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谢嘉幸教授在英国

谢嘉幸教授访谈录

01（连载）

2008年9月23-25日谢嘉幸教授参加了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的“2008全国音乐学博士论坛”,会议期间接受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生的采访。以下为该次采访的内容：

记  者：你所研究的领域有哪些，具有什么特点，目前您关注于什么课题？

谢老师：我硕士学位攻读的是音乐分析，博士学位攻读的是音乐美学，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音乐教育学，三个领域都有内在联系，我对它们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目前，学院让我们音乐研究所（我是所长）负责学院的学科规划工作，由于音乐学学科建设离不开这三个领域，因此我的学术兴趣和学院工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今天会议上我简单介绍了我研究的音乐美学，但实际上，我同时还关注音乐教育学与音乐学分析领域，我在中国音乐学院给研究生开了包含了《音乐学分析》、《音乐学专题研究》、《音乐教育文献导读》，以及本科的《音乐鉴赏与批评》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共同特点是，在符合各自学科规范及内容、突现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力求做到三个学科的融会贯通与有机结合。当然，这些年我更多关注音乐教育学，但即便是音乐教育的专题报告，我也力求将美学和音乐学分析融入其中。2006年我在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音乐学院和南佛罗里达大学所做的音乐教育学专题报告，就体现了这个特点，受到这些院校的教授及博士、硕士还有本科学生的欢迎。我的教学和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注重实践和学术的国际化，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从2003年开始，我连续7年带着我的研究生参加各类重要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学的国际会议，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英、美、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这些活动对整个音乐学的国际接轨起到了一些作用。目前我们正在策划和组织2010年在北京召开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以更有力地推动这一方面的发展。目前，我的一些研究课题，也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刚刚结项的课题《高等音乐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是北京市人才强教工程的拔尖人才项目，探讨了有关方面的诸多问题。当然，还有你们所感兴趣的《母亲音乐教育》工程。

记  者：您是母亲音乐教育的创始人，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产生了要创办关于“母亲音乐教育”这个课题的？同时，中国音乐学院也正式启动了“母亲音乐教育工程”，那么它将以什么方式或是形式在专业音乐学院中展开和实施呢？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

谢老师：我策划“母亲音乐教育”（“Mummusicing”），最初是由我个人的原因引起的。从小我的音乐是由我母亲带给我的，去年母亲节我在网上贴了一篇题为《为了那遥远的歌》的文章，它原是我为我父亲的回忆录《遥远的歌》作的序。我将它作母亲节献给病榻中母亲的礼物。其主要内容，谈的正是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篇短文引起很大的反响，母亲节那天新浪首页点击量超过24000，可见许多人对此是有共鸣的。后来，也就是到了圣诞节，我母亲终于抗不过病魔去世了。她的离开给我很大刺激，更使我强烈意识到母亲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老师，尤其是一个具有音乐素质的母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更大。关于这些你们可以在我的两个博客中了解到（新浪Blog、搜狐Blog），这就是我倡导母亲音乐教育的一些个人原因。当然，我创建母亲音乐教育还基于以下方面的理论思考：

       首先，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家传”很重要，但在音乐教育中大家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忽视了母亲的“家传”是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我们现在把培养和提高母亲的音乐文化素质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能补上这一缺环，以期音乐文化的传承能够由家庭来实现，而不仅仅依靠学校。

       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社会的生产对于社会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尤其是社会生产中的人口生产，但目前人类的人口生产设计是有问题的。在人口生产方面，我们现行的文化涉及一个悖论：人的生产（孩子）是私有的，但却没有任何一个购买单位来购买孩子，反而家庭要为孩子承担生活，教育的费用，生孩子养育孩子变成了是一种消费，而不是生产。造成的问题是社会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而产生的负面现象就是人口质量不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尤其是只是女性）选择不生育，因为生孩子不是社会劳动，没有社会的劳动价值。

       另一方面，随着当代社会在网络与媒体技术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人口的质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素，所以当下儿童早期教育都很受重视，但却很少人关注母亲。实际上，儿童最早接触的人是母亲，从最初的胎教到学前阶段，母亲的教育对于儿童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母亲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最大的。从音乐教育的角度看，母亲的音乐素质是孩子接受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母亲音乐教育应该从孩子负一岁开始，要培养孩子的音乐素养，首先就要培养母亲，从母亲的质量抓起，而不是从孩子，不是将孩子作为一个消费单位来培养他成才。

       最后，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80年代以来音乐学的发展，高等教育和社会需求是有一定关系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师资只有20万，零或负一岁到六岁的母亲却是九千万以上。这些母亲大多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音乐培训的，母亲音乐教育有很好的潜在市场基础。

       关于母亲音乐教育的开展形式和实施内容方面，母亲音乐教育的性质和形式都是属于早教，早教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幼儿园，另一部分是小学。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型教育，就是亲子教育（零到四岁教育），它涵盖在母亲音乐教育里面，亲子教育现在发展得非常好，但却缺乏对母亲的教育。因此，我们所设计的母亲音乐教育所涵盖的实施内容包括六门课程：第一门是“音乐教育导论”，第二门是“母亲音乐心理学”，在性质上两门课都是理论课程。前者属于社会哲学，后者属于心理学。然后第三门是“母亲音乐欣赏”，第四门是“母亲哼唱”，（我们把母亲的哼唱看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因为音乐是开启儿童心灵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把这部分看的很重要）。这两门是属于音乐课程。另外，第五门是“胎教”，第六门是“亲子活动”。这是两门实践课程。六门课程及其教材，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克服了“早教”和“亲子活动”仅仅把关注的目光着重于孩子的缺点。打一个比方，目前教育就响师范教育一样，学校教育只有抓住师范教育才能搞好，同样的，只有抓住母亲音乐教育，儿童教育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所以在音乐院校当中，它的前景是很大的，我个人认为可以在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系中设立母亲音乐教育专业，它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记  者：您是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去年年底您在“国际音乐智能教育研讨会”上指出“莫扎特效应”对强化儿童智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国内对于胎儿或婴幼儿的教育越发明显和重视，在社会中创立了一些关于提高儿童智力的连锁店，但是从音乐角度出发的几乎罕见，您认为未来的国内社会教育是否会关注到音乐对儿童智力教育这一实践层面？

谢老师：去年我们请了Gordon这个音乐教育家，他是号称全世界五大音乐教育家中唯一在世的一个音乐教育家，已经八十岁了。它是当代美国音乐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当然他不是响应“莫扎特效应”的人，他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而是认为音乐教育仅仅是培养音乐的能力，和其他各类的能力发展没有关系，Gordon的观点在美国很有代表性，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一定的道理，尤其在反对有些商人利用“莫扎特效应”进行炒作方面。但事实上音乐与其它方面还是有关系，不单在音乐开发人的综合潜能方面，还在音乐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以及人格修养方面，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指出的就是艺术教育在人格培养方面的作用。

记  者:：我们一直提倡把民族音乐融入到音乐教学当中，以民族音乐为基础构建学校音乐教育系统工程，但是在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当中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学生不喜欢音乐课本上的东西，更不喜欢我们的民族音乐。请问您是怎么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一现象的？我们应该如何将它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拉的更近一些呢？

谢老师：这个是民族音乐教育的问题。这里两层方面的问题，第一层是文化方面的，实际上文化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现象。文化不是一种逻辑的东西，它是由早期的偶然引起的必然过程，所以文化的生态就很容易的被破坏。比如说我们能看到一些“文化断裂”，现在我们的孩子不愿意吃家乡的土特产，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那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这样的饮食文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在国外也有一些很成功的经验。比如说匈牙利，它的民族音乐文化生态也曾经被破坏的相当厉害，匈牙利的上流社会在科达伊之前都不了解自己的音乐后来，柯达伊（和巴托克）搜集了8000多首民歌，重新把民族的音乐交给新一代，并在整个民族中恢复了自己的音乐，乃至匈牙利人把他当作“民族英雄”。

        柯达伊认为早期教育要强调民族音乐的学习，越早期越要强调民族性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教育层面的问题， 07年我在首尔讲学，当时我考察了韩国的几所大学，令我惊讶的是韩国高等音乐教育中教民族音乐的老师超过50%，而我们的师范教育中，教民族音乐的老师就很少，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教民族音乐可能还算是多的，有的师范院校根本就没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高师开的民族音乐课程是仅占总课时的3%，而他们占50%，这就是差距。其实学生的素质取决于老师的素质，高科技也罢，民族音乐教学也罢，老师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因此如何加强民族音乐需要一系列教育政策上的调整。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一个文件，是委托国际音乐理事会写的，题目就是《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推进》，这个文件就是强调多样化的保护。去年十月份在中国音乐学院承办了第32届音乐理事会和第2届世界音乐论坛，其中有8位中国学者做了关于这个方面的报告，今年我又在挪威发表了关于音乐多样化和音乐教育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个很全球化的问题，我们所谈论的都属于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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