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县私塾先生都教些啥 听听九旬老人怎么说

小时候，读过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旧时的私塾教育。近两年，在北京参与地方志编纂，对“私塾”颇感兴趣。

我的老家山东单县桑河村，在我小的时候，就常听村里老人们讲有关私塾的故事。故事过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私塾里的先生拿着戒尺，让犯了错误的学生伸出手来，然后用戒尺恨狠狠地抽打几下，告诫学生要知错就改。

私塾的规矩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学生不准顶撞先生，否则，就会遭到重罚。我村里有一位叫顺子的老人，今年82岁，顺子小时候就上过私塾。据顺子讲，私塾先生是他的爷爷，他因犯错误，常常挨打。有一年冬天，顺子为了减少戒尺敲打头部的疼痛，在头扣上一个大碗，然后，再戴上用厚厚的棉帽，系上帽带，就上学去了。因路上贪玩，上学迟到了。爷爷生气了，让顺子站在学生前面，拿出戒尺敲打头部，结果，藏在帽子里的秘密被爷爷发现了。爷爷把顺子的帽子摘下来，放到讲台上，顺子头上扣的大碗十分显眼，很多同学笑了起来，顺子没有在意，也笑了起来。这一笑，激恼了爷爷，于是，爷爷从头部拿下大碗，扔在了外面。碗，碎了，顺子也遭到了体罚。

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最重要的教育“载体”，从孔夫子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读书人是靠私塾、而不是政府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私塾，和现在的学校不同。旧时的私塾规模小、费用低，课程灵活，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孩子居多。学生少则一到二人，一般的私塾学生不超过20人，也有少数的私塾学生在超过三十人。

桑河村，在解放前，读私塾的不多，经过统计，也不过十几人人。别看这十几人，这个数字在周围的村庄算是最多的了。这些读过私塾的人，人人练的一手好毛笔字，每年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写春联，都少不了他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村里的马衍学老人，可以说是村子里书法“泰斗”，全村5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过他书写的春联。现在，我还依然清晰的记得，在他家的大门上，有老人书写的“农业学大寨”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旧时，到私塾读书的读书的孩子有富人子弟也有贫寒子弟，私塾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也有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三味书屋”就是属于私塾。小时候从语文课本上知道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三味书屋”就是晚清绍兴府城内的著名私塾，鲁迅12岁至17岁在此求学。他在作品中，常常提到小时候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情形，“三味书屋”也因此声名远播，广为人知。私塾多为蒙学程度，有的私塾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在我国私塾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旧时的固定教育模式。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私塾大先生，孔子在家乡山东曲阜开办私塾，让当地一些孩童受到了传统教育，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起到了巨大贡献。其实，只要追根溯源，就不难发现，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私塾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据《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私塾先生传授给学生的多是“四书五经”，要求达到会背诵。《往事漫忆》作者桑世合老先生在书中回忆了他的三次上学经历和私塾老师教学方法。“我村有一个公立小学，是四间堂屋，靠西头有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卧室，三间作为教室。屋西山中间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两边有一副对联，写着：革命尚末成功，同志尚需努力。遗像下面是一篇遗嘱。1934年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叫我去上学，村西头那时和我差不多的年龄的小孩都没有上学，我不愿意去，母亲就叫我堂姐（与我同岁）陪我一起去，我才勉强去了，堂姐只陪了我一天，从那以后我自己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上的小学后来改称为抗日小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日战争爆发，我四年制小学没有毕业，老师就不教了，我就辍学在家。到了1940年，我村又办了一处私塾学校，老师是本村的马止库先生，教的是‘四书五经’，上了一年半，又因杆子会解散了。1942年初陈蛮庄村有有人筹办私塾学校，并吃住在学校，教师是白寨的白思温先生。我又入了学，上到公历11月14日，日本鬼子拉网扫荡，修碉堡，并在村南修了碉堡，从此我又不能上学了。在这两年多的私塾里，我读完了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五经（诗、书、易、礼记、春秋）。私塾教学不分班级，教学生熟背诵，能合上书本会背诵，老师就往下教，也不开讲，只教念书歌。教几段能背会，往下再教，一本书全背会，就换另一本。”

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很多地方在私塾的基础上改制为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开始废除私塾制，推行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1952年9月至1954年，教育部指示包括私塾在内的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全部取消，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桑河小学就是在解放后建立的，是村子唯一“最高学府”了。（张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