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校台湾清华大学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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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台湾清华大学的感想
岳南按:以下为岳南答复中国科学报记者的原稿,刊出时有删节。
问: 你刚刚驻校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驻校作家,首先请您谈谈这一年来你从事的工作。
答: 去年秋间,我由北京赴台湾新竹市清华大学任驻校作家,主聘单位是该校教务处下属的写作中心,因而我到校后既要听命于写作中心,还要听命于教务处安排。除了写作中心,教务处还下设了一下直属单位叫通识教育中心,我驻校期间,大而言之是由这两个中心联合组织规模较大的对校内外师生与民众的演讲会,小而言之,则在写作中心为各年级的文学爱好者开设创作课。大的演讲每次听众约几百到几十不等,小的授课一般保持在十来个人左右。一年中,大的演讲共进行了八次,小的约二十次左右。――这是校内规定必须要做的事情。
除了演讲和授课,我自己的写作任务是撰写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传记,暂名《梅贻琦大传》。为了这个书的写作,我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到搜集材料和研判材料上,初步估计到今年年底出版。
问:你对驻校作家这种做法如何评价?对学生的作用如何?对学校的文学氛围的作用如何?对你自身的创作又如何?
答:就个人角度看,这种做法还是好的,现在要到名牌大学当个老师,非博士学位不可,但就国内的作家本身条件来说,一是学历相对低,二是讲课水平不高,通俗点说就是嘴巴子不太灵活。但作家的长处在于有相当的写作经验,也有作品和一定的社会名声,在当下体制硬性规定不能进入学校长期为师的情况下,以“驻校作家”的身份进入是个很好的选择,也算是巧妙地绕开了非博士不能进校的官方硬性规定,这个权衡通融的方法,无论是学校、教育部还是校内师生都能接受。
向学校图书馆捐赠新出作品《南渡北归》
作家进入学校后自然要担当教学或与师生交流的任务,但与校内教授不同的是,作家的教
学不属于常规而属于另类,交流起来也比较随便,如果情绪上来,有些掏心窝子的话或不
合时宜的话也一并端上来,如此做法虽有些鲁莽或不合时宜,中者却有一种新鲜感,受到的刺激也就会不同。这是平面上说,真正要谈起文学创作这一块儿,因为作家对生活有切肤的感受和体会,演讲的写作构思、技巧、表达方法等等也会较切合实际,且是容易为学生接受并可具体学习、模仿和操作的。――这是大学教授所不易达到的。有人说大学不培养作家只培养理论家,此话是有道理的。只有把作家请进校园,以教授的身份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口传身授,新的作家就有可能产生,至少学生们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上会有所长进。
问:国内驻校作家制度自2003年创办以来,已有10年历史,也有十几所大学对此进行探索,你对国内的情况有了解吗?如何评价?
答:我对国内的驻校作家制度不了解,此前曾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儿,只是到了台湾才听说有这么一个名词称为“驻校作家”。
问:你觉得海外(包括台湾地区)的驻校制度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启示?
答:我入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驻校之前,他们已经有了“驻校艺术家”、“驻校作家”等职称和人员,驻校艺术家是学校艺术中心聘请的,一般是一年一聘,也有二至三年的,有男有女,但多数是海归。我赴台之前,新竹国立清华的“驻校作家”是一个叫龙应台的女同志,后来她到台湾马英九政府做官了,听说还当了“文化部长”,她离校后空了一段时间,我去后就算补了这个缺儿。
就我所知,现在台湾高校的“驻校艺术家”与“驻校作家”已形成了一种常态或说常规,凡是有点名气的国立大学都会有这样的职位和人员进入,就连金门大学也有驻校作家,台籍诗人郑愁予就是其中之一个。在台湾,因为驻校作家或艺术家属于学校教员中的一种特别职称和职位,聘请的学校要发相当于教授或更高的博士生导师的薪水给作家或艺术家,每月要支付十几万新台币,规模小的大学或私立学校可能处于支付薪水的压力,聘请的各种“家”,比起国立大学要少得多。
据说“驻校作家”这个名词和职位是从美国或西欧发源的,后来传到了东方渐渐被港台所用,渐次又传到了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没有做专题研究。但就台湾来说,早些年曾邀请过莫言、王安忆等陆客赴台做过台北市“驻市作家”,这个做法已远远超出“驻校”这个范围了。
1,港台地区所聘的“驻校作家”大多都是境外的,而大陆高校所聘作家与艺术家大多是家门口的;
2,港台所聘作家大多都是吃、住在学校,平时与师生一道吃大、小食堂,或带一帮师生到外面饭馆喝酒吃饭,租住学校的公寓,租住费一般在四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个钱要驻校作家自己掏,你要是想省点就租住小的房子,要是摆一下谱,就租大的房子,价格不一样,就新竹国立清华大学来说,大的公寓约为六千人民币,这个钱还是由教务处补贴之后的数目,如果全部自己掏,需要八千元人民币左右。大陆所聘作家多数是在校中有一小房子,基本不收费,这个不收费的房子,作为驻校作家也不会常住,一般都是回家中由老婆做饭、晚上在家中陪老婆睡觉(个别也可能陪二奶小三儿或女博士等,这个事因为没有重庆赵红霞那样的英雄女子来潜伏并亲自试枪,同时拍下视频,现在可忽略不计);
3,港台高校的教职员、学生、环境、文化氛围等,令驻校作家感到陌生、新鲜、好奇、刺激。反之,他们对驻校作家也有如此的感受,特别是语言与生活习惯等;
4,大陆高校的驻校作家对学校的一切可能比在职教职员和学生还要熟悉,比如哪一个墙角有个老鼠洞,每晚爬出几只中耗子、小耗子,这只耗子是公是母,它爹娘是谁,有没有婚外情或二奶小三等都可能了如指掌,教职员之间与驻校作家可以捹着脖子搂着腰互称大哥老弟,甚至还可能在校园内像威虎山的老虎厅一样在座山雕手下排个座次,弄个八大金刚或十二炉匠啥的。反过来看对方, 也是如此。
从港台与大陆所聘作家的不同理念与制度,即可见出高低之分,亦可预知对学校和师生产生的正能量谁多谁少了。
就上述二者相较,我认为大陆高校要聘请作家驻校,可按上中下三策来办理:
1,上策要聘请境外人氏;
2,中策是南北或东西对聘,也就是说不要聘家门口的大哥二婶三嫂子五大娘,那怕所聘的作家名气小一点,也要聘地理位置与生活习俗远、差异大、作品风格独特一点的人氏;
3,下策是聘请小圈子中的七大姑八大姨十二妗子三十四老娘,如此做法的好处是酒桌上一团和气, 坏处是酒气散尽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以上的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和浅见,不一定对,请各高校与驻校的方家同志赐教。
中国科学报连接:-- 岳南:我当驻校作家这一年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3/1/268935.shtm?id=268935
對清華大學最近在「科學」與「自然」雜誌發表文章的感想
馮達旋
國立清華大學資深副校長
假如在短時期之內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不關心的情勢不能很快改善的話,台灣的頂尖大學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只能在「小池釣小魚」。這將是台灣,也是台灣頂尖大學在21世紀內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昨天,2013年正月24號,全球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同時發表了兩篇有國立清華大學同仁為作者的重要基礎科學發現的論文。一篇是由化學系的王素蘭教授所領導的七位研究生及三位外校合作者的大團隊關於「超大孔徑的無機合成」的突破。另一篇是由物理系的劉怡維副教授與他的博士生參加的一個巨型國際合作對「質子半徑之謎」,這個似乎對基本物理有可能挑戰的進一步探討。
在2012年,清華大學總共發表了四篇在頂尖期刊由清華大學教授主導的論文。兩篇是發表在全球頂尖期刊「自然」(NATURE)。它們是由生命科學院的潘榮隆及孫玉珠二教授領導的團隊所發表關於「蛋白分子」的突破,及原子科學院的陳福榮教授所發表關於三維顯微學的突破。另外兩篇是發表在「科學」。它們是由生命科學院的江安世敎授領導的國際團隊所發表關於「長期記憶所需的新生蛋白質」的突破及物理系果尚志教授領導的國際團隊所發表關於「納米雷射」的突破。這一系列的重要科技成果來自清華大學的各角落給人們有「百花齊放」的味道。它也給了我一個新角度來思考清華理工研究的全球策略。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這幾位教授所唸的大學,除了陳福榮教授以外,都不是清華大學。江安世教授來自中興大學。果尚志教授來自交通大學。潘榮隆與孫玉珠二教授各別來自台灣大學與中原大學。劉怡維教授來自成功大學。王素蘭教授來自師範大學。這個雖然比起美國一流大學的教授不止是來自不同的本科大學,他們甚至是來自不同國家,尚有一大段距離,但對台灣的現況來說,這的確已經可以令人鼓舞的。我認為這表示在招聘新教授時,清華大學遴選委員會似乎沒有把「校友」當作一重要條件之一。
從校內同事之間關係來考量,因為大家學歷不同,同事之間就很自然會以「專業交往」為上。我想大家很容易能想到研究的突破不止是來自卓越的團隊,它也必須是來自直接或間接不同思維的沖擊與挑戰!這正如古人所說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同事之間有過份親密的朋友關係,由其是來自小、中、大學同學的關係,就很容易會減低互相學術研究評價的嚴格或挑剔性。更不理想的是研究團隊會形成不健康的「子弟兵」趨勢。從辦一流研究型大學的角度來看,大學必定要避免「子弟兵」文化的形成。我甚至敢說這是必須的。眾所週知,這兩種趨勢都是對發展卓越研究有致命的可能。
最近我們非常欣慰的看到物理系同仁的努力,甚至可以說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招聘了兩位來自西班牙與德國的教授。我覺得此舉無論是對卓越研究或是對同事之間應該有的專業關係,都可說是邁進了另一大步。從大學行政角度看來,這種行動是必須要加以肯定的。
其次我注意到的是這七位教授,都已經有十多到二十多年完全在清華的研究與教學經驗。他們專業的生涯幾乎可以說從「嫰薑」到「辣薑」都是在清華奮鬥過來的。陳福榮教授是在1990年參加清華的團隊。江安世1992年。果尚志1997年。潘榮隆1983年。孫玉珠2000年(她來之前在中興大學已經是副教授了)。王素蘭1986年。劉怡維副教授是2001年以助理教授身份參加清華教員的團隊。
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六位現在已經有領導身份的教授都是第一次在「科學」與「自然」露臉!他們各別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生涯,都有「過三關,斬六將」的經驗,都與國內與國際同仁合作與競爭過。這回他們在這兩頂尖期刊露臉,我的推斥這是他們科學生涯新的一頁。我們完全可以從中預期到未來的幾十年,除非中華民國政府支持研究上有基本上的變卦,這批清華的同仁一定可以有更大的成就。當然從我這兩年與眾多清華同仁交往的經驗來看,學校內有的是「臥虎藏龍」。例如,最近在材料科學頂尖的期刊「前瞻功能材料」(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除了劉怡維教授以外,其他六位都可說都親眼看到在台灣的科學研究,清華也非例外,從初期到今天漸趨成熟,從信心不足的80年代到今天21世紀有信心的境界。例如潘與孫的工作,假如沒有他倆對科學的深度認識與內涵自信,無窮勇氣與耐心,沒有由兩岸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建立幾乎有一世紀大學對學術的嚴謹要求和漫延深厚的文化,沒有國科會出巨款在日本SPRING8樹立兩條研究線,沒有就在清華大學傍邊有世界一流的同步輻射巨型儀器,是不可能完成的。
最近發表在「自然」與「科學」期刊的每個研究課題都是「大題目」,都是經過長期,大多數超過十年到二十年的努力的結果。在這過程中,清華的同仁肯定面臨許多失敗的經驗!經過他們長期與全球性的熬煉,我敢說我們已經可以洞悉到「大師」的初步形成。正如我說,在清華大學有這些年紀與經驗的優秀教授大有其人。更重要的是這批教授都有機會成為他們各別領域同時有全球思維的大師。這批在校內的現在或將來的「大師」一定可以培養下一代的大師!
我們最近在清華大學校內常提到抗戰時代「西南聯大」是世界級大學的基本原因是該校有「過剩」,也就是有非常多的大師。今天假如在清華有一批全球公認的大師,我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清華大學可以達到這個境界,那以他們的存在完全可以讓清華招聘頂尖的年輕教授,吸引世界一流的本部生,研究生與博士後。在這些極有深度又有全球視野的大師嚴格培養或薰陶出來的年青人才可以步入社會,國家甚至全球去推動經濟、文化與政治的發展。因為歲月不留人,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認真考慮與規劃再過十到二十年,誰可以成為大師的接棒人!
一提到接棒人,問題就來了。首先我們必須要問的是這一批極優秀的教授在清華是甚麼挑選出來的?眾所週知,優秀人才必須要從龐大的人才庫去選拔。一個最好的比喻就是只有在汪洋大海中才能釣到大魚。在小池內只能釣小魚。在60與70年代,有大批台灣優秀的學子出國留學與就業。到80與90年代,這一批在海外非常優秀的人才,雖然不能說是形成「汪洋大海」,
我膽敢說此新的湖或大海必須包括就在台灣週邊的中國大陸與印度這兩個擁有世界百分之40人口的文明與教育大國。今天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的頂尖大學的校園內,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來自中國大陸與印度的優秀教授。我覺得台灣本身堷養出來的學子也應該被「拋進」湖與洋內去,讓他們與全球大魚競爭。這樣我覺得才能讓台灣自已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跨入世界頂尖人才的圈子中。我認為這才是台灣要在21世紀能在亞洲創造出教育的「小巨國」的藍圖。
但是,今天因為種種政治(中國大陸)與社會不關心(印度)的原因,這兩個新的大湖與汪洋大海至少在目前不能成為台灣可釣大魚的湖或海。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清華大學以「天下為己任」的辦學理念,在這兩年來承受了台灣政府的要求以全方位的策略,包括教育,文化,甚至商業,與印度交往。
假如在短時期之內台灣的政治與社會不關心的情勢不能很快改善的話,台灣的頂尖大學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只能在「小池釣小魚」。這將是台灣,也是台灣頂尖大學在21世紀內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Da Hsuan Fe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Global Strateg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資深副校長
(全球策略與企劃研考)
國立清華大學
http://my.nthu.edu.tw/~secwww/vicepresident/vicepresident.html
附件三:
各位同仁:
看了我最近題到「子弟兵」文化對研究的負面影響的討論,好友也是精神導師楊福家院士(前復旦大學校長,也是現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的Chancellor)轉寄了他與復旦大學前校長,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著名的科學暨敎育家,已故的謝希德敎授合寫的一文給我。文章的題目是「盡快改變"近親繁殖"的師資結構」。
此文除了指出研究型大學存在的一弊病以外,更重要的是文章是32年前,1980年發表的。那時大陸四人幚只倒台了三年左右。寫這樣的文章是需要有一定的視野與勇氣!
值得一讀!
馮達旋
尽快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
谢希德
(载于1980年10月6日《文汇报》,
1980年12月《新华月报》转载)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师资队伍中大量聚集着本系科学家、教授衍传下来的弟子门生,教师处在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科研和培养学科接班人的工作。这种“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在科学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继承传统的特色,形成学术流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了。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同学科综合交错,相互渗透,产生出大量新兴边缘学科的新情况,重大科研成果大多是依靠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人相互协作和从事同一课题的各学派互相讨论,取长补短,才获得成功的。在此情况下,科学家纷纷越出单位、系科、国界,出现了很多协作、交流的佳事。例如,德国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和法国生物学家鲁亦尔在美国合作证明了脱氧核糖核酸是遗传基因;英国剑桥大学开文迪士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美国遗传学家华特生共同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脱氧核糖核酸的机构,他们的成功,揭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崭新一页。现代控制论则是数学家维纳和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塔尔合作提出的,而这一思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哈佛大学饭桌讨论会上形成的,参加讨论的有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医学、心里等各方面的专家。
根据科学发展的特点,发现原子核并指导培养过九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杰出科学家卢瑟福,提出了科学是群众创造的,是国际性的这一观点,他认为:“科学家不是依赖于个人的思想,而是综合了几千人的智慧”,“科学是不分国家、民族、信仰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他在领导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开文迪士实验室期间,吸收了大量外国学者,对于不论来自何国、何方,曾由什么人培养过的人,均一视同仁,发现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协同工作。对于自己培养的学生,即使优秀者也很少留下工作,而是输送出去,在校外作出成就以后再聘请他回来任教。这种作法使这个实验室取得了不少成就,成为同类研究机构之冠。当代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研究单位一般都保持了这种开放的风格。丹麦的玻尔研究所曾造就了美苏日各国新秀,几乎左右了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的发展,这个所的科研人员中一半以上是国外来的短期访问者,一般只工作1至2年就调换。日本东京大学原子核物理研究所除技术人员固定以外,科研人员都是不固定的,每人工作5到7年,到期必须离开,日本有名望的核物理学家几乎都在该所工作过。西德由四所大学联合办起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则规定正所长也必须从外单位聘请,任期五年,到期必换,以防止墨守成规。由于人员的大幅度流通和合作开放政策,这些教学研究单位得以网罗大批科学精华,学术思想活跃,空气始终保持新鲜,促进了各种不同学科和学术流派的交流、渗透,结出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同时,学校里由于有多种学派教师讲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面各有千秋,培养出来的学生接触面广,思路开阔,更富于创造精神。
相比之下,我国家族式、半封闭式的师资队伍结构就显得落后了。因为,纵然本系科的专家、教授水平很高,传业有方,但个人的学识毕竟有限,长期在这种半封闭系统内工作,容易造成孤陋寡闻,头脑闭塞,思想凝固化。而且,这样的组织形式容易形成论资排辈,家长作风,滋长排外和本位主义,不利于发扬科学民族和开展协作交流,对于出重大成果和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都是有妨碍的。以前,我们在宣传上常常喜欢用“几代同堂”的词汇来形容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现在,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了。
近几年来,我们高等学校在打破这种半封闭局面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派骨干教师去国外进修,当访问学者,请外校、外国学者来讲学,合作搞科研等等,但这种交流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留本校毕业生当助教的做法未根本改变,家族式的半封闭状态就不能破除。在有些单位里,非本校毕业生被看作不是嫡系,合不拢,门户之见还非常严重。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觉得除继续目前一些有效的措施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取消专职助教制,把大学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工厂、科研机关等单位。助教由研究生兼任,讲师从工厂、科研单位择优聘任。研究生正是精力最充沛阶段,一面学习,一面作辅导工作,有利于加深基础,提高水平。毕业生不留校作终身教师,打破了“铁饭碗”,更有利于人才流通,对毕业生来说,通过流动开阔眼界,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尽快提高自己。对学校来说,则可以吸收各种学派的优秀教师,活跃学术思想,提高整个师资队伍的水平。
这种做法在美国高等院校已普遍实行,但我们要做到还有种种阻力,由于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各校都不舍得把最优秀的学生输送出去。岂不知,这样做,看来是惜才,实际却是坑才。当代的国外杰出人才很少固定在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工作的,美国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丁,经历过5所大学、3家公司和海军研究所,研究横跨电工、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军事工程等多种领域,在贝尔实验室与两人合作发明晶体管,在伊利诺依大学与另两人合作提出超导微观理论。著名科学家海森堡学生时代就开始活动于国内外的科学中心之间,在当代第一流大师们的不同指导下成熟很快,24岁创立量子力学,26岁担任教授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事实证明,通过流动、汲取各个学科中心、各个学派的经验,这对于人才的培养成长有重要作用。真正爱惜得意门生,就应让他们毕业后远离母校,闯出新天地,才能有所建树,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然,打破“近亲繁殖”的队伍结构,不等于不需要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继承性。在研究生中留少量师资,聘任在校外作出成就的本校毕业生,同时,有计划地吸收大量国外学者,共同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既能发挥传统特色,又能吸收各方的优点长处,这样的队伍结构,对于发展教育、科学事业肯定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Da Hsuan Fe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Global Strateg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資深副校長
(全球策略與企劃研考)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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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湯銘哲東海大學校長就職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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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博雅敎育的一點淺見
馮達旋
湯銘哲校長,葉芳柏代理校長,各位東海大學校董,各位佳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安,大家好。
今天與會佳賓如雲,很多人的成就遠超過我,也有許多人對東海大學的認識與貢獻遠大於我!我被賦予這麼大的榮耀,站在這裡跟各位說幾句話,真的有點不好意思。不過既然湯校長這麼看得起我,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我還記得,去年當東海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在全國公開宣佈貴校校長職位空缺時,我曾對自己說:「我這五年在台灣所認識的人當中,要比銘哲更適合當東海校長的人,可真不容易找到呀!」沒想到,在今天這個場合中,我非常高興我個人的想法竟然與遴選委員會起了共嗚。
前天晩上,我在牀上翻來覆去,想來想去我該說些什麼話才不會令今天諸位感到浪費了您們寶貴時間。早上起來時,我上網打開東海大學的網頁,希望從中能找到一些靈感。我一打開就看到「東大頭條新聞」關於「博雅書院領導與創意講堂」。看到博雅書院這四個字,我立刻想到銘哲常提到並在成大擔任教務長時全力在大學內推動博雅觀念。
兩星期前,這還是銘哲兄請我今天來獻醜之前,我在清華邀請了東海大學的前校長─程海東兄與東海大學的一位重量級校友─劉全生兄吃飯。全生兄是我們物理學的前輩,不是因為他年紀大,而是他成名得早!吃飯時,他倆就不停對我灌輸「博雅」教育的重要性。我聽來聽去聽不懂。最後我儍兮兮的問他倆,「博雅」
那天早上,我再次在網頁上看到「博雅」這兩個字映入我的眼簾時,我就聯想到海東兄與全生兄的話,我忽然了解我為什麼今天會有機會到東海大學來講幾句話。
四十多年前,我以一個十八歲的「懵懂」小子到了美國新澤西州麥迪遜(Madison)巿的一所當時對亞洲說來不能說是知名的Drew大學去上學。我去的一個重要考量是該校是唯一給了我獎學金的學校,同時也允許我在學校的餐廳的廚房洗碗,賺點生活費。說老實話,當我首次踏入到那如花園一般的校園時,我並沒有激動的感覺。我甚至可說是心頭一沉。
Drew大學就是普遍在美國所謂的Liberal
Arts College,
在那個年代不少來自香港的青年學子都是到這一類型的大學求學。很多日後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例如1998年物理諾貝爾獎得主崔琦博士
另外,我在新加坡唸中學時,因為很早就被分進「理科班」,所以當要選課時,我就興致勃勃地認為我要修「大一化學」、大二程度的「力學」與「熱力學」(因為我自以為我已經學完大一的物理),還有「高等微積分」(因為我自以為我對大一的微積分已經有一定的熟悉了)等等的課程。文科方面,了不起就是唸唸英文,補補我語言的不足。我記得當我選課時,工作人員立刻問我,「你和你的指導老師(advisor)談過你的課程嗎?」我當時為之一楞。這位工作人員很耐心的告訴我我的指導老師是物理系的系主任,John
Ollom博士。
大家別以為Drew大學的物理系是好像今天東海或清華的物理系,有幾十位教授。當時這個物理系只有一位系主任,一位技術員與三位「半職」(half-time)的教授。
當我把我要選的課告訴Ollom博士時,他的回答今天仍舊是我的座右銘,也是我對「博雅」多年來所下的定義。他用溫文儒雅的語氣對我說:「
我後來才知道我這個導師Ollom先生是來自美國非常窮的西維珍尼亞州的「臥虎藏龍」。他的父母都是窮人。他的博士學位是在哈佛大學跟隨諾貝爾獎得主,也是有現代磁學之父之稱的John
van Vleck
女仕們,先生們,那四年在Drew大學的確深深的影響了我一生。我的四年「博雅」教育就是在Ollom博士給我的座右銘的基礎之下完成的。那四年裡,我唸的每一門課,無論是宗教學或者是哲學或者是量子力學,以及包括以後我一生每次我聽一場演講,每次我讀一篇社論,每次我看一本書,每次我寫一篇文章,每次我進行一次演講,包括這次,我敢說都是在「博雅」(Liberal
Arts)
原來「博雅」不止是行動,不止是課程,不止是學習過程。最重要的它是一種「心靈的思維」。這種思維會一輩子陪伴著你!我膽敢說全美國幾百所的博雅學院,都是以「心靈的思維」作為博雅教育的目標!
今天,因為全球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的轉變,台灣高等教育的宗旨與運行方式都是被社會質問與挑戰。可以說它是站在一個十字路口。雖然現在有許多聲音要求教育把博雅從旁門變主流,但是台灣今天教育界領導沒有我前面提到的親身的經驗,要滿足此要求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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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感覺到這種「心靈的思維」的博雅教育在台灣可說最多是初步的,或者是缺乏的。這也是為什麼我感到激動當我看到東海大學六十多年前建校的宗旨,就是在台灣樹立「心靈的思維」的博雅教育。毫無疑問,就是在東海大學優秀的博雅環境之下才能培養出如杜維明及劉全生這些各行各業大師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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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校長﹐恭喜啊﹗
Da Hsuan Fe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Global Strateg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member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資深副校長
(全球策略與企劃研考)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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