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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治于未病之时已不可得
１、不要把具体问题抽象化
环境问题在当下许多领域都遭遇“贵为皇上”，“贱似乞丐”的尴尬境遇，宛若试图使“太湖蓝藻常态化”也似不得人心。最大的嫌疑是，环境污染也正在被某些人有意无意的忽略并进行常态化处理，暗示人们视污染为正常化并习惯成自然，就此把迫切需要解决的指向性很强的环境污染问题也纳入抽象而宏观的环保问题的冷宫――环境污染初起，其实十分具体，得不到当下应对见招拆招的具体处理，而积年累积成一个巨大而抽象的宏观环保问题，迄今还在继续把具体问题抽象化、宏观化并由此产生出一个巨大的悖论：不发展经济万万不可以，发展经济必然会污染环境，而环境污染治理是长期、艰巨、复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小平当年为什么会那样做?这张照片是最好的回答
曾几何时漓江污染，小平怒斥“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该关的关，该停的停，一句话救活一条江。
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断代意味着有更高形式的文明匆忙地从此一蹴而过，它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先天不足兼及后天失调的种种不足都会在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中国出现，证明历史发展传承性的疏密有致，间隔和空白或曰裂隙与间距的存在，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填充。时空不息如斩不断的水流，在这里拦截它，它还会在别处冒出来。正如宇宙大爆炸，你拦不住它，它不仅形成地球，还形成别的星，非此即彼。
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原始积累，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对低下对人文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压榨还有所舒缓。随着第二阶段也就是仿照他国技术阶段的到来，这种破坏和压榨的程度会愈演愈烈。物极必返，人心思治。大小相对，细节构成整体。无论是中国还是县乡，飞速发展的进程谁都无法回避这三个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资本的积累；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并不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就完全不存在。这一阶段发生的问题将是最多的，大的如环境污染，小的有各种违法和犯罪，等等。第二阶段的增长动力更大程度取决于对先进技术的模仿，这种模仿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具有前瞻性，是否可以有效地筛选出真正的世界先进技术而非淘汰或即将淘汰的技术，例如西方已经淘汰而我们国家正方兴未艾的大机焦冶炼技术，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因为改正起来很难，所以明知错误却拒不改正，还在准备继续污染下去，就是一个阿斗式的惨痛教训。第三阶段即再造人文生态和自主研发创新科技的时代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治国应运而生。一则再造良性人文生态的体系，二则以自主创新科技取代陈旧落后的仿照技术，兼得鱼与熊掌。窃以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结合部，长久的踟躇不前使中国处境相当的尬尴，各种“社会癌”和“生态癌”之所以经久不愈，盖因于此。
无庸讳疑的是，任何一个靠仿照他国技术吃饭的国家，都注定只能屈居于跟风的行列。这第三阶段是决定性的阶段，由于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成本比前两个阶段大得多，同时风险也大得多，因此，相对落后的，处于第一、第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处于第三阶段的先进国家的，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历已经证明这一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仍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是不以某些部门或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本该是现代化发展未雨绸缪的事，可是至今还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没有自主研发的科学技术的介入，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还会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科学发展观也难以落到实处。
施治于未病之时已不可得，治之于已病之身有无良方？当下中国究竟有没有什么过硬的自主研发的科学技术值得推广应用，以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悖的燃眉之急呢？这些自主研发的技术在中国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遭遇呢？这是笔者近年一直在追踪和思考的问题。
2、炼焦能不能不冒烟不污染？
随行的三晋环保行的李景平却说：人家三佳炼焦就不污染，连一丝丝烟都不冒！
连大机焦都免不了出焦装炉时冒黄烟，想要不冒一丝丝烟炼焦，听似天方夜谭，自然难以让人相信，扛将起来，便变更计划，驱车冒雨，前往介休。过办公楼而不入，径直驰往生产区。两排砖砌的延安窑洞一样连体的建筑物列队成阵，似些新砌的窑洞，巨无霸也似冷傲的烟囱连一缕烟尘也没有，剃了光头一般齐茬儿干净，似乎没有生产，而焦炉却在炼焦。
三晋环保行的团长郭忠烈告诉我：美国人解决不了强致癌物苯并芘的排放超标，炭化室大到几百吨的大机焦也几乎被美国政府全部拿下民，可人家三佳炉根本就测不出苯并芘。别看炉子外表土，技术先进的让美国佬吃惊，派专家到三佳蹲点研究炉子，照猫画虎拿回去学着做，可是不行，核心技术那能让他们轻易学走……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让你不能不信。
权威部门多次对三佳ST96型清洁型热回收焦炉进行过严格监测，得出的数据是：ST96型清洁型热回收焦炉，颗粒物排放量的平均值为0.40kg/t，二氧化硫排放量平均值为1.54
kg/t，硫化氢的排放量平均值为0.64kg/t,多次监测指标全部符合并优于国家的各项环保标准。煤焦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强致癌物笨并芘，国家的标准是0.020kg/t,我们现在的大机焦在炼焦过程中产生的苯并芘远远高出这个标准几倍十几倍,而三佳的ST96型清洁型焦炉的强致癌物笨并芘的排放量几乎测不到，近乎于零。废水循环使用，零排放。炼焦过程中的热能发了电，充分利用了资源。这种炉子具有不污染、耗煤少、结焦率高、建设费用和炼焦成本低的优势。
山西省环保局的专家王景龙告诉我说：为什么大机焦污染严重而三佳的炼焦炉却不污染呢？原因是传统炼焦炉是正压冶炼，烟气从缝隙中往外喷，而三佳炉却是负压冶炼，往里吸空气，在冶炼过程中把有害物质转换成热能发了电，这是在原理上完全相反的两种不同的技术。许多发达国家解决不了的世界难题让三佳解决了。可遗憾的是相关管理部门和那些知识老化的专家对已经熟透并即将淘汰或已经淘汰的国外技术青眼有加，
3、太湖和滇池蓝藻是否可治可速治？
被誉为蓝藻克星的三爱公司董事长刘光钊是国际著名水处理专家、国际水协理事，他于1983年移民澳大利亚，时年４０多岁，先在澳洲学水处理，后游学２６个国家，收集先进技术工艺，经过一番中西结合的技术改造与提升，在澳洲组建三爱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在国外设计建设了58家污水处理厂和８个大中型湖泊水库及流域的综合治理。之所以加回国，是因为中国水污染日趋严重，一则以赤子之心，二则乃恃才自傲，以为凭自己的枝术，也就是三拳两脚的事，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在中国建三个治污样板——江河湖海综合治理、城市污水治理、工业污水治理，待三个样板建成见效，他就回澳与家人团聚。
15年前满怀报国之心，带着自己的水污染治理技术意气风发的回到中国，回上海组建了三爱公司，开宗明义曰：“爱国、爱家、爱人”，“爱天、爱地、爱水”。那时他天真的以为用世界先进的水污染治理技术，只须要九年时间，就可以还江河湖泽以清澈美丽。殊不知，世事难料，中国的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等着他的竟是碰壁连连，是非多多，懊恼不断。
两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64岁的老人，虽然精神仍然抖擞，余勇仍然可圈可点，却不复当年的英挺孔武。这些年他花掉了八千万积蓄，卖掉了公司的房子、卖掉了自己的污水处理厂，欠下了一屁股外债不说，还老大了年纪，抛散了妻儿与骨肉，成了形影相吊的伶仃一人，光棍一条，唯一剩下的是几项水污染治理技术和一腔还在沸腾的热血。
要命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这是他的感慨。1999年云南世博会前夕，刘光钊临危受命治理已经是劣五类水质，被昆明人称为“公共厕所”的滇池草海，要求“水清２０天应急处理”。只用了几天功夫的治理，据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报告：投药后两小时开始显效，水体透明度从０．４米提高到０．９米。投药后未发现试验区内７种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出现异常。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谢振华视察之后，首肯了“三爱”中西结合治滇好。遗憾的是云南省长李嘉廷有个治滇理念：“滇池污染不是本届政府造成的，所以治理也不是本届政府能完成的。”他空有技术，却没人给他机会。2001年他竞标滇池治理国际招标会，又不幸遭遇废标命运。另一个样板是南京玄武湖，中国藻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刘志礼鉴定如下：未发现除抑藻剂有任何毒性，对玄武湖植物系统和动物系统无明显伤害。2004年，全国政协组织“保护长江万里行”，身为万里行专家组组长的刘光钊不惜出资300万元，博得了一个“保护长江万里行”的冠名权，他对当时有关方面提出的引江济太持异议：“引江济太可应急冲污，但不能长久清洁。再说长江水质已恶化（磷指标已超过太湖）。”他致信环保部门《别再糟蹋江河湖海了》：“用长江冲河湖之污的引江济太、引江济巢、引江济……的“换水”法是污染搬家，其恶果之一是咸潮入江。”刘光钊出资３００万元，旨在将长江之危广而告之，以唤起人们的绿色觉醒：“黄河脏了，长江可以救黄河，长江脏了，拿什么救长江？”
除藻技术是他的专利，采用天然抑藻材料（高效生物酶等），加上一定缓冲剂，制成圣Ａ－３缓冲综合型除藻剂。该药剂能使微囊藻中的囊细胞破裂死亡，同时消耗氮磷和其他养分，达到有效控制蓝藻生长的目的。治理后的水体有鱼虾生长，人可游泳。他的“江河湖海富营养化数字治理技术”及“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技术”等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也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国家法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不久前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召开的“2008中国水污染防治工程技术高层研讨会”上书面致辞说：“江河湖海富营养化数字治理技术”及“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技术”等水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是目前治理湖泊富营养化和城市污水急需的技术，对解决湖泊蓝藻问题、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做出积极贡献。
在水治理领域有“国军大换防”的说法，一些有牌子有背景的企业、研究机构，一个地方治不好，换一个地方照样接项目。“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人有多黑，水有多浊”，这是刘光钊的名言。他不断抨击治水体制、机制、法制：口号大于行动、体制造就九龙、技术严重落后、缺乏监督机制、缺席问责制，以致浪费了相当一部分治污资金或进了“四子“———败家子、逆子、瞎子、骗子腰包。人们说他为人太耿直，治水有一套，处事太迂拙！
刘光钊曾先后上书共和国的高层领导，对“生态癌”一说曾上书前总理朱镕基《滇池蓝藻可治，可快治，不必留给子孙治》，2007年又计对“滇池、太湖治理必须50-100年，最少也要200――30年”的论断上书温家宝总理“蓝藻可治，可速治，不必留给子孙治”。
经过多次实践和完善，刘光钊对自己的技术更加充满信心，几次给相关部门写信，要立军令奖在短期内治理好太湖和滇池。孤立而淡定，有充分科学和实践根据地提出3――5年治愈太湖、滇池，契合了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2012年太湖治理要求”。上边重视而下边却不以为然，反而招至的是同行的冷眼和不知究里者的非议。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４、也算小结
以上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淘汰的国外技术大量涌入中国，许多领先国际的自主创新的技术却沦落街头，任其自生自灭。这里不禁想问一个为什么？还想问：我们该怎么办？
有一点不容置疑，大机焦强致癌物笨并芘是无法解决的污染，而热回收清洁型焦炉节能增效且无污染，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似乎是很明白的事情。滇池是滇池的污染，太湖是太湖的污染，具体问题当下处理，绝不搪塞推诿，你刘光钊有专利技术，还敢立军令状，那就不拘一格排除干扰给你一个治理的机会。新账新算，老账老算，清掉一笔就是一笔。
生死存亡，时不我待，再也不能动辄把新账归入老账，把具体归入抽象，将不正常当成正常，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只见土地不见粮食，坐在麦垛上，却饿死了自己！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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