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谷文达耗时八年创作的《碑林》（1993-2005），以《唐诗三百首》和伯纳恩的英译（下右）为蓝本在石碑上摹刻唐诗。

南美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开闭幕式听众多达万人。这是露天小剧场的朗诵会。

前南斯拉夫一次乡村墓地朗诵会。蔡天新摄于2004年。

    19世纪出生的美国诗人、学者维特·伯纳恩（Witter Bynner）早年曾来中国旅行。回国后与一位名叫江康湖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出版了《唐诗三百首》（1929），至今已出了15版。伯恩纳在译序里写到，他（与其他欧美人一样）年轻时接受的文化熏陶不外乎两个渊源，即希腊和希伯来。前者明晰、客观、匀称，有着简练之美，后者浮华、主观、骚动，有着雕琢之美。可是，当他初次接触到中国诗以后，便确信这是一种全新的、美丽而精深的文明，他尤其惊叹于中国诗中自然之美和虚幻的语词之美间的天然联系。的确，从《诗经》到屈原、陶潜，再到唐诗宋词，从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中国一直是个诗歌大国。

    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最古老的发明大概要算诗歌和数学了。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就有了这两样东西。如果说牧羊人计算绵羊的只数产生了数学，那么诗歌则起源于祈求丰收的祷告，由此看来，它们均源于生存的需要。作为一种特殊的运用语言的方式，诗歌总是给人以一种独到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在历史上，诗歌曾经达到和取得的辉煌是后来的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日渐加快，人类欣赏这类画面或音乐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内心的宁静和喜悦也越来越罕见。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指出，“诗歌是散文言所未尽之处；人有所怀疑，就用语言去解释，用散文解释以后，尚需进一步解释的，则要由诗歌来完成。”这里的散文当然包括小说。可是，在今日社会，人们已经够忙碌的了，他们阅读小说主要是为了阅读故事，正如他们看电影听歌曲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那还需要诗歌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越是疲惫的心灵，越需要得到某种特别的安慰。问题是，他（她）们读到的作品是否能起到排忧解惑甚或指点迷津的作用。这就要求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为了理解一首诗的洞察力，免不了需要一番解读。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历代学者的倾力研究和注释，唐诗宋词能否被那么多人理解和喜爱呢？这无疑会成为一个问题，也正是我们编选和注释一套诗歌读物的出发点。我们对诗歌始终保持乐观态度的一个原因是，每一代人中间都有千千万万颗心怀有各式各样绚丽多姿的梦想，并努力把每一个梦想付诸实施，这些人可谓生命中的舞蹈者。他（她）们或许一生默默无闻，永远不为人所知，可是，也正是由于他们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才使得这个纷繁的世界变得可爱，精彩纷呈，适宜于居住。

    古往今来，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主要体现在心灵方面，可是对行动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没有什么能比真正的自由更重要的了, 而自由的获得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艰难许多。德国批评者冯·沃格特指出, “我们被错误地灌输了一种看法, 即把摆脱旧的暴政看作是自由的本质, 实际上那只是自由的属性, 自由只能从一些自我规定的新规则中才能获得和被建立。”我相信，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也是为了确立这样一种规则。

    无论如何，在商业社会或技术社会的今天，诗歌离开中国的大众却越来越远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假如有一天诗歌突然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那多半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所谓“梨花体”和“诗人住鸟巢”的报道就是其中的例子。究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国人向来缺乏仪式感，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宗教观念的淡漠不无关系，甚至有些单位里开会也要画圈发奖金，否则就很少有人参加。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朗诵会和诗歌节的气氛，诗集也就少有人问津了。其次，几千年来古典诗歌的传统根深蒂固，使得现代人一时难以接受现代诗（古装戏的层出不穷，同样限制了现代戏剧的发展）。199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社会的迅速到来，人们很难找出读诗的理由。

    可是，正如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言：读诗使人灵秀。远离诗歌会使少女的青春变短、妩媚减少，使少年生气勃勃、温文尔雅的气质蜕化，更可怕的是，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僵化、思想匮乏，沦落为行政文件、报刊杂志、电视剧、流行歌曲的实用工具。而一部分诗人也因此自暴自弃，让人痛心。但我相信，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和诗歌渊源的民族，是不会容忍自己赖以骄傲的文字永远堕落下去的。“没有伟大的读者，就不会有伟大的诗人”，一个半世纪以前，华尔特·惠特曼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三联书店出版《现代汉诗100首》（黄卷，2007年6月）

《现代诗100首》（蓝、红卷，2005年初版，2006年重印）定价：19、18、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