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先生逝世15周年，世人深切缅怀这位“从中国的天宇间陨落的璀璨之星”。周昌义老师因为曾经错过路遥，在他的博客里写下这段经历，用他的方式纪念路遥，却招致众路遥迷们强烈的人身攻击，实在看不下去了，跳出来说两句，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周昌义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当代》是什么样的杂志社。

    2003年5月想写一本叫《以赌为生》的书，只因为曾经深陷赌场八年，赌得倾家荡产，赌得山穷水尽。辞了职在家用半年多的时间写完初稿。 2004年春节刚过，带着十来本稿笺纸上写的，洋洋洒洒二十四万文字进北京找一个叫周昌义的老师。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周昌义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青年，中年，老年，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男性，女性（当然，从名字上大致可以判断是男性），统统一无所知，仅仅凭一种直觉。为什么会有一种直觉？看《当代》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当代》就在我的枕头边陪着我长大。就算如此，在想写小说之前我也不知道周昌义老师是曾经编发过《尘埃落定》，《国画》，《沧浪之水》《大国之魂》等等优秀作品的资深编辑，只是在2003年想写小说之后才去注意《当代》每篇小说后面的责编。这一年，《当代》有两部长篇吸引了我，一篇是《蓝衣社碎片》，一篇是《白豆》。尤其《蓝》的作者，竟然也是一个从来没发表过东西的人，比我还年轻。这无疑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再一看，这两篇作品的责编都是周昌义，就决定去找这个叫周昌义的老师。他或许会帮助我，他要不帮助我，我就在北京挨个的找，就不信找不到对我的东西感兴趣的人。现在回头看，当初我那二十多万流水帐一般杂乱无章的文字简直就是垃圾，一堆废纸。

    去就碰到了周昌义老师，男性，五十上下，个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中国人，连他的神情也是那么普通，丝毫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伟大，神圣，他正好走出来。我说，请问周昌义老师在哪一个办公室。他说，我就是。

我顿时激动得满脸通红，哆哆嗦嗦说明来意，再哆哆嗦嗦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周昌义老师说，不看这个，只看稿子。我把稿子交给了他。他说看完再说。

    十来天后我在北京安定下来，给人做保姆。又去《当代》。一见面，周老师就说，太平铺直叙了嘛。就连这会儿，我还没听出周老师普通话里夹杂着浓浓的椒盐味，还不知道他是四川人。他也不知道我是四川人。几句话之后就把稿子退给了我。那一刻我一点也不失落，反到有些惊喜。能说出意见来，那证明周老师看过我的稿子了。我不怕改稿，也不怕从头再来，就怕没人看我的稿子式。名师就是名师，短短几句话就把我混乱的思维理清了，我找到了奋斗的方向。

    一回到雇主家，我立马开始推倒从写。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写了大概六七万字的时候我有点心虚了。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却不敢断定自己走没有走对路。我又一次去找周老师。没想到的是周老师竟然还记得我。更没想到的是，同样内容的稿子，没有一点陈见，拿着就看，还认认真真看完了。他发现了可教的地方，让我坐下来，跟我认真地谈，认真地启发我，鼓励我接着写。

    这回我信心倍增。又是半年之后，我兴冲冲地拿着新鲜出炉的第二稿去找周老师。这次周老师很快就看完了全稿，又拿给其它老师看，后来说送去终审了。我欣喜不已，又隐隐感到有些惶恐。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果然终审下来，不用，退稿。

周老师把老师们的意见说给我听，又开始启发我，说我有一堆好砖头，却没造出好房子来，可惜了。

    那些天我真是既兴奋又迷茫。我的稿子周老师不但看完了，其它老师也看了。我还得到了他们向上推荐的意见。那张纸我复印了五份，到现在只剩下毛壤壤的最后一份，做为个人史料永久保存。确实太珍贵了，后来在我完成第三次推倒从来的过程式中一直修正我，鼓舞我。

    但在当时，我很迷茫。我还不了解周老师，也不了解《当代》。我想，我是不是没在小说之外做功课。以前在单位上上班，我干过销售，很有职业敏感和素养。那时在北京，我已做了一年的保姆，省吃俭用攒下六千来块钱，我是不是该放血没放才被退稿，我豁出去了。想明白之后，我打电话给周老师，先绕着弯弯说了几句，然后奔向主题，周老师，我请您吃饭好吗。想着他若是答应了我，我用一千块钱请他吃一顿饭，再趁机把剩下的五千多块钱一齐塞给他。

    没想到周老师象是被马蜂蜇了，深怕掉进某种陷井，断然拒绝道，不用不用。那一刻给我的感觉是，就这个问题我再多说一句话他就会不理我了，我反倒给他一个很坏的印象。我忙打住。在《以赌为生》出来之前就再没有勇气第二次提出这个想法。

    利诱不行又无法威逼，不推倒从来我能干嘛。

    这一次周老师和洪（清波）老师建议我用电脑写作，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是一个漂在北京的保姆，洪老师说他们编辑部有一台闲置的电脑，看能不能用，能用就拿给我用。曾以为自己天马行空的性情可以随意地出入社会，可是当我真正地远离了人群，才发现自己有多寂寞，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周老师，是洪老师，是《当代》让我感觉到与社会还有一丝联系，洪老师那句话温暖了我整整一个冬天，尽管我最终没用上那台电脑。

    随着知识的积累，不懂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找周老师。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心服口服的解答。非常宝贵的是，在指导一个文学初学者方面，周老师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耐心。以我个人寓见，凡是有生活底子想要写出作品来的人，不管你的东西有多烂，只要能提炼出价值，周昌义老师就有能力把你调教出来，不但有能力，而且有眼光，有魄力。在后来的叙述中，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深切的感叹。

    我和周老师都是率直之人，每次见面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直奔主题，说完就走。我对他所有的了解都是在熟悉了电脑与网络之后。在他的指引下，我一天一个样地成长起来，这样的进步连我自己都兴奋和惊叹不已。他总是能指出我稿子中没有用够功夫的地方，就象那些东西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他知道软肋在哪儿。且我改多少次稿，他就认真看多少次，才会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一箭封喉。每一个从他那儿受益的作者无不惊叹他这一点，可想效果有多大。

    又是一年过去了，到2006年1月，第三稿出来，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语言方面，可也有了发表的价值。这一次终审通过了，于2006年6月1日发表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三期上。

    《以赌为生》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品，甚至连大都说不上，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类人的生存，现实中有一类人确确实实以这种方式生存着。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看，真实。

    我，之前连一个铅字都没未曾有过，出身于工科之人，在周昌义老师的帮助的指引下，三次推倒从来，历时三年，最终写成了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上，除了勤奋，我什么都没付出。

    领到稿费了。《当代》所有的老师都为我而高兴。我再一次提出请他们吃饭。我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北京，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连一个为我庆祝的人都没有。周昌义老师说，回去家里人为你庆祝吧。他再一次拒绝了我，还说是代表《当代》所有的老师。记不清是哪一位老师说，快要下班了，快去银行把钱存了。周老师又说，干脆打个的，花点钱，别去挤公共汽车，把钱挤掉了。

    才一万多块钱。想当年，我飘在赌场，多少个深更半夜从赌场出来，拎着包里几万块钱在街头游荡，打不着出租车走着回家呀。

    和周昌义老师唯一一次关于吃饭的联系是在今年的2007年7月，我的第二个长篇小说《我不想窥视你》写完之后，发给周老师，估计他该看完了，我动身去北京。又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又见到了熟悉的人。周昌义老师和徐子茼老师一齐跟我谈论新作，一晃就到到中午饭时间，我说我请两位老师吃饭。周昌义老师早让人为我打了饭。老师们都下班了。周老师断然打断我的再三推脱，叫我快点吃。恭敬不如从命。我打开盒饭，好大的一份，一盒饭，一大盒菜，还有鸡肉，说，周老师您忙您的，我自己吃。周老师先吃完了，中午和洪老师有约，也不多客套，把我一个人扔在办公室里走了。我，一个文学青年，或说是文学老年，坐在《当代》杂志社办公室里吃《当代》老师为我打的饭，感觉咋那么象一个乞丐被扔在一座金山上，抱着一块金子把玩。

    吃完饭，把鸡骨头包了走出门来，扔在垃圾桶里。整个杂志社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我抹抹嘴走下楼去。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周昌义老师，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家老牌杂志《当代》。不要说我眼界有多狭窄，评价有多偏颇，《当代》之外，我不是没有经历过。在北京，两年半的时间，在经历前两次退稿的沉重打击下，我象所有挣扎在铅字外的文学青年一样访遍了各大小出版社，各大小编辑。得到的态度有三：一，去，一看你是个小文青，断然拒绝。态度稍微缓和一些的就是把稿子留下吧。之后你再找去，不是没看，就是敷衍说几句，怎么怎么样，但是怎么怎么样。我不相信他（她）是真看过了。态度二，我去拜访过某著名出版人，一听是写赌的小说，看都不看就说，这个题材我们不做。这种态度持续到后来《以赌为生》出单行本。严小鄂小姐在英国读书，从网上看到我的事迹，看到这个小说还没出单行本，就从英国飞回来说做我这本书。出国之前她就做过多年书。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她拿着我的稿子去各家出版社联系，费尽周折，只因为题材是写赌被拒绝。直到遇到中国工人出版社，不知是哪位领导也喜欢《以赌为生》，力排众议，最后由朱昆老师编辑，单行本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态度之三，也有热情的编辑，热情地鼓舞我从事文学创作，也不厌我三番五次地打搅，具体到《以赌为生》却给不出半点中肯的意见。那时候，我深切体会到周昌义老师有多宝贵，《当代》杂志社有多宝贵。除了倾心尽力地帮助我，指引我，他（她）们就没说过一句杀死《以赌为生》的话。

    人非圣贤，塾能无过。二十年前，周昌义老师曾经错过路遥先生，错过《平凡的世界》。二十年后心境和阅历都不同了，他只是把当年的那一次错过——他已经意识到错过了——平平静静地叙说出来。

    热爱路遥先生和热爱《平凡的世界》而攻击周昌义老师进的人们，你能说你一生中从来没有走错过路，你又敢说自己在职场中从来没犯过错。周昌义老师也曾经年轻，正因为自认为曾经浮躁，正因为擅于反思自己的言行，他才会成长为如今中国最好的编辑之一。人们只看到了《尘埃落定》，只看到了《国画》，只看到了《藏獒》，只看到了《大国之魂》，只看到了《英格力士》，只看到太多太多好作品，有谁看到在这些作品后面除了作者还会有谁。

    何况周昌义老师真的错了么。两个优秀的男女没结合在一起是男人错了，还是女人错了。作品跟编辑何尝不是一种联姻。哪一位编辑老师在编稿时不带着强烈的个人喜好与偏见，被承认的就一定是好东西？被否认的就一定是坏东西？我们不是期待着编辑只对作品说话么？二十年前周昌义老师看了《平凡的世界》，有他当时的眼光和尺度，就象我们女人六十年代找工人，七十年代找当兵的，八十年代找什么（忘了），九十年代找大款，不也是带着深深的时代眼光。周昌义老师怎么着了，以他当时的眼光和喜好就是觉得不好，就是读不下去，不能代表全部，至少也代表了一部分读者的眼光吧。谁看得穿二十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有爱读书的人会有什么心境，周昌义老师看得穿他就是圣人了，可他是凡人。如果一个编辑对自己不看好的作品，仅仅因为他是名家而另眼相待，中国的文坛还有什么希望；如果所有的编辑都向名家索稿，出名家作品，不管好坏，那我们这些对文学怀有虔诚敬仰的文学青年或老年还有什么希望。

    我一点都不否认路遥先生的伟大，我一点都不否认《平凡的世界》的伟大。古今中外曾经命动多舛，后来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家和作品少了么，可他（它）们又有什么理由曾经命运多舛。正好路遥先生遇着了，正好《平凡的世界》遇着了，正好周昌义老师遇着了。

    向周昌义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

    向《当代》杂志社致以深深的敬意！

    向路遥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