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岳南《1937-1984》有感

                                                            文/蠢蠢的鱼

    读岳南先生的书应该是从很久以前开始的，而且读了很多，除了南越王墓的那本和孙膑兵法的那本都读过。那时候很喜欢岳南先生的书，只要见到，每每会买回来，就像收集某种藏品。
    大约两年前，我购到岳南先生的一本《陈寅恪与傅斯年》，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岳南先生开始把他的注意力由古代转向近现代，而且对象是那个年代的文人们，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大师”的那一群人。
    但说实话，那本《陈寅恪与傅斯年》我并未感觉好在哪里！通篇读完，两位主人公留给我的印象竟然是这样：一、陈寅恪的学问很大，但看上去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恐怕只有天晓得他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二、傅斯年压根就不是个学者，只是个政治人物。
    毫无疑问，陈、傅两位大师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但岳南先生把一本传记体的书写成这个样子，恐怕只能说是失败的吧！
    随后就又见到了这本《1937-1984》。应该说，这本书，我是带着对岳南先生的信任买的。我想，《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失败可能只是岳南先生的一时失手，也许这一本他会卷土重来。但事实证明，我猜错了。
    在我看来，岳南先生就像在少林寺里苦战三位神僧的张无忌，正在堕入一个看不见的魔道。张无忌是因为心境未臻，岳南先生却让我不知其所以。
    很明显，按照岳南先生的初衷，这本《1937-1984》应该是写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大师的，但岳南先生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以至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笔，竟然大跑其题，围着李济、梁思永、胡适、金岳霖一班人等绕了几十万字的圈子，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这还是不是在为梁林二人作传。当然，李济等人作为梁林生活圈子里的那部分比较密切的人物，尤其也是那个时代的大师，出现在梁林二人的传记里并无不可，但个人窃以为，这并非他们成为某段故事主人公的理由。他们在本书中的出现，已经大大干扰了梁林二人的主人公地位。
    可能是岳南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把书的副标题改成了“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但落笔之初的基调已然无法更改，“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一句明显带着后补上去的痕迹。于是，这就造成了一个更大的败笔：画虎不成反类犬。
一个作家，当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笔（注意，仅仅是笔，而不是笔下的人物）时，就意味着失败的开始。
    所以，我只能说，这本《1937-1984》是失败的。进而，我也只能无奈地得出一个结论：岳南先生江郎才尽了。
    其实，我并非不能理解岳南先生犯下如此作家大忌的原因。那就是岳南先生太想以梁林二人为代表，表达自己对于那整整一代文人的景仰，同时对于迫害过他们的人给予深深的谴责。甚至我敢说，在岳南先生的潜意识里，后者的比重还要更大一些。
    于是，岳南先生开始把笔触（更准确点说，是思想）慢慢探向了一个共和国时代的“马肝问题”。至于什么是“马肝问题”，读过《史记·景帝本纪》的人大约都知道，这里不做详谈，同时，在目前宽松的舆论环境和信息资源的背景下，“马肝问题”已经不再会像景帝年间那么令人谈之色变了。但无疑的，岳南先生探讨的“马肝问题”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写作思路。这种干扰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跑题，其次，便是岳南先生对某些词语的使用。
    比如（试举一例），发生在1948年至1949年的那些城市易手。我并非一定要求岳南先生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些城市攻坚战的结果用“解放”这一类的词来描述，但我认为，岳南先生所使用的“沦陷”一词似乎也未必妥当。如果作者一定不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如我之前所写，“易手”二字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可遗憾，岳南先生还是坚决地选择了“沦陷”二字。
    我只能很遗憾地说，那个曾经让我为之倾倒的岳南先生，正在堕向一条魔障重重之路。我想，我可能不会再去购买和阅读岳南先生的书了。(文章来源：http://blog.bandao.cn/archive/90483/blogs-1306726.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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