显得较为薄弱，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少部分县委书记才敢呼风唤雨，大兴“一言堂”作风。
常言道：“郡县治，天下治”。作为我国行政区域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县域在我们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县域管理“一把手”的县委书记，其党性修养、行政能力、工作作风，对一个县的发展至为重要。鉴于县委书记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科学地的分权和强化监督，比如说：扩大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积极发挥人大和人民政协的监督权力，正确行使人大对不称职政府官员的罢免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包括对重要领导干部任用，重要项目的确立等建议权；尽快在县一级建立“巡视制度”，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主要是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工作圈，还要将监督扩大到领导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及时把不称职的“一把手”从重要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
解决一个两个县委书记腐败案不难，难的是从制度上根除此类现象。我希望这个现象能得到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的解剖，找出民主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相信这一天，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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