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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在深圳文化大讲堂,我曾提到一个说法:“环境污染比战争更可怕!”
这绝非危言耸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存质量,空气、水、粮食的污染,使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在逐步丧失,而温室效应导致的南极北极的冰层融化,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如何化解这些接踵而至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迫在人类的眉睫了。
环保容易成为一种口号和附庸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环境污染是一个相对缓慢而隐性的杀手,温水煮青蛙,很容易让人麻痹和忽视,然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完全显性化时则成大患,如日本的“水俣病”,防微杜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手段,而具体落实要靠地方的执政能力。
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笔者的《哲夫文集》十卷本之后,笔者便弃小说而纪实,首部为《中国档案》,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高层决策写真》,上到毛泽东、周恩来,下到曲格平、解振华,归纳了中国环保从无到有的历史,可谓一部红色档案。下部为《新闻曝光的背后》,记录了淮河污染的进程与政府治理污染的决心和壮举(惜乎至今未遂),是为黑色档案,开宗明义曰:清者自清,人民祈盼“清官”。浊者自浊,中国拒绝“污吏”。
书中重新诠注“贪官污吏”一词———
为官一方,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贪求政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富不仁,超前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便是货真价实的贪官。为富一方却不能保一方环境之安全,污染了空气、水源、粮食、生态,使动物植物和老百姓不能健康生息繁衍,哪怕你披星戴月的勤勉,两袖清风的清廉,乃是名符其实的污吏。
跨世纪的今天,新“贪官污吏”之说,不仅不曾过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亦愈来愈被时下所关注,2007年第48期新华社《瞭望》周刊以《遏制人文生态的恶化》为题对笔者做了访谈,记者陈忠华这样写道:哲夫认为,一个地方执政者、执政官往往就能决定这个地方是好还是坏。从环保这个角度讲,“污吏”就是污染者,你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你把子孙后代的财富都消耗了,你就是一个“贪官”。“在南方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城市,环保世纪行的一路记者发现了一条严重污染的河流,河水黑得像墨汁一样,奇臭无比。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二天大部队去了之后,水竟然一夜之间就变清了。”说明水污染是可以治理的。
“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注重政绩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既可以发展,又可以不污染环境的办法。医生不能光看病,也要找到药方,中国有许多自主研发的无污染清洁型的新技术没有被重视起来,这都是药方。过好日子要有资源,怎样使一变成二、二变成三,就要靠方法、靠科学。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文化。”
谈论环保呼唤环保,涉及利益时又会忘记环保,“叶公好龙”式的执政理念时下仍突出存在,环境危机意识和相关执政能力的介入,还远远不足也不够。只有解决了各级地方官执政能力认识以及体制的导向,他们才会全力以赴与污染者做相关自身和民族生死的搏斗。
不过现在人人已经明白,如果继续掉以轻心下去,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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