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10月9日)早上为保罗.泰勒舞蹈团于香港举行的示范讲座做了一次主持人,得以近距离地观看舞团的排练和演出。可能平时看多了近期一些年轻编导编排的现代舞作品,大部分都是以精奇古怪的技巧动作取胜,突然重看保罗.泰勒的舞蹈,简单、大气、清晰而舒缓的结构,越发显出真正经典的份量。
在示范讲座和正式演出的场刊里,登载了一篇由保罗.泰勒亲自执笔的文章:〖我为什么创舞〗,娓娓道出这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便不断创作的编舞巨匠的心路历程。我看完整篇文章后,心里着实感动,觉得里面所描写的,可以让我们许多年青而有兴趣创作的朋友借鉴。
保罗.泰勒文章:我为什么编舞
为什么要编舞?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的舞团遇上了财政困难,令我惶恐担忧时,我就会这样问自己。从事舞蹈的人常被问:「那一样先行——音乐?还是舞蹈?」著名编舞家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答案最能一语道破:「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常被问及他为什么写作,他在《父亲的皮夹》(My Father’s
Suitcase)一书里的那发人深省答案,直扣我心弦,他的全情投入,不离不弃,满腔怒火,令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令我咀嚼推敲究竟我为什么喜欢编舞。巴兰钦的寯语,帕慕克的精辟,启发我有这样的回应:
我编舞,是因为身不由己。与舞蹈周旋,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心瘾,不能根治——说实话,我也根本无意戒掉。我编舞,是因为我相信现代舞蹈的威力、感染力、生命力,能冲破地域界限。我编舞,是因为这是我多年来所学所得。也成就了我。我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舞蹈能演出成功;即使不成功,我仍可以在创新作,这种奢侈感觉,过去常有,也令我感恩。
我自小沉默寡言,喜欢独处。编舞是为了与人沟通——视觉表达常常比语言更有效。我编舞,是因为我连自己的说话也作不得凖,别说其他人(包括某些我认识的人在内)。我编舞,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我能够跟我喜欢又信赖的舞蹈员、拍档等合作,他们甚少给我带来烦恼。另一原因是我不适合从事一般人的工作。除了舞蹈外,我很难找到其他生计,尤其是要和公众打交道的工作。我编舞,是因为台下观众必须与台上的表演者保持一定距离,令我感到安全些,这也是有帷幕舞台的好处。
无疑集体创作和民主制度有时是可行的,但对我来说,善意的独裁才是最好的编舞方式,这也是编舞使惬意的原因。我从不为大众创作,我是为自己创作的。换句话说,虽然舞蹈是供人观赏的艺术(否则还跳来干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要创出我自己喜欢看的舞蹈。
我不是说我不会向其他舞者偷师,但我只取法乎上——例如格蓝姆(Martha
Graham)、都铎(Antony Tudor)等——又或是当我觉得可以把那支舞改得更好。
虽然我来去只有两、三支舞在心底,且都是儿时铭记在心的点滴,但我总是精心设计,使看不出是重复。正因我的舞换上了不同的装束。观众有时还以为是其他编舞者之作。我对这些误解的回应,视乎我觉得有这想法的人有多聪明。对我来说,扮变色龙是最容易的。可能是与生俱来,也可能是为自保,而最不耐烦扮演的角色,是备受赞美的公众形象。名气带来的责任,对我只会造成滋扰,也是我绝对不想要的。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匿名的。
舞蹈这种艺术,要求有舞台扮相(亦既是有如小说手法的以假当真),但我喜欢以自然手势,寻常姿态入舞,使台下看来,清楚认得是人人共通的身体语言。其中最有趣的,是男女结合的动作和相关内容,简单地说,即种种「人之常情」。
当我编的舞惹来争论,我便感到高兴。因为我编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提出疑问,而不是给予答案。我虽然热爱舞蹈,但编写新作时仍免不了胆战心惊,亦正正是这恐惧化成更多的原动力,令我非常珍惜。要了解每一首用来入舞的音乐是很花精力的工作,但我乐此不疲。当我们确定能负担每首音乐所需的版权费后,便要将逐节乐章细读、计算、背熟。我一直未懂得读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方面。
编舞,是因为可暂时从现实世界中释放出来,,因为可以用舞步来建立新的宇宙,因为我要人们认识自己,更因为可以感受在见到每一个舞蹈员冒着生命危险做动作,又在跌到后迅速恢复过来那种放下心头大石的欣慰感觉。
我编舞,不是要为目前这一批舞蹈员编排出美丽的画面在台上展示,而是要建立舞蹈的骨干,即使日后表演名单有变动时,也不受影响。我编舞有很多理由,可能是要让舞蹈有实际用途,或是要止多年之痒,或是要减少那种孤独感觉。编舞的原因多不胜数,但都源自我初接触舞蹈时的汹涌热爱。正如小说家卡缪(Albert
Camus)的金句:
人的工作只不过是
在迂回的艺术路上辗转重觅
为连两三个当年乍见
令他心扉大开的伟大而简单的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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