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二）

   应该指出，晚清钱币学者和藏家深受乾嘉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崇尚书本，脱离实践。这便使他们对钱币实物的解释具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导致一些离奇见解的提出。鲍康的母钱说，李佐贤的试范说，这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见解出自于当时泉界的代表人物，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的母钱研究和鉴定，概括地说，基本上因袭了鲍康等晚清学者的方法论及其母钱鉴定结果。20－30年代，王荫嘉、张絅伯、黄鹏霄等钱币学者和收藏家收集、研究了母钱。有充分理由使我们断言，学识渊博的王荫嘉对冶金铸造理论与实践、金属物理等缺乏了解，因而其母钱研究必然停留在猜测臆断的水平上。就目前所知，王是第一个发现锡母（光绪通宝宝浙小平锡母）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承认铁范铜试铸钱与铁母并存的学者[2]。我们已经证明，锡母非母钱[3] ；我们还可以严格地证明，铁范铜试铸钱绝非客观存在物。既然如此，王的母钱研究并未在研究方法上与鲍康、李佐贤划清界限，未脱离鲍李之窠臼。至40年代，王的认识有所发展，认为前人李佐贤的试范钱名称不妥，应改称铁母[4]。这一发展不能说明他已脱离鲍李之窠臼。试问，如何证明铁母必是铜质钱？正因无此证明，当今钱币学者有主张铁母为铁质者[5]。王认定一枚“元丰篆书折二铁母钱”，其特征为“文有廉锷，光芒四射，如初发于铏”[6]。试问，此种钱文如刀切的未启用的新母钱如何证明？未启用的原因如何证明？若以为钱文如刀切为母钱特征，则必须证明母钱在印模过程中不会磨损。而不磨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证明该铁母未启用的原因。这种证明显然是无法给出的。因此，王的母钱鉴定仍然是一种猜测，如此而已。就此而言，王并未在前人鲍康、李佐贤的路上再向前跨越一步。

    张絅伯于二三十年代从北京东安市场钱商王筱德处购买了不少清代母钱[7]。 这些母钱于50年代辗转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8]。王筱德所出售的清母钱是真实的母钱吗？我们不认为，凡古钱商贩都造假卖假，但钱商造假卖假确多有事实存在，包括学者型的钱商亦有造假卖假者[9]。我们认为，王筱德所出售的清母钱不可能有真正可靠的母钱，因为母钱过去（晚清、民国）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可靠的鉴定之标准。王筱德鉴别、认定母钱的标准和能力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鲍康的水平。或问，王筱德于清末在钱局工作过，其所售母钱的真实可靠性还不能保证吗？不能。因为，“王筱德于清末在钱局工作过”不是保证“其所售母钱的真实可靠性”的充分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有充分理由使我们断言，二三十年代泉界没有母钱鉴定标准，否则今天对母钱鉴定就不会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员黄鹏霄在其所撰的《故宫清钱谱》中确定六、七号钱和八、九号钱分别为重合关系钱，即两对彼此相对应的祖钱和样钱（后者由前者直接或间接产生）。事实上，六号钱不是七号钱的祖钱，因为，两个“宝”字中的“王”部笔划搬家，这种情况在祖钱→母钱→样钱的产生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八号钱也不是九号钱的祖钱，因为样钱的满文高于祖钱的满文，而二者的“当”字却等高，这在印模铸造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10]。这一错误断定表明，黄氏之鉴定也无钱局的原始著录档案依据，由此推知其母钱之断定亦系臆断。黄氏在其著作中首次援引了《皇朝文献通考》关于祖、母、制钱的记载：“凡铸钱之法,先将净铜錾凿成二钱三分者曰祖钱，随铸造一钱六七分不等者曰母钱，然后印铸制钱。”但是，黄未对之加以研究，因而他不知一钱六七分重的母钱是康熙前期颁布的铸制一钱四分重制钱的母钱。显然，他是把一钱六七分重作为小平的母钱重量定制加以援引的[11]。由此也可断定，黄氏未对母钱作过较切实的研究。三四十年代，马定祥从北京黄鹏霄、王希贤等处得到多种祖、母、样钱。既然黄氏的鉴定也是主观猜测臆断之类，那么，马从黄处购得的祖、母钱的真实可靠性则无从谈起。

    顺便提及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事实。约二三十年代，王荫嘉受戴葆庭之赠而获得咸丰重宝宝泉当十铁母一枚，而马定祥也有一枚与之完全相同的具有重合关系的咸丰重宝宝泉当十雕母。经测量，二者拓片尺寸完全相同（直径均为38毫米）[12]。这证明马的钱必不是祖钱。这件事说明，祖钱的鉴定也应该给出可靠的证明，否则，将一枚铸作精美的常钱用雕具处理一下而冒充祖钱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因为制作祖钱的基本雕具至今尚未弄清，从而无法判定其雕痕的真实性。这不是孤例，至少还可举出几组祖、母同径重合关系钱（关于祖钱必须证明的论证将另文给出）。

    从鲍氏至黄氏的这种臆断式的研究方法和鉴定方法发展至4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亦即“一望而知其为铁母（母钱）”。当时的学者藏家所见钱币实物无论如何之多，而对于多如翰海的两宋钱币而言，仍是苍海一粟。就此而言，他们所认定的铁母是极不可靠的。当时广穿宋元通宝铜者被定为铁母，今被证明它未必是铁母，因为广穿宋元通宝铁者铸于西川，铜者铸于华北地区[13]。与此类似者有背“陕”宣和小平铁母，昔极少见今多见，于是只能被看作铜铁两铸现象。由此可见，凭直观的印象、凭有限的见闻去鉴断铁母显然是不可靠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泉币》中也有些文章不轻言“一望而知其为铁母”，而代之以“当系铁母”或“当为铁母”。既然是“当为”，其鉴定自然是猜测或推断。讨论铸造铜钱用的印模母钱，《泉币》中少有文章刊发。为什么？铁母似可据铁钱之式作某种推测，尽管这种推测并非可靠。而印铸铜钱的母钱，则无有或少有可作推测的前提。在此情况下，便有违反论证常识的非常困难的论据被提出：“同好定为母钱，当有由也。”[14]  这与鲍康的“或云当系母钱”何其相似乃尔。

    40年代的这种臆断方法成为20世纪后半期钱币学者和藏家鉴定母钱的方法，且一直沿用至90年代初期。此后有人试图对母钱进行定量研究，其方向正确，但因其以合金收缩等金属物理学的概念与理论作为母钱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失误而导致研究结果与客观实际相悖[15]。

    （二）90年代的母钱研究与鉴断运用了母钱特征研究不可或缺的比较方法，但均违反可比较原则，即在非同一关系下进行比较，且无客观的比较标准，因为，比较时所用的同版别、同版、同版同式等概念本身从未被界定清楚（这导致迄今所见个例比较未有符合母模子肖客观规律者，其证明另文给出），比较的标准也从未真正找到（定性比较标准是真实可靠的母钱实物，定量比较标准则是符合砂型铸造规律和古钱加工实际的客观的数量标准）。

    （三）正由于上述原因，以往所有关于母钱的论述中充斥着逻辑矛盾、预期理由、循环论证等一系列初等方法错误，这样的母钱研究根本无法称之为研究。既断定锡质印模母钱存在，又断定母钱重于子钱；既肯定母钱尺寸大于子钱，子钱尺寸小于母钱，是由于铸后加工所致，又肯定铁钱往往只锉平铸口的毛茬；既断言清母钱具有外轮尖削典型特征，又断言有的清母钱没有外轮尖削的典型特征；既承认母钱重于子钱，又承认母钱为黄铜、子钱为红铜；既断言母钱的边郭字文具有拔模斜度特征，又断言拔模斜度通过铸造遗传给子钱（亦即，拔模斜度既为母钱独有，又不为母钱独有）……  诸如此类说法或直接构成逻辑矛盾，或隐含逻辑矛盾[16]。  至于预期理由、循环论证更是俯拾即是。先将几枚钱“定”为母钱，然后据之总结母钱特征，最后再据此特征去论证已被认定的母钱[17]。这些问题显然产生于母钱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缺陷。

    （四）许多有关母钱论述中，充斥着种种违反科学、历史常识的说法，从而导致释义性语言迷失，这种情况甚至影响了自然科学史学者的正常思考，如锡母等问题。在以母钱数以万计高频次印制型腔的生产条件下，硬度仅为 HB5的锡金属显然不可为母钱，而可以增其硬度和耐磨性（且不改变锡的颜色）的砷、锑、镍三种可加入元素在宋明两代尚未得到生产性利用，因此锡质印模母钱绝非客观存在物 (我们已给出锡母非母钱、实为夹锡铁钱之样钱的逻辑证明 )[3]。还有学者论证咸丰母钱之边道具有车削特征, 但中国始用车床车削金属于同治中(1869年)，如何车削此前的咸丰朝之母钱？诸如此类违反常识的母钱论说俯拾即是。此类问题产生之关键，不在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而在于其方法论前提之缺陷。

    由上所述可知, 以往的母钱研究是在无一枚真正的母钱实物（这本身即违反蒙德柳斯方法论原则，它强调sicherer Fund 即真实可靠的实物为考古研究之基础）、无任何恰当的理论基础、无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研究活动不可能具有合理性、正确性和有效性，其研究结果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