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五京伯文钱牌综考

笔者在拙文《辽代的钱牌》中，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中国北方几个大城市古玩市场，曾短暂出现过辽代五京钱牌的情况做了详尽介绍，并为自己当时泉识不深，错过购买这些钱牌大好时机而懊悔万分的心情做了回顾。近三十年来，笔者走遍大江南北，仍始终未能集全这五京钱牌。钱币网络、报刊、谱录，也未见有关辽五京钱牌系统的报道和研究论文。

近千年来，只见内蒙古、赤峰市程正航，于2001年第1期《收藏》杂志发表的《“统和元宝——中京伯文钱牌”》；裴元博，陈传江2010-1-7于泉痴山人博客发表的，《契丹“‘统和元宝’中京伯（佰）文”银钱牌》；柳贵田2011年2月23日发表在“收藏快报”的，《“大辽中京府背准壹拾文省”银钱牌》；京川游侠2011-7-2于其博客发表的《大辽西京亦有牌，重熙通宝伯文现，荣誉展呈“‘重熙通宝’西京伯文钱牌”》；裴元博2011-10-16于泉痴山人博客发表的《辽代的钱牌》等五篇有关辽代钱牌信息的文章。其中谈到辽代五京钱牌全貌的仅裴元博《辽代的钱牌》一篇文章。

裴元博在《辽代的钱牌》第二节“辽代五京伯文钱牌”中，回忆他曾见过的五京钱牌后说：“上京伯文钱牌应铸于天显十二（937年，应为十三，938年，可能误。）年，此时皇都已改为上京，此钱牌可以证明。东京伯文应铸于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改原南京为东京后，此时东京仍为东丹国国都，故钱图仍用“开丹圣宝”。南京伯文应铸于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改原幽州为南京后，故用改元新钱“会同通宝”钱图。中京伯文应铸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之时。西京伯文应铸于重熙十三年(1044)，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之时。”

裴元博这段话记忆可能有误，因为最近京川游侠先生发现并购藏的一套辽五京伯文钱牌不仅铸造时间与裴文有出入，而且钱牌用钱也并非如裴元博所叙。是裴元博记忆错误，还是另有裴记忆中钱牌没有发现？这个疑谜虽暂时无解，但京川游侠先生辽五京伯文钱牌的发现，已足以让泉界震惊，因为它们又一次改写了中国钱币历史，再次显示了契丹人的聪明睿智与契丹文明的博大精深。

游侠先生的七枚钱牌，一套五京伯文钱牌（见图1-6）与一枚“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见图a7），一枚“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钱牌”（见图a8），均应为北方黑龙江坑所出土，锈色为典型的绿漆古与褐黄古锈交织，上缀片片白绿锈，锈片坚固透骨，层次自然分明。七枚钱牌均高约60-65毫米，宽约35-37毫米，厚约4-4.5毫米，重约60-70克间。七枚钱牌均为长方片形，五枚伯文钱牌与十六两盐牌，顶部左右两角都抹角成圆弧形。“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钱牌”上部两角均为直角。牌正反面均围有宽2-2.5毫米，高1-2毫米的边缘，牌的上部均铸有小平钱币一枚。上京为“天显通宝”，为长天业显蛇头通大宝版式。南京为“天禄通宝”，为大天示旁不借水禄田通大宝版式。东京为“保宁通宝”，系圆口大保短丁点心宁阔通大宝版式。中京为“统和元宝”，系小字版统和。西京为“重熙通宝”，系楷通版方字重熙。

笔者与泉友凌祖铭教授藏有上京、中京、南京三种材质和游侠钱牌有异，锈色不同的三种铜钱牌（见图a1-a3），陈传江藏有一枚中京背阴刻契丹文“中京留守”银钱牌（见图a4），都可为游侠五京铜钱牌确为真品“背书”担保。

“‘天显通宝’--上京伯文”钱牌（图1、），应铸于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因此时皇都才改为上京，此钱牌可以证明。“‘天禄通宝’—南京伯文”钱牌（图2、），应铸于天禄元年（947年）九月丁卯，因此时才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保宁通宝’—东京伯文”钱牌（图3、），应铸于保宁元年（969年）二月。“‘统和元宝’--中京伯文”钱牌（图4、），应铸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十月，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之时。“‘重熙通宝’--西京伯文”钱牌（图5、），应铸于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辽兴宗升大同军（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之时。

其中“南京伯文”钱牌，笔者坚持认为最早应是辽太宗铸于天显十三年（938年）十一月丙寅，改元会同后，牌上所用钱为“会同通宝”。这有游侠先生的“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可以证明。

当时，辽代上京周围盛产池盐，如鸳鸯湖、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泺、百狗泺、盐山等地，都出产池盐。辽建国前就利用境内的池盐做了很多政治工作，利用盐控制了八部契丹的命脉。建国后，辽逐渐对池盐、海盐的生产贸易，实行了国家专营。盐的交易为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游侠先生的“会同通宝——上京盐十六两盐”牌与“‘天显通宝’--上京伯文”钱牌同形同大，说明它们等值，可以互换，形制相同，表明它们是同时期铸制，是同时期器物。同时揭示了当时的官盐价，是每斤（十六两）100文。

会同时期，上京的盐牌用“会同通宝”，不可能刚收进辽版图命名的南京，不用“会同通宝”铸伯文钱牌？辽代绝不可能等9年后的天禄元年（947年）才去铸“天禄通宝”南京伯文钱牌？愚意以为，“天禄通宝”南京伯文钱牌，是辽世宗战胜奶奶应天太后登上帝位之后，为父亲耶律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复仇，树立自己形象，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废除了辽太宗“‘会同通宝’南京伯文”钱牌，改为铸造辽世宗自己的“‘天禄通宝’—南京伯文”钱牌。

而辽世宗的这种作法，正是效仿了他叔父辽太宗，对待他父亲东丹国王耶律倍，所铸“‘开丹圣宝’南京伯文”钱牌的作法。天显三年（928年），东平郡升为南京，太宗迁东丹国君民于南京，名为东丹国都。四年耶律倍效上京铸钱牌，为避嫌，没用自己的年号钱“甘露元宝”，而用父皇阿宝机建东丹国的纪念流通币“开丹圣宝”为牌铭，铸造了“‘开丹圣宝’南京伯文”钱牌。938年，辽太宗改南京为东京时，“‘开丹圣宝’南京伯文”钱牌自然废除，新南京己铸“‘会同通宝’南京伯文”钱牌，东京钱牌铸铭何钱？笔者推测，此时东京钱牌可能是以法定流通币“千秋万岁”钱作为牌铭。因为此时无年号钱可选，又不能特为钱牌另铸一钱，更不能不铸新钱牌。所以，“千秋万岁”钱是唯一的选择。由此，可知第一代“东京伯文”钱牌，全称应是“‘千秋万岁’东京伯文”钱牌。

至于，辽景宗保宁元年改“‘千秋万岁’东京伯文”钱牌，为“‘保宁通宝’东京伯文”钱牌，亦是为纪念父亲辽世宗，树立自己形象，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废除了辽太宗“‘千秋万岁’东京伯文”钱牌，铸造辽景宗自己的“‘保宁通宝’东京伯文”钱牌。当然里面也不乏统一用年号钱铭制“伯文钱牌”的因素。

京川游侠先生的五枚钱牌，不但揭示了辽代这些尘封千年的历史，也揭示了辽代至少在辽兴宗以前一百多年间，辽政权在首都（上京）与陪都（南京、东京、中京、西京）五大经济圈内，始终铸造和发行、使用着这种钱牌式的信用货币的史实。为什么说它们是信用货币而不是虚值货币呢？因为辽建国二百余年内基本保持了物价稳定，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币值始终如一。根据辽代经济实际情况分析，辽代五京钱牌绝不会是虚值货币，而应和辽代标有币值“百文”的铜钱（见图a9、a10）性质一样，是辽代官方发行的具有国家信用的货币。

辽代伯文信用钱牌的产生是和辽契丹特殊的经济形式与风俗习惯分不开的。辽北、南分制，即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双重体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经济上的货币政策亦契丹与汉不同制。汉地多使银铜钱币，而契丹部族地区多使用银两与布帛，与中亚、西亚贸易又多使用金银币。由于辽境内汉人渤海人的居住地，多为头下军州，都归属某皇族或后族。而契丹、奚等部族，多以部落为单位聚居。所以辽契丹境内盛行集团式采购。所以，不管汉渤海人地区，还是契丹部族地区的贸易形多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加之辽地市场除粮食外，大多是大额贵重货品，如驼、牛、马、猪、羊等，携带低值铜钱很不方便，故大额钱币应运而生。

游牧民族天生注重信用，特别对代表“王信”的国家钱币，充满虔诚的崇敬和无比的信任。契丹钱币很早就有信用货币的性质，如建国前阿宝机铸造的“巡宝（又称‘巡贴’）钱”，就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钱币形领取赏赐的凭证。早期“万岁三钱”的当百、当千、当万，都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钱币，都是可兑现的足额货币，而非大额虚值货币。早期流通钱币因未镌刻面值易发生纠纷，所以自神册年起背镌契丹文百文的钱币率先在部族地区诞生并行用，进而在汉人地区也得到认同和行用。

百文钱为何受到青睐，并被作为基本货币单位？原来契丹人从实践中知道百文是贯的十分之一，百文是一文钱的百倍之数。一文钱是最小的货币单位用它或比它大十倍的十文，作国家货币基本单位似乎太细小，不适合辽的以批发为主，大多是大额贵重货品，如驼、牛、马、猪、羊等商品贸易的国情。只有百文才最适宜担当辽货币基本单位的功能，它横与银绢兑换方便，纵与贯成倍数，下与小单位文亦成倍数，换算也便捷方便。百文这个节点应是主币和辅币的最佳的黄金切割点。后代如现代人民币的基本单位元其实就是由百文演变而来。契丹人在一千多年前就以百文作为货币基本单位，应该说是对人类货币史的一大贡献。

百文钱既铸有方孔圆钱，亦铸有长方形钱牌。牌形物是契丹等马上民族腰带上悬挂的护身符演变而来，最早的长方形符牌就是契丹创造，最早的长方形钱牌亦应是契丹人创造。契丹最早的钱牌不是五京百文钱牌，而是天显元年阿宝机灭渤海国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命人皇王主之时，阿宝机颁铸的安抚渤海臣民的“开丹万贴抚宝背双龙”银钱牌（见图a5），而这种有金、银、铜三种材质的“开丹万贴抚宝背双龙”钱牌，又是从阿宝机铸造的“巡宝（又称‘巡贴’）钱”，就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钱币形领取赏赐的凭证演变而来。这是一种看似有货币单位有钱币用途的钱牌，实质是领取安抚物资的凭证符牌。

五京百文钱牌亦都是依照阿宝机的“开丹万贴抚宝背双龙”钱牌蜕变而来。它把当时铸造颁行的行用钱或年号钱做为主要图形，昭示了钱牌铸造的朝代及时间，铸造和行用地区以及面值。使用者对钱牌信息一目了然，既防伪铸，又方便了使用流通。伯文钱牌还继承了“巡宝（又称‘巡贴’）钱”，以国家信用担保形式领取规定实物的凭证功能，被当作我国最早的“现金支票”，具有在五京任一地区支取百文铜钱的公信力。因为钱牌的既可当作现金使用，又可当作“现金支票”使用的双重功能，深受国内民众欢迎。辽代百文钱与伯文钱牌使用了二百多年，并担当了基础主币的功能，直到银两币成为辽的主币后，钱牌才逐渐退出流通使用领域，它们可说是中国古代应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最大面值的信用货币。应该说，五京伯文钱牌的发明是契丹人对中华文明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这里顺便说说，柳贵田先生的“大辽中京府背准壹拾文省”银钱牌。这是辽中晚期针对行用钱、年号钱，多数轻薄窳劣现象而产生的长短佰钱。其“准壹拾文省银钱”的钱文告诉我们第一层意思：它是一种与伯文铜钱牌等值的银钱牌，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用这种银钱牌兑换铜钱，可兑换厚重的短佰，即不足百文的短佰，也可兑换轻薄的超过百文一定比例的长佰。第二层意思，是说它可根据银价的变动，调整它与拾文铜钱的兑换比例。假设辽初银一两值钱一贯（一千文），兴宗重熙末，银一两己值钱两贯（两千文），辽末保大年间，一两银已飙升至四贯（四千文）。那重约一钱的银钱牌，在不同时期兑换铜钱的比例就变得不同了。第三层意思，是说它可兑换十枚银小平钱。以上三点说明这枚“大辽中京府背准壹拾文省”银钱牌，是辽末产生的一种既可与伯文银钱牌进行等级比例结算，又可与铜钱进行比例结算的银辅币，是钱牌的进一步发展。

另，京川游侠先生传来的“‘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铜钱牌，应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年间（926-933年）所铸，也是一枚信用钱牌。其和辽五京钱牌同坑一齐出土，而且铸造时间也比辽五京钱牌早上5-10年，说明辽人是把它当成样板，学习创造出自己的钱牌、盐牌的。笔者相信，辽人是通过与后唐贸易或战争得到它的。辽人得到它，立即参照“万贴抚宝”，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仿造出比“‘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铜钱牌，更先进的五京伯文钱牌。“‘天成元宝’长安五十”铜钱牌，应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早的，具有真正钱币意义的铜钱牌。是辽代五京伯文钱牌的滥觞及源头之一。极具考古与历史价值，极其珍贵。

辽五京伯文钱牌的发明，行用，是符合辽代经济实际的创举。它和百文钱的大量行用，极大地缓解了辽朝对铜材的需求，使辽有资源、有条件、有时间、有技术、有人才，去专门研究和制造大量的特种钱和民俗钱。辽五京伯文钱牌和百文钱的大量行用，缓解了辽社会对费时、费资源、费人力、铸造低值小平铜钱的压力，造成了辽代铸造行用小平铜钱稀少的假象，实际极大地促进了辽代各种经济的发展，保持了近二百年的民富国强。

辽五京伯文钱牌是中国古代应用范围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最大面值的信用货币。它是中国最早、最受欢迎、最大面值的“现金支票”。它对周边国家和后世，在信用货币发行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它们在中国钱币史上的地位，是无任何钱币可以望其项背的，它的各方面价值，怎么估量也不过份。

泉痴山人2012-3-25日于京东